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咿呀学语时，他就和两个姐姐跟随着母亲一起来到北京，住进当时最著名的清华学府西院。父亲邓以蜇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教育家，时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小稼先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父亲身边长大，深受学者父亲和清华校园儒风的熏陶。他十分聪明，又很好学，五岁时就装着许多一般孩子所没有的中外文化知识上学读书，小学阶段一直品学兼优。
邓稼先13岁那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北平（即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一下子遍布京城。
一天，父亲原来的一位朋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到邓家来拜。没想到，那位朋友刚刚进门看到父亲，准备要打招呼时，平时一直都很和气的父亲竟勃然大怒，很严厉地质问他：“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位朋友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呆在那里。父亲指着朋友的公文包说：“我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人来。”朋友一下子明白了：邓稼先的父亲是嫌弃自己为日本人扶植的伪政府工作。朋友羞得不知道怎么回答。父亲大声地呵斥：“你给我出去！”这一声把房里看书的邓稼先兄弟惊呆了。这件事，给小邓稼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时日本侵略者规定：凡是中国的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要向其行鞠躬礼。小邓稼先虽然不能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知道这是一种侮辱，对此很是愤怒，可是他没有能力免除人们所遭受的这种屈辱。他宁肯绕道走冤路，也不去向日本侵略者行礼，他不能让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玷污。
国家的危险迫使小邓稼先时常去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和一群思想激进的同学一起聚会、议论，他的思想越发成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大地上越来越猖狂。每次他们占领了中国的一座城市或者是在战斗中打败了中国军队，他们都会强迫中国人上街开会庆祝胜利。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肉体的屈辱，更是一种心灵的折磨。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去游行就会被杀头。
有一次，日本侵略军又逼迫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邓稼先知道以后很是气愤，但是没有办法，必须得去参加游行。当游行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他就扯碎了发给他们的小纸旗，但是自己心里觉得还是不解气，于是他又把破碎的小纸旗扔在地上踩了一脚。邓稼先这才觉得自己心里舒服了一点儿，但是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被穿着便衣的狗腿子看到了。后来，狗腿子就找到了校长，要求校长交出这个胆大的学生，校长知道是邓稼先做的，但是出于对自己学生的爱护之情，就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了。后来校长便来到邓家，对邓稼先的父亲说：“邓先生，这样下去太危险了！这件事情早晚会被人密报的，你想个办法赶快让他走吧！”
父亲看到事情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只好让邓稼先离开北平去避难。临行前的晚饭很丰盛，但谁也吃不下去，父亲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从未有过的眼光看着邓稼先，过了很久，才坚定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更有用。”邓稼先把这句话一下子就印在脑子里了。就这样，16岁的邓稼先怀着满腹的心事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北平。
那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迁到昆明后，联合办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邓稼先逃到昆明，在朋友的帮助下安顿下来。稼先立即投入紧张的复习迎考当中，第二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虽然是抗战的极端困难时期，学校的条件极为简陋，生活十分艰苦，但联大师生都憋着一口气，捏着一把劲，决心“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因此，教师敬业，学生好学。“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师生们高唱着联大的校歌工作着、学习着、生活着、奋斗着。
稼先大学毕业后，在昆明市文正中学及培文中学任教。抗战胜利之后，北大迁回北京，稼先应聘为北大物理系助教，并被推选担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他当时才21岁。
1948年，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赴美到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进修。正好振宁的弟弟振平要去美国上大学，于是杨父将振平托付给稼先，二人结伴而行。稼先、振平在异国相聚，更是亲切异常，他们共同分析着国际物理学发展的新趋向。邓稼先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认识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热门学科，掌握好这门学问，是到达物理学前沿的必经之路。
认准了方向，稼先便决心攻读原子核物理。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不足两年便修满学分，博士论文《氖核的先致分裂》顺利通过答辩。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稼先就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在1950年国庆节前夕回到了祖国怀抱。
国庆节过后，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当时，原子核理论在我国还是一块空白，他潜心钻研，勤奋努力，为填补这块空白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许鹿希［许德珩（heng）的长女］结婚成家，过了几年宁静的幸福生活。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他办公室，给他打了一个哑谜：“国家要放个‘大炮仗（爆竹）’，让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虽没有明说，但稼先“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全然明白干这份工作正是他回国的目的、报国的夙愿，他当即点头，二话没说。
邓稼先就任后，立即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资料和设计原子弹模型。他对年轻的大学生说：“你们来到这里，就要做好无名无利的准备，但你们的工作必须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是领导，也是同事，是老师，也是战友，凡事都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所以，工作进展极快。1959年6月，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领头研究计算，步步攻关。无论在实验室，还是在荒漠沙滩，他的身影都闪现在第一线，他始终战斗在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
1964年10月16日，神州大漠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它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能力，宣告中国从此进入了核强国的行列。
1967年6月17日，又报喜讯：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了！这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有2年8个月的时间，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这是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远见卓识和领导艺术分不开的。
正是有了邓稼先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有这么大的本事”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才挺起了坚强的脊梁。可是，1986年7月29日，积劳成疾的邓稼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天为之悲，地为之痛，中国人民更是悲痛万分，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满怀悲痛写下了一首题为《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的挽词：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自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