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讲要待人以礼，要讲礼貌，礼是什么？首先是对自己的一种克制，比如家里来了客人，有礼貌的表现之一就是克制随意松散的欲望，不能像平时一样四仰八叉地斜躺在沙发上。因此，讲礼是中庸的体现，也是维持人际和谐的重要手段。
礼尚往来至少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要敬重人，二是不要苛责人。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盛怒和苛刻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做法不仅是对积极性、进取心的打击，也是对人不留情面、种下仇恨种子的愚蠢之举。
《呻吟语》中说：“责人要含蓄。”意即在指责他人过失时，最好不要一次把心中想要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这是从政治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名训。《菜根谭》中也有“攻人之恶，毋太严”的教训。
此外，《呻吟语》还具体地指出：“指责他人之过，需要稍作保留。不要直接地攻讦，最好采用委婉暗示的譬喻，使对方自然地领悟，切忌露骨直言。”还接着说：“即使是父子关系，有时挨了父亲的骂，也会无法忍受而顶嘴，更何况是别人呢？”父子有血缘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割舍，但朋友或其他熟人关系就不是这样了，过激的言辞很可能会断送友谊。
龙在温驯的时候，人可以骑在它的背上；如果你揭它咽喉下直径一尺左右逆生的鳞，它必定会吃掉你。人与人之间相互攻击，如果以对方有错为借口盛气凌人地叱责对方，使对方感到无地自容，那么你就应当小心了，因为对方总有一天会报这一箭之仇的。因此，即使应该叱责对方时，也要为其留一点余地。
与人争辩时也一样，以严密的辩论将对方驳倒固然令人高兴，但也未必非将对方批驳得体无完肤才行。因为只要略想就可知道，这样做其实是很愚蠢的，不但对自己毫无好处，甚至有时还会适得其反，得不到对方的认可，而且终究有一天会自食恶果，受到对方的攻击。当我们和他人发生摩擦时，首先要了解他的想法，然后在顾及对方颜面的前提下，陈述自己的意见，给对方留有余地。这一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必须记住。
中国人在识人方面一向有独到的眼光，尤其是那些正人君子。所谓“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即在这个世界上，与人亲密地交往时，需诚意待人，纵使交恶断绝往来，也不可口出恶言，说对方的不是。这是因为：第一，倘若说了绝交者的坏话，等于承认自己识人不清。第二，说坏话诽谤他人，对方终究会有所耳闻，他也会将自己的怨恨一股脑儿发泄。须知，道人之短者，除了于自己名声不利外，是捞不到任何好处的。
凡是自己强加于人的东西，人们自然会反加于自己。所以释迦牟尼说：“讨厌人、戳人痛处、不留情面的人，好似仰天吐唾沫，唾沫到不了天上，还会坠落于自己身上。好似逆风扬尘，尘不至于对方，还是飘回自身。”
礼就是敬重人。天逸子说：“以礼敬于人，人们就服从你；以礼敬于神，神就保佑你；以礼敬于天，天就会相助你。”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荀子认为，不仅对贤能的人应当有礼，而且对不肖的人也应当有礼。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能独处、孤立，孤立就危险，不孤立就是有交往。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长幼之间，四海之内的朋友之间，都有交往，要交往就必须依靠礼来维持，礼既是一种规矩，又是一种态度。态度主要表现在脸上，换上一副面孔，一种好的态度，在面上有礼有度，人与人之间才会有情有面，一派祥和。
与人相处有个极为重要的法则，这一法则就是：时时让别人感到重要。我们遵从这一法则，就不会惹来什么麻烦，还可以得到许多快乐和永恒的友谊。如果我们无视这项法则，就难免在人际交往中出现障碍。着名哲学家约翰·杜威说过：“人性中最深远的驱动力就是——希望自己具有重要性。”哈佛着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得到他人的重视。”就是这种渴望使得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渴望，产生了丰富的人类文化。
有史以来，世界上许多哲学家曾就这个问题作过深刻的思考。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别人。这一法则并不新颖，可以说和历史一样陈旧了。两千五百年前，所罗亚斯特在波斯用这个原则教导门徒；两千多年前，孔子也这么谆谆劝导他的门生；道教的始祖老子在函谷关也这么说过；公元前五百年，佛陀已在神圣的恒河边用这一道理教诲众生，甚至印度教的经典也这么记载着。这甚至可以说是世上最重要的法则。
依据这一法则，我们有必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我们的处世准则和方法。要学会给人尊重，给人赞美。死要面子是一种顽固不化、自私浅薄的表现，而照顾别人的面子、自尊和内心感受则显示出一种君子风度。我们期望人与人之间表层的“面子关系”上升为一种人格和精神上的尊重，大家都懂得保护自己和别人的荣誉。这是最有价值的礼尚往来，可以使所有人在中庸中保持尊严，内心充满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