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珠江之滨，风情万种，风采照人。西江、北江、东江各有各文化，中原的、广府的、客家的、原越的，可谓：各施各法、各花各插，各行各刹一各地方一、各庙各菩萨，异彩纷呈。其实，在珠江之畔，可以听到相近于宋代「普通话」的粤语。
广州人
黄河人海是相当苍凉悲壮，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千古绝唱，唱得中国人为之慷慨激昂。长江人海是那么豪迈激越，刘禹锡的“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人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不过，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犹令人寻梦依依，缠绵悱恻。
长江、黄河和珠江最终都是流向海洋。不过珠江口有八门出海：磨刀门、虎跳门、鸡啼门、压门、虎门、蕉门、横门、洪奇门。似乎长江黄河，没那么多门。而且珠江也并不按“三万里河东人海”的规矩，而是“有门即向海中流”，管它向东向西，哪里能出海就往那里流，珠江口是夺八门向南而出海。清陈恭尹有句云：“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珠江不限华夷的开放性。这大概也就注定了广州人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和开放，“条条道路通罗马”，他们会选择多种门径，不管黑猫白猫，以不同的方式达到同一目的。
曾经与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访问南沙，幸会霍英东先生。谈到珠江文化，霍先生的一番见地也很说明问题。他举出几个数字，每年黄河冲积的淤泥达11亿吨，长江为5亿吨，珠江只为2千万吨。我想这就是珠江八门好处，其开放程度之高，不易闭塞，于水不易为淤。当然霍先生说的是江海一体的观念，因为他要在广州的南沙为珠江打造一个更大的海港。我想这也可以说是霍先生珠江文化底蕴的经济观念，决定了他的投资取向。
黄教授石破天惊提出“珠江文化”，认为“岭南”有以偏概全之虞。现代世界崇尚“水文化”，神州大地除了长江、黄河，当还有珠江。黄帝是黄河文化的始祖，炎帝是长江文化的始祖，他甚至语惊四座，一文以义，举舜帝为珠江文化之始祖。
我倒是随黄教授去过英德，其南山地势险要，风光秀美。传说当年舜帝南巡狩猎，曾率领宫廷乐队登上南山最高的鸣弦峰，奏起了《望娥》之曲，唱出了《熏风》之词。大概这就是舜帝在粤的足迹了。不过当时南方如《山海经》记载真有那么回事，实在是太可怖了。有其状如苍黑的牛的兕，有豕身人面的猩猩，还有人面鸟喙身有翼，能飞的灌兜……舜帝率宫廷乐队巡狩南方，开化蛮荒，最后死于苍梧之野。于是溯为珠江文化之源。这若是引起学术界争鸣，那就幸莫大焉！
黄帝的黄河文化代表了北方的中原文化，而炎帝的长江文化代表了南方的江南文化。《中国历史大辞典》说炎帝居于姜水（陕西歧水），应该是北方人。但未表黄帝何方人氏，但他与炎帝同为少典之子，电应该是北方人。中国自秦以后形成的传统疆域，多以秦岭、淮河为界，华南、华北大体对等分割，华南为南方，华北为北方。
大概南北之争洎乎远古时代的炎黄大战。如果按黄教授说法，则是长江，黄河之战了。这场战争，黄帝赢得了胜利，使得中原文化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占居正统、主导的地位。远古人取名字讲究来历，如有巢氏、燧火氏、神农氏、刑天等等。炎黄也如此，黄帝的黄，是黄河的黄，黄土地的黄；而炎帝的炎，是炎热的炎，烧火开荒的炎。炎帝亦即神农氏，发明农耕、医药、商贸和音乐。黄帝发明了房屋、蚕桑、舟车、文字、音律、算数、弓箭及井田制。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迄今约有九千年历史，遥遥领先于黄河流域至少上千年。神农氏发明农耕、尝遍了百草，这足以证明神农氏只能是南方人，炎帝一脉为现今可以追溯得到的“长江文化初祖”。
据说，黄帝之妻螺祖原籍广西，发明了养桑蚕。北方人盖房子、造舟车、制弓箭，故也会养桑蚕，黄帝则为“黄河文化始祖”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龙战玄黄”之后，那就是一个龙的中华。华夏文化由南向北扩散开来，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江南文明，和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原文明。长江流域因地理、气候较优，文明的步伐曾长期大幅超前于黄河流域，但黄河流域吸收了江南文明的农耕技术并使之制度化，终于后来居上。若中国是个大家庭，各地皆大中华之子。
最近出土的文物征明珠江文明与中华文明整体同期存在，粤北曲江的马坝人遗址固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镇洪教授在珠海高栏岛新发现的摩岩石刻壁画所刻图腾为西周时期古越民族的。张教授日前在英德考古，还发现一万二千年前稻的硅化体。这一点证明了广东除渔猎，还有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甚至还早于长江的稻作文化。令人费解的是，中原的农业文明的南传总是与暴力相联系。
但无论广东土地上如何考古，出土文物或化石总不会超过15万年前。而在中原的发现，往往上百万年前。连云南元谋人、浙江河姆渡人遗址都在170万年前。此中是有其自然气候原因，岭南潮湿的亚热带气候、酸性的红土壤，不可能保存更漫长岁月的遗迹，广州人为此感到沮丧。先是中原黄河流域，再是长江中下游的吴楚之地。“南蛮”之地的广东，成了赵佗来后收养的“儿子”。
春秋时代，代表黄河文化的强国是秦，而代表长江文化的则是楚。楚国率先自立为王与周王室分庭抗礼，吞并大小国家不计其数，版图急剧扩张。到战国时，楚国的领土北逾河南中部及淮北，东至山东半岛，西抵陕西，南抵南粤，经略巴蜀、黔中，征服滇池，面积甚至一度超过北方六雄之总和。当时最具实力横扫六合统一中原的国家是楚国，而非泰国。
然而恰恰是秦国而非楚国横扫六合。秦国地处偏狭，战国初年并不显赫。商鞅变法，从政治体制上下功夫，终于取代楚国成为七雄之首。秦国强大后，第一个重点打击的对象便是南方的楚国。在征服各国的过程中，最令人感觉其诡诈、蛮横和恶劣的是强秦欺楚。不过，人们以为南方人狡诈，北方人戆厚；其实南方人若戆厚，会近乎“憨居”；北方人若狡诈，简直是发狼戾。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推翻秦朝暴政，果然还是楚人：陈胜、吴广国号称“张楚”，项梁、项羽是楚将项燕的后代，刘邦出身楚国故地，反秦大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楚怀王。亡秦之后，楚汉相争，待项羽听到四面楚歌之时，以为楚人尽归刘邦，只得乌江自刎。
刘邦建立汉朝，秦汉两朝，看起来汉承秦制，国都也都设在长安，却是北人和南人先后统一中国建立的两个政权。治国思想也大不一样，秦朝推崇法家，汉朝先行道家，后独尊儒术。儒本是北方鲁国的产品，但鲁国终被南方楚国吞并。
两汉逾四百年，分裂成三国。北方是魏国，南方是蜀国和吴国。衣冠南渡以后，百分之八十的北人移居南方，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北人与大批涌入的胡人杂居。经过这番民族大迁徙，南北人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大致是南人为汉人，包括原来的南人与北人；北人为胡人，掺杂少数残留的原北方汉人。原先的北人到了南方，自以为带来了先进的文明，一派正宗嫡传的嘴脸，到后来才渐渐融人南方，成为真正的南人。到了南北朝，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北人则称南人为“岛夷”。索虏意为头上扎辫子的化外之奴；而岛夷，则是泽国水乡的乌合之众。北方的索虏们经过仔细一番汉化，终于脱胎换骨成为汉人，征服了南方的岛夷，建立统一的隋唐王朝。
安史之乱及黄巢之乱，又有大批北人逃亡南方。传统中国又一次经历民族大换血。加人中国的外来民族是分期分批而来。每次换血使汉人从血缘上逐次被稀释。而此时的南人，也不会都是纯粹的汉人，因为逐次迁来的北人中，可能已带有胡人的血统，甚至本身就是被汉化的胡人。元朝时，蒙古人从法律上确定了南人北人的分别和等级。北人是汉人，列为第三等；南人是南人，列为第四等，都排在蒙古人、色目人之后。
广州人对北方人还是无甚好感，可能就因为有此南北之争的历史渊源。且秦汉乃至元及清南征的杀人如麻的暴行不无关系。尤其是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十万偻船兴师伐粤，纵火烧城，番禺城（古广州）被烧为赤地。即使唐宋之盛，岭南亦不过贬谪流放之地。北人南下做官，动辄如寇，使粤人无不闻“北”色变，成为特有的“拒外基因”。这种拒外情结，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就升华为民族英雄主义。
每有外族入侵，北方人与南方人对敌态度各不相同。历朝历代都有记载，每遇外族入侵，南方人总是抵抗得特别顽强。南宋如此，南明亦如此。如清兵人关，偏安于广东的南明派遣左懋第到北京与清朝谈判，那些已经降清的北方籍官员在北京，一概闭门拒见南明使者。他们既怕被当面斥为“明朝叛臣”，闹个不愉快，又怕清廷起疑与广东的南明“暗中勾结”。1840年英国人在三元里就尝到了广州人的厉害。当时尽管占了大便宜，一百多年后还是要把香港交还中国。
广州的民俗风情，与北方的迥异，简直历数不尽。在北方谓赶集，在广州人谓趁墟。北方人谓对弈，广州人谓捉棋。北方人用勺，广州人用匙羹。北方人吃馍，广州人吃饭。北方人喝稀饭，广州人食粥。远古时北方人吃小米（粟），粤人吃稻米，后来北人改吃麦面和杂粮，粤人依旧吃稻米，再后来粤人也偶而吃面。北方叫江为河，在广州叫河为海。北人善马，南人善舟。北人威重，南人灵巧。
我在北京学习时，广州学员要天天洗澡，这也为北方同学们看不惯。无论冰天雪地，照冲不误。旁人看了尽打冷颤，浑身起鸡皮疙瘩。且还不进浴室，洗手间也将就。广州学员的闲食多是香港货，包装花俏，印洋文的饼干、朱古力之类。亲戚朋友从香港捎来的，不吃白不吃。带点洋化的生活，同学们都看不惯。“南蛮子”之谓，欲呼无声。“蛮”即“土”，“土”又何由？电影电视里为富不仁的反角准是粤语普通话的广州人，看了可消气。
其实南方人、北方人之间的歧视，可溯源到东晋时，南方土族瞧不起南渡来的北方土族，言谈文字中常有不敬之语，把北人叫作“伧鬼”。而现在广州人把广东以外均视为北方，将北方人谓之“挠汹”（老兄）。北方人喜称对方为“老兄”，粤人不解，以直呼之。他们朝外省人唱“老兄老兄，唔噄芫茜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所谓“老兄”读成“挠汹”其为粤语音译。这岂止广州，各地居民都有对外乡人的歧视和嘲弄。
处于南方的广州天气温暖、湿润，阳光充足，植物丰茂。珠江流域的确不同于中原，空气发潮，不爽，身感粘稠。然满眼葱绿，生气甚浓。不甚明媚，却灿烂，墨绿苍榕，火红木棉……从飞越中国大陆的上空可以从漠漠云雾和阳光交错中透露出来的是两幅风貌迥殊的画面，一个是华北，另一个是华南。在干燥华北平原上，极像是美国中西部的景致，如同是木刻版画。而华南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汪洋一片的稻田从空中望下去，如同一幅水墨画。
广州人长相亦具特色，眼深，明眸，浓眉；嘴大唇厚，牙阔，哨出或倒岌；额高颏宽，呈国字，骨架粗大，略矮。广州人与北方人的异趣，连外国人也能感觉得到。英国第二任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曾经作过如此描写：“生活在南方的中国人，其体貌特征不如生长在北京的中国人更具有鞑靼人面部所有的突出的棱角。夏天时，南方的男人习惯赤裸上身，腰以上晒得黝黑，腰以下仍是白的，”看上去好象是把欧洲人的下半身接到亚洲人的上半身去一样。
明人黄瑜从中医的医理，谈岭南广东人与北人的体质：“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设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坐视而不药耶？而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肤理紧密，一旦病疫，当汗则闭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难治。”（《双槐岁抄》）广东人喜食槟榔，有著名儿歌《月光光》为证。直到现代，三岁孩童皆会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噄槟榔……”康熙皇帝也曾论及南北人的体质，认为北人进补宜用鹿茸而不宜用人参，南人则宜用人参不宜用鹿茸。人参鹿茸，反正都是他祖籍所在地的特产。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之说，大不如前了。开发上海浦东，开发大西北。广东有的特殊政策人家也有了。然“海”边行的优势，谁也无法替代。我青年时，工厂附近有一池。池边竖一告示牌，书“禁止下塘捉鱼”。后来，牌子无踪。不知者皆下池摸鱼，先者自然摸着大鱼，后者只好摸些小鱼、虾毛。知者规矩，泥沙也没摸着。广州人摸大鱼者甚众，一夜之间成腰缠万贯的富翁，连农民也住别墅，开小车，比省里的官还要阔气。规矩者一直坚持岗位，只有“下岗”。
文革时，广州人称香港“人间地狱”，却要偷渡地狱，亦此心态。广州人“憎人富贵嫌人贫”不足为怪。对“捞仔”如是，即使同是广州人也如此。常有这样情形，公共汽车上两个阿婶旁若无人地大谈儿女在国外发达，回来又买楼又买车，现在赶去同他们饮茶。为了证明真有其事，她下车时，特别的显得匆忙。另一位欣羡不已，满口的奉承话，赞她的儿女好本事。等她下了车，又回头对别人揶揄说：“嗟，若有车，又何须来迫‘巴士’呀！前世过茶，滚水碌脚咁样，急急脚，去投胎咩！”
的确，广州不少人下岗在家，他们宁可每月领三几百块的生活费，想象着家里有人在香港发达。因为香港人有钱，铁梅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港人便把内地人统称为“表叔”，女的称为“表姐”。广州人不表异议，因其亦称人“外江老表”，更不消说“捞仔”了，况且自己也被称“表叔”之列，广州人最恼火是港人看不起他们。即使是七十岁的老婆婆，尽管她也是从大陆来香港。在广州的亲戚家中看香港电视，凡有报道哪里遭抢劫，她就不加思索，张口就说是大陆人干的。一点面子也不给广州亲戚，一口咬定是大陆人干的。尽管后来被告知贼人是一个退役警察，她还是说那是“省港旗兵”，这是港人对在港大陆退伍军人的称谓。
因此，广州人即使下岗，怎么也不屑去干睹如扫大街，洗碗碟之类的脏活累活，要干就干赚钱多又自在的活。而这种活，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他们的文化并不高。但若在国外，就另当别论。但在上山下乡年代，能让他们回城，别说是扫大街，就是当仵作佬抬死人也干。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广州人说“马死落地行”。现在有马骑，又何必与自己过不去，非得气喘咻咻地走路呢！他们悔当时回错了城。不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参予乡巴佬们的分红，住小洋楼、打麻将、沟女仔（泡妞）。个个月坐着等分钱，根本不用干活，根本无下岗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