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平凡中见伟大的人物。《论语》是孔子言行的真实记录。孔子在言谈中很少说“什么是”的问题，总是回答“如何做”的方法，但却具有超越时空的长久价值。《论语》重视情感教育，以学习本身为乐，从赏心娱目到怡性悦情，从社交行为到礼制道德，都可看出“克己复礼”的乐感。《论语》重视道德，把政治、伦理、宗教三者结合为一，认为政治是公德，伦理是私德，并以乐感或美感代替宗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超道德的宗教境界，领会到人生的本体是如何生活，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孔子思想的特点是不重逻辑思维，不重归纳演绎，而重直观联想，重类比关系。结果，《论语》在塑造、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渗透在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里习惯、人的思想行为、言语活动之中。
七十五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1988年在巴黎聚会，发表了一个声明，大意是说：人类如果要过和平幸福的生活，应该回到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圣经》中，也有一句差不多的话，那就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圣经》中的名言是积极的，而孔子的话是消极的。《圣经》说自己相信什么，就要别人也信什么；孔子却说自己不愿意做什么，就不要求别人做什么。如果自己相信自由民主，并且要求别人也相信自由民主，这是符合《圣经》的积极思想；如果自己不相信什么宗教，也不强求别人相信什么宗教，这就符合孔子的消极思想。在中世纪，发生了旧教和新教的长年战争，因为旧教徒信仰旧教，并且把不信旧教的新教徒叫做异教徒，甚至要把他们处死，所以发生了宗教战争。而在中国，两千年来，孔子的思想和佛教道教和平共处，统治者既不要求人信佛教或道教，也不勉强佛教徒或道教徒信仰孔子，所以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看出孔子的智慧。
孔子的思想言行，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大约是一个“仁”字。什么是“仁”？《论语》第十七章中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就是说，“仁”是尊敬，尊重别人像尊重自己一样；仁是宽厚，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容忍不同的意见；仁是诚信，言而有信，才能得到别人信任；仁是敏捷，只有行事迅速灵敏，才能得到成功；仁是恩惠，要为人做好事，决不损人利己。总之，就是“仁者爱人”，对待别人像对自己一样，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要行仁政，就是礼乐之治。礼乐是“仁”的外化。据冯友兰说，礼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乐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礼可以养性，乐可以怡情。做人要重仁义，治国要重礼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如果比较一下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化教育，就可以发现，在孔子重视礼乐的时候，西方的柏拉图却在《理想国》中强调体育和音乐。由此可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很重视音乐教育，也就是乐育。所不同的，中国更重礼教，就是维持社会秩序，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更重体育，要使人人体力更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更远。如果说乐育使人耳聪目明，成为智者；礼教却使人循规蹈矩，成为好人；体育则使人身强力壮，成为强人。这就是孔子和柏拉图的异同，他们使东西方的教育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东方要培养智者仁者，西方要培养智者勇者。
智仁勇三者的关系，不但表明了中西教育哲学的异同，也表现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之中。如西方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歌颂了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等的英雄主义。《奥德赛》则赞美了奥德修斯的智慧和勇敢。而赫克托耳离开妻子上战场时的临别赠言是个典型的例子：
冲锋陷阵我带头，论功行赏不落后。
在中国的《诗经》中，歌颂的是圣君贤臣，对武王伐纣时的军师姜尚，只说了一句：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把姜尚比作飞扬的雄鹰，和荷马史诗的描写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在《论语》第十一章中子路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对这样的勇士，孔子只是置之一笑。
孔子不赞赏子路的勇敢，而赞美颜回的智慧，因为“回也闻一以知十”，又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这就是赞美他的德行了。还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说明了孔子的乐育思想。颜回如何能在贫困中“不改其乐呢”？《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说明了好学和乐育的关系，颜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乐感。
乐感不但是孔子思想的基础，也是最高的境界，所以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感就是孔子的智慧。乐感如何能产生智慧呢？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由此可见，诗和礼乐结合起来，就可以培育智者。孔子还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赞赏知者仁者，却不赞赏勇者强者。这种修文偃武、重德轻才、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天人合一而不是人定胜天的思想，结果造成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重柔轻刚的风气，积弱成习的后患。
而在西方，《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却把他们赶出了天堂乐园，因为他们偷吃了智慧的禁果。这就是说，上帝禁止人有智慧，而人违反了上帝的禁令，不是顺应自然，而是征服自然，违抗了上帝的意志，所以人有负罪之感，就是罪感，而不是乐感。这是中西文化不同的一点。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也说，要把诗人赶出国土，可见希腊哲学也排斥诗人的智慧。当宗教和哲学都不重视智者的时候，智慧的解释权就落到教会神职人员手中。因此，一派神职人员只相信自己的宗派，而把不同的宗派叫做异教，并且要把异教徒活活烧死，因为他们反对上帝，所以有罪。这样用暴力取代了智慧，宗教战争就爆发了，中世纪变成了黑暗时代。更甚的是，宗教战争发展成为对另一种宗教的十字军东征，于是天下大乱。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盗火者从天上盗来了文明的火种，西方的智者才觉醒了，他们摆脱了偷吃智慧禁果的罪感，重新把西方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文明国家。
而在东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使儒家思想几乎成了国教。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两千年来，中国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从公元前一世纪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文明国家。据法国《回声报》的统计，18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第一，占全球总产值百分之三十。假如西方各国能像中国一样宣扬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并且付之实行，那么，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和平，更加文明。假如全世界都能宣扬并且实行孔子反对暴力、反对暴乱的思想，那么，世界上的武装冲突也并不是不能和平解决的。因此，我想，七十五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提出要向孔子吸取智慧，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就是因为孔子的智慧有利于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
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孔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需要与时俱进。由于孔子不赞赏勇士和强者，因此中国历史上只崇尚圣贤，而不太歌颂英雄；重视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结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却缺少敢于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而感到其乐无穷的英雄。于是内忧外患，频频发生。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甚至沦落成了半殖民地。直至197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一。为了恢复繁荣强盛，中国需要学习西方英雄主义的精神，科学求实的作风。从前有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说的是只需要半部《论语》就足够治理国家。到了今天，应该理解为只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国，其他半部已经过时，应向西方取长补短，使《论语》现代化。东西结合，才可以使“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那么，21世纪的人类就可以过上幸福的和平生活。让我们记住英国18世纪诗人蒲伯的诗句作为结束：孔夫子超凡入圣，教我们如何做人。
许渊冲
2005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