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不义必自毙。
——《左传》
在我撰写的《处世歌诀》中，有“毁人自毁，玩火自焚”一语。这是为人处世中要注意的一条道德原则。
玩火自焚，语出《左传·隐公四年》：“夫兵，犹火也，弗戢（停止），将自焚也。”玩火自焚本意为玩弄火的反倒把自己烧死，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做坏事的人自食恶果。人们历来鄙视、痛恨坏人恶行，并不断用玩火自焚的道理警醒世人。
春秋时期的左丘明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事做多了一定会自取灭亡。唐代王梵志的《积善必余庆》说：“积恶必余殃。”积累恶行，一定会灾祸连绵。宋代林逋的《省心录》说：“为恶则恶报。”干坏事就有坏的报应。明代吕坤的《茔训》说：“害人适以害己。”伤害别人其实就是伤害自己。
有道是：仰天而唾落其面，逆风扬尘污自身。古往今来，做坏事的人无不是从害人的目的出发，以害己的结果告终。在这方面，明代宦官魏忠贤便是一例。
魏忠贤从小就是个二流子，因赌博输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而自阉入宫，后勾搭上明熹宗的乳母客氏，进而逐渐获得了熹宗的宠信。熹宗年少，喜欢干木工活，经常自己动手劈、锯、刨或者油漆木器，朝中政事全交魏忠贤。自此，“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魏忠贤传》）。魏忠贤广布羽翼，“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
为了打击异己，魏忠贤所控制的特务组织东厂和锦衣卫，设置了数不清的骇人听闻的刑罚，任意栽赃陷害和逼供杀人。他指使东厂和锦衣卫大肆捕杀不阿附于自己的官员，其中不少人是被酷刑摧残致死的。如诰命老臣、左副都御史杨涟死时血肉模糊，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情状惨不忍睹。同时，东厂和锦衣卫对百姓实施繁密苛细的侦伺察听，如若市井闲谈触犯了魏忠贤，“辄被擒僇（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明史·魏忠贤传》）。就这样，天下臣民随时可能遭到飞来横祸。魏忠贤操纵的厂卫组织，写下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特务统治最严酷、最黑暗的一页。
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其爪牙还在全国竞相为他建立生祠（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的祠庙）。“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明史·阉党列传》）。建祠之处，拆毁民房，强占民田，征收钱款，逼交贡品。凡不从者，皆以不爱魏公、不敬圣贤论处，致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倾家荡产。
就在魏忠贤横行无忌、张狂得意之时，明熹宗病死，魏忠贤失去靠山。朝野上下对他早就恨入骨髓，纷纷抨击、声讨。新即位的崇祯帝遂将其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讯，于赴凤阳途中的阜城县畏罪自杀。崇祯帝“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城门）”（《明史·魏忠贤传》）。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魏忠贤，落了个戮尸寸剐、悬首示众的下场。
玩火自焚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少见的。试看那些贪污受贿的人，那些敲诈勒索的人，那些流氓滋事的人，那些盗窃抢劫的人，那些中伤、诽谤他人的人……到头来不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做坏事的人，损害他人的利益，违背社会道德，扰乱社会秩序，触犯国家刑律，必然引起民众的愤慨，必然遭到舆论的谴责，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作孽越多，罪行越重，所受的惩罚就越严厉。
明代吴麟征的《家诫要言》说：“心术一坏，即入祸门。”诚哉斯言！萌生做坏事之心，笃定跌入灾祸之门。玩火自焚，这是社会的规律，历史的必然。做坏事的人，不管表面上多么强大，不管一时间多么猖狂，都逃脱不了作恶自毙的人生法则。魏忠贤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如此……这从反面给了人们很好的启示：做坏事的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并不可怕。只要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同坏人做坚决的斗争，就一定能够战胜邪恶，荡涤社会的污泥浊水，从而为人们所生活的空间迎来一派文明、祥和、幸福的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