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出身于卫国公族，原名卫鞅。后为魏相公孙痤家臣，又称公孙鞅。他的出生国卫国文化发达，但国小势弱。商鞅虽然是卫国国君的后裔，但在他出生之时，已经丧失了贵族的特权，后来他只能从师游说，到权贵之家当家臣，以此为阶梯再谋高位。
商鞅生处战国中期，深受当时变法之风的影响，尤其受到魏国的法家李悝的影响。李悝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改革，在经济方面统一分配农民耕地，平价收售粮食，注意发展小农生产；在政治方面，实行“食有劳”、“禄有功”、“赏有贤”、“罚必当”等新兴政策，废止贵族的世袭特权；在军事方面，实行“武卒”制度，建立常备。他还汇集各国刑典着成《法经》六篇，第一次把封建法权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法经》虽然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但对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也进行了限制和打击。这部我国地主阶级的成文法典对商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到秦国去，就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去的。
公元前365年左右，商鞅曾到魏国，在魏国相国公孙痤家当家臣。公孙痤看到商鞅很有才能，临死时把商鞅介绍给魏惠王，希望惠王能够重用商鞅，可惜惠王没有听公孙痤的话。这时，恰巧秦孝公求贤，他便携带着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孝公去了。在战国时期，秦国在列国之中本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都比较落后的国家。但在秦孝公前，秦献公曾经对秦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改革，打击了旧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秦国转弱为强，逐渐成为战国时期的大国，并开始与中原地区的齐、燕、赵等国争夺霸权。秦孝公即位后，进一步谋求变法图强，招揽贤才，商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秦国推行变法的。
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商鞅担任了秦国掌握军政大权的左庶长，开始进行第一次变法。为了排除变法的阻力，商鞅就变法问题展开了一场与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物，如甘龙、杜挚等人的大辩论。他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反对保守派的“法古无边，循礼无邪”的因循保守，复古倒退的主张，针锋相对地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而且“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他的论点是明确有力的，使保守派理屈词穷，使秦孝公坚定了实行变法的决心。
商鞅的第一次改革是在秦献公变法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这一次变法在秦献公推行的“为户籍相伍”的做法基础上规定了“连坐法”，把全国人民都控制在国法的法网之下，不许私藏犯法之人，隐藏犯人要腰斩，以重刑酷法来维护封建政权。第二，推行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以加收租赋的办法惩罚那些家有多的劳力而不分家的贵族。这就加速了土地私有，便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第三，奖励军功，惩罚私斗。第四，奖励农业生产，勤于农业生产的可以免除徭役；弃农经商而不能为国获利的，要收为奴隶。第五，废除奴隶主贵族和宗室的世袭特权，规定没有军功的贵族子孙就不能世袭宗室的特权。在废除奴隶主贵族等级特权的同时，又建立新的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整理了秦国的官爵制度。这样一系列改革，使秦国的封建政权得到巩固，生产得到发展，增强了国力。借此之机，商鞅劝说秦孝公采取军事行动，逼迫魏国东迁，以为实现“帝王之业”开辟道路。商鞅多次率军击败魏军，建立了赫赫战功，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因而被提拔为秦国的丞相和管理军事的高级长官大良造。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商鞅借国内形势稳定，自己大权在握之机，进行了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废除维持奴隶主贵族特权的“阡陌封疆”制度，允许自由开垦荒地和自由买卖土地，从根本上破除了奴隶主贵族的经济特权，为封建地主阶级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政治方面，普遍推行县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县吏由朝廷任命，这又根除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和地方势力。为了摆脱旧的统治势力的包围，又迁都咸阳；为统一税赋又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变革比第一次变法更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旧势力，发展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使秦国国富民强，立威诸侯，无敌于天下。
商鞅不仅在实践中体现和发展了法家思想，而且，他的变法和改革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他有在当时很进步的历史观点，他的思想与传统的天神主宰一切的天命观不同，他认为天、地、人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天地设而民生之”(《开塞篇》)，认为时代是变化的，适应时代的变化，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也都应当变化，“世事变而行道异”，以历史进化的观点为变法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批驳保守派的复古的保守的主张。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他的法治观点，他认为“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修权》)。他把法提高到治国之道的重要地位，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他以法来约束奴隶主贵族，保护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百姓。他主张一切都应以“法”为准绳，而不能以所谓“贤”、“私”为标准，“一任于法”，是商鞅法制思想的一个中心，表现着严明执法的态度。他主张法律平等，主张“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者、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赏刑》)。这种主张有维护法律尊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因素，但这种主张以维护王令、国禁为目的，自然不可能是彻底的和真正的法律平等。这不过是利用“法律平等”的口号保护封建的国家政权罢了。但这种主张在反对旧的奴隶制等级制度方面是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在中国法制史上，这种主张也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在商鞅的思想中，已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注意客观的现实，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战国时期，他的思想在先秦哲学发展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商鞅在战国时期变法改革潮流的推动下，适应社会制度的变革，结合秦国的政治特点形成了自己的变革主张，并且在现实中加以实行，取得了富国强兵的积极成果，这是难能可贵的重大成就。但是，他的改革是依靠秦孝公来实行的，缺乏人民群众的支持。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即位后，商鞅就遭到了秦国旧贵族的攻击，秦惠文王担心商鞅权力过大会有谋反之念，于是便下令逮捕他。商鞅平时执法严酷，如今逃亡找不到藏身落脚之地，终于被捕，后被车裂而死。对于他的死，秦国的旧贵族是拍手称快的，为他们解了心头之恨；秦国的百姓也是高兴的，因为他的变法并没有给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封建阶级也是高兴的，因为解除了政治上的隐患，至于他的变法和改革，封建阶级的政权还可以加以维持和利用。所以，商鞅之死仅仅说明他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殉葬品而已。但是商鞅的变法改革事业却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商鞅变法改革为基础，秦国强大起来，并且最终实现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孙膑庞涓斗智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两句流传几千年的名言，至今还有一定的影响，只是它的消极因素多于它的积极意义。这两句话，出自春秋后期晋国的豫让之口。
豫让，曾经在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那里做过家臣。范氏和中行氏，与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当时并执晋政，称为晋国六卿。但是范氏和中行氏都没有好好地用他，因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才能。他离开范氏和中行氏来到智伯那里，智伯很尊重他，信任他，后来，智伯与赵襄子发生冲突，赵襄子与韩氏、魏氏联合起来，打败了智伯，尽灭其族，把他的土地做三起瓜分了。赵襄子最恨智伯，因为智伯有一次与赵襄子饮酒时，他仗势欺人，按照赵襄子的头灌酒，后来智伯和赵襄子打仗，智氏又决汾水以灌赵氏城邑晋阳(山西太原)，差一点使赵氏全军覆灭。由于积怨太深，这次把智伯杀掉以后，赵襄子就把他的头骨漆做饮酒用的大怀子，每逢大会宾客举行酒宴的时候，就特地把它摆设出来，以表示对智伯极端的仇恨。豫让在智伯失败以后，逃到山中躲了起来，他说：“唉！好男儿可以为知己的朋友而死，女孩子是为喜欢自己的人而修饰打扮。今天，智伯是我的知己，我一定要为他报仇而不惜一死，以报答他对我的尊重和信任。我就是死了，也无遗恨。”于是，他改名换姓，装着被判过刑而罚当苦役的人，进入赵襄子的宫中修厕所，衣内暗藏着匕首，准备刺杀襄子。襄子到厕所解手，见有生人，心里有所警惕，忙令把他抓去堂中审问。当知道他就是豫让以后，就搜查他衣内，发现夹带着凶器。问他来做什么，豫让直言不讳他说：“我是想替智伯报仇。”襄子左右的人要把他杀掉，但是襄子说：“他是一个有义气的人，我小心一点避开他就是了。并且智伯死了以后，再没有亲属，他的家臣要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好人。”于是把他放了。过了不久，豫让用漆涂满全身，使皮肤肿烂，毛发脱落，以改变形貌，又吞炭破坏喉嗓，使声音变哑。这样，一般人就难以辨认了，他在市场上行乞以藏身，连他的妻子碰着也不认识。有一次，他正慢慢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从前最要好的朋友，那人觉得他似乎是豫让，就走到他面前说：“你不是豫让吗？”豫让说：“是的。”那位朋友看到他这副样子，很难过，眼泪都流出来了，对他说：“以你的才能，要托生投诚到襄子门下，一定能得到信任和重用，那样，你就能接近他，如果要报仇岂不容易吗？何必糟蹋自己的身体、毁坏自己的容貌呢？用这样的方式去报仇，这太难了吧！”豫让说：“我如果托身投诚到别人门下而以后又趁机会刺他，这是怀着不忠诚的思想去侍奉主人，我用漆身吞炭的方式去寻求报仇的机会，明明知道这是极难的行为，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以后那些对主人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他那位朋友只好叹息着走了。
有一天，赵襄子外出，豫让打听到他去的方向，就躺在襄子必定要经过的桥下。襄子到桥边，马突然发现桥下有人，受惊叫着，而且跳出起来。襄子说：“这个人必定是豫让。”派人去查问，果然是的。于是襄子斥责他说：“你不是曾经存范氏和中行氏那里工作过吗？范氏和中行氏都是智伯把他们消灭的，而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托身投诚到智伯的门下为臣。现在智伯也死了，你为什么单单要为他报仇，而且如此急切坚定呢？”豫让说：“我在范氏和中行氏那里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也只把自己当一般人那样报答他。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一国之中杰出人物看待，所以我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杰出的人物来报答他。”襄子很有感慨地叹息着，而且被他的这种忠诚感动得流泪了，他说“唉！豫先生，你为了效忠智伯而千方百计地设法替他报仇，已经有了忠臣义士之名，而我饶恕了你一次，也已够了。你现在仔细想想吧，我不会再放过你了。”于是派兵把他围住。豫让说：“我听说过英明的君主不埋没别人的好处，而世也自有为名而死的道理。前次你已经宽恕了我，天下之人没有不称赞你善良的。今天我来行刺又被你捉住，我早就预料到会遭到你杀害。现在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外衣，让我用剑在衣上刺斩几下，用以表示我报仇雪恨的心意，如果能够这样，我死也心甘情愿了。我不敢指望能够得到你的允许，但是，我还是冒昧的把自己的意愿向你吐露出来。”襄子听了，很同情他，也很感动，于是脱下自己的外衣，派人拿去给豫让。豫让得衣以后，三次跳起来挥剑勇猛地向它刺去，然后说：“我已为智伯报仇了。到九泉下，可以有面目见智伯了。”于是引剑自杀。豫让死的那天，赵襄子那里一些有正义感的人，都为他的行动而感动得哭了。
廉颇负荆请罪
着名的“将相和”故事，就发生在战国时期的赵国。那时赵国与秦国是近邻。经过商鞅变法而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积极推行向东扩张的策略。他们东出函谷关，频频向东方六国挑起战事。秦国欲问鼎中原，必经之道是赵国；秦国要扫清东进的道路，赵国也就成了秦国主要的攻击目标。无奈此时的赵国，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廉颇，他曾经几次率领赵军东进齐国，都打了胜仗；带兵攻打魏国时，也是一攻而克，连夺数城。因而廉颇以勇气出众而扬名于诸国之间。如今有廉颇守卫，秦军屡战不胜，便依仗着强势，企图在外交上压服赵王就范。那一年，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无价之宝和氏璧。这消息被秦王知道了，他派人送信给赵王，说愿意以15座城池交换赵王这块宝玉。赵王明知这是秦王欺诈之言。若直接加以回绝，又怕秦王以此事发难，挑起事端；要是答应秦王的要求，只怕是白白被他欺骗不说，还要让诸侯们取笑自己无能。赵王真有些左右为难，正在犯愁之际，宦官长缪贤推荐自己门下的食客蔺相如，说如让他带着宝玉出使秦国可以不辱使命摆平这件事。赵王便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了秦国。秦王果然只是想要和氏璧，根本无意用城池交换。蔺相如与之巧妙周旋，终于“完璧归赵”，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斗争的胜利。
秦王没有得到和氏璧，恼羞成怒，便又生出一招，邀请赵王到渑池会盟，企图以强国之君的地位当众羞辱赵王一回，出一口怨气。不想又被陪同赵王前往的蔺相如当着两国君主和众大臣的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狠狠“整治”了一回。相如再次在重大外交场合保住了君主的面子，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从而深得赵王的赏识。赵王不计门第，不论出身，封蔺相如为相国，职位在大将军廉颇之上。这一下可惹恼了廉颇，他说：“我身为赵国的将军，屡有攻城野战、扩土护疆的大功勋；而蔺相如只不过动动口舌，立了点儿小功，如今竟然位高于我。况且他蔺相如出身本来就微贱，这太使我难堪了，叫我如何忍受呢！”他还公然扬言：“我碰到蔺相如，一定要他好看！”
蔺相如听到后，就尽量避免与廉颇见面。每当朝会的时候，他经常托辞生病而不出席，免得与廉颇争列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