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姐宋蔼龄嫁与孔祥熙
孔祥熙人称山西首富，娶了个善敛财的夫人宋蔼龄，成了中国首富。
在国民党内孔祥熙以敛财著名，是四大家庭中携资外逃中数额最多者，到国外后，依仗国内所敛之财，过着悠闲的寓公生活。这与他的妻子、宋美龄的大龄宋蔼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出生，祖籍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孔家祖父起就开设钱庄票号，从事银行商业事务，人称山西首富。据蒋介石撰写的《孔庸之先生事略》说：太谷孔氏，本为山西望族富户，从庸之祖父孔庆麟起经营商业，人称山西首富。然而，有的书籍却认为，孔祥熙并非出身于什么名门望族或富家大户，而是诞生在一个败落、潦倒的穷书生家里，他父亲孔繁慈是个穷秀才，常要靠典当过日子。后因受美国大组会传教士影响，戒掉了烟瘾，入了教并为教会当差。孔祥熙幼年丧母，曾经饱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
孔祥熙大约10岁时，进入了当地一座教会学校，后转入通州协和书院肄业。1901年作为李鸿章的随员去美国谈判庚子赔款，非凡的才华和精明干练的作风，获得李鸿章的赏识。孔祥熙风光时，经常出入上层社会。1902年，由清廷派到美国官费留学。1906年毕业于欧柏林大学后，继而进入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07年4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孔祥熙在山西省太谷县办起一所“铭贤”的意思是纪念庚子年“为道殉难”的美国传教士。这所学校使孔祥熙与许多美国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使他赢得了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美名，为他的发迹作了准备。后来，孔祥熙到南京政府做官，手下人大部分是“铭贤”学校的学生，在国民党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铭贤”派势力。同时，孔祥熙担任太原基督教青年会会长。
孔祥熙任“铭贤”学校校长时，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孔祥熙任太谷县民政长。旋即在太谷成立了一支学生军，并自任司令。继而又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营务处”，自任“总办”，指挥城防。后被阎锡山吞并，改任都督府参事（阎锡山是山西都督）。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山西政局动乱不稳。孔因前妻病逝，心情沮丧，于是东渡日本留学，并任东京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留日中华青年会总干事。这时，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带着英文秘书宋蔼龄和她的父母也到达日本。孔祥熙早在留美期间就已结识了孙中山。这时，他参与了一些革命活动，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宋蔼龄及其全家。宋蔼龄，便是宋氏三姐妹中，人称一个爱钱，个爱国，一个爱中的那个爱钱如命的老大。这两个在金钱问题上同样“绝不装腔作势，而全然是像触电一样敏感的人”，很快彼此倾心，结成终身伴侣。这一婚姻，为孔祥熙日后的飞黄腾达铺平全道路。孔祥熙后来在蒋介石政府中官运亨通、权势显赫，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与蒋介石的姻亲关系。所以有人称孔祥熙是“因妻得官，因官发财”。
关于孔祥熙与宋蔼龄的婚姻结合，基础是金钱利益的共识，1906年孔祥熙和宋蔼龄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见过面。当时宋蔼龄是从梅肯来到北方，孔祥熙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在日本相遇后的一个家宴上，宋家喜悦地听孔祥熙谦恭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孔祥熙不知不觉地被宋蔼龄迷上了。
孔祥熙正是宋蔼龄希望得到的人。他矮胖结实，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举止谦恭，极不引人注目。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脱离现实的政治流亡者中，孔祥熙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别人沉浸在令人陶醉的乌托邦之中，他却认识到货币的重要。对宋蔼龄来说，理想主义是糕饼上的糖霜，糕饼只有靠动力才能烘烤，而动力只有靠钱才能买到。她长期看到钱的作用，因而对这个道理了解很深。是钱才产生了卡尔的动力，是钱才使宋查理从一个巡回传教士变为上海商界的一支有生气的力量。
在当夜的晚餐桌上就坐有的宋母，天真的庆龄和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子安和子良。孔祥熙和宋蔼龄坐在宋查理的左右两边，两人都毫不拘束，一谈到钱都极为兴奋。这天晚上，宋查理拿来两枚硬币，放在一起轻轻敲打几下，声音清脆甜润、是一种大吉大利的声音。
孔祥熙和宋蔼龄在春天结婚了。
在这之前，孔祥熙与太原教会学校收留的一位长得很甜的孤女于1910年结婚。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但她弱不禁风，肺病缠身。1913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独揽大权的时候，孔祥熙的年轻妻子死于肺病，他沮丧万分，加入了东渡扶桑的“自由主义者”的潮流。从而结识了宋家。
孔宋结婚的那天上午，横滨下着大雨，粉戏色的樱花被雨水冲到街道上，流进阴沟里，在东京湾的海面上汇成一座座花的岛屿，空气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在结婚仪式举行之前，天空突然放晴，呈现出一派风和日丽的四月春光景象。就像樱花树一样，宋蔼龄穿一身粉红色的衣服，淡色的缎子上衣配一条绣着梅花的裙子，乌亮的头发上插着一枝红梅。
婚礼是在山捕上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的，宋查理一家人，孔祥熙的堂兄弟和少数朋友出席。礼毕，宋蔼龄换上一件绣着金色小鸟的苹果绿缎子衣服，新娘新郎乘坐一辆马车前往镰仓胜地。看着一簇簇粉红色的樱花和雨后乍晴的天空撒下的阳光，孔祥熙情不自禁地说道：“这是大吉大利的兆头。”
孔宋1914年在日本结婚时，他们都是逃脱袁世凯之手的政治难民。结婚后，他们回到中国。宋蔼龄到西摩路一三九号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孔祥熙为她安全去山西做好准备。她们最后乘火车去孔祥熙的家乡太谷，宋蔼龄不得不在铁路的终点榆次下车，改乘轿子，孔祥熙骑着一匹蒙古马与她同行。
宋蔼龄可能因为路途上的种种不便而恼火，但是到了新家后，肯定没有失望之感。这个家虽然难看，但是很大。房屋像一座宫殿，坐落在豪华的庭院中间。家里雇佣了五百个人。
孔祥熙出钱资助当地的“铭贤”学校，后来他把这所学校同他的母校欧柏林学院联系起来，建立了一系列中国欧柏林学校。孔祥熙作了很大努力，显示他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工作。亲任“铭贤”学校校长，并兼课，宋蔼龄也在该校教英文。
孔祥熙回到山西后，利用他与美国教会的关系，同美国驻华使馆务参赞处建立了往来，创立了祥记公司，专门包销美孚石油公司的货物。同时，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以极低的价格从山西购买铁砂，运往天津，转卖给美国，从中发了大财。之后，他便到上海和陈光甫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天津一带经营地产投机生意，并充实了祖遗的广茂所，晋丰原等商号，在全国很多地方建立起他的商业组织。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孔祥熙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中俄交涉公署坐办、中俄交涉公署驻奉代表、鲁案善后公署实业处处长等职，在接收青岛时，他又以实业处处长身份，兼任了青岛电讯局局长，这是他投身政界的开始。从此，他便亦官亦商，奠定了官僚资本的基础。
孔祥熙于1925年初从国外归来，时值孙中山卧病北京，因亲戚关系参加照料，以此成为“顾命大臣”。孔祥熙算不得一位有才干的政治家，但却初登坛即官运亨通。1926年他被任命为广东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部务。以后便更是扶摇直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依靠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建立起南京政权。南京政府初建，统治尚不稳固。在宁汉对立中，曾任广东财政厅厅长、武汉实业部部长的孔祥熙及时投向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效力。孔祥熙不聪明，但是能耍花招。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常常请他当调解人，选他进董事会或者谈判委员会。他长年担任北洋军阀的中间人，那些军阀同他很熟，并且因为结识了他而兴旺发达。在北伐期间，蒋介石让孔祥熙同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和山西军阀阎锡山谈判，促成了蒋冯合作，为南京政府的巩固立了一功。
在蒋介石同武汉左派分裂期间，孔祥熙以达成“一项财政解决办法”，使叛逆的冯玉祥投入蒋介石的营垒。孔祥熙同阎锡山的谈判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阎锡山的地盘使他处于北京能够打击得到的地方。这种奸诈之手段破坏了军阀之间的联盟。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北方的都城。由于孔祥满帮了这些忙，蒋介石对孔家非常感激。但是孔祥熙不是那种能迫使蒋报答、而在得不到报答时就向他施加压力的人。可以相信孔祥熙会按照会按照告诉他的意思去办事，而且办得很有手腕。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这显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人们普遍感到，孔祥熙在财界的巨大影响可能是危险的。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关妇最早提出的，但却遭到宋子文的反对。于是，他们与宋美龄商量，请向对宋子文有重要影响的谭延闿劝说，最后使“宋子文屈服，终于形成了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正）、美（龄）合作”，蒋、宋、孔三家结下了利害与共的不解之缘。从此，他依附美国，支持蒋介石，控制财权，与蒋介石、宋子文和陈果夫合称“四大家族”，成为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汪精卫等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开战初期，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但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政策下，反蒋派很快瓦解。这其中，孔祥熙利用其北方籍贯四处联络，游说其间，对反蒋派进行分化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加紧“围剿”红军。为帮助蒋介石扩充军事实力，孔祥熙受命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实业专使”名义出国游说，为蒋介石接洽借教，购备械弹。蒋介石对孔祥熙这次欧美之行非常满意，当时曾有设立航空部并由孔主持的似设，后因军方和宋子文的反对，孔祥熙才知难而退。
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围剿”规模愈来愈大，面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总试图压缩蒋介石的军事预算，这酿成了蒋介石要更换财政部长的意念。1933年4月，宋子文出访欧美，孔祥熙由欧美回国，蒋介石立即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以代替宋子文。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归来，发现蒋介石的开支超出预算六千多万元，而孔祥熙则帮助蒋介石这样做，这使宋子文大为恼火，与蒋介石的冲突发展到当面对骂的程度。结果，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姻亲和“理财大臣”，但他们的性格作风却各具特色，宋子文精明干练，一派欧美资产阶级作风，办事讲究手续，蒋介石向财政部要钱，他总要问一间作什么用。而孔祥熙却不像宋子文那样直言不讳和锋芒毕露。他主持的财政部对蒋介石从不讲求什么手续，要钱就给，不问用途，不打折娜宋子文则敢于对蒋介石直言相撞，而孔祥熙对蒋则一贯言听计从，逢迎诌媚。
然而，孔祥熙虽非像有人说的那样“精明得厉害”。但许多事说明他是颇有政治心计的。他待人接物，因人而异，各投所好，表面上是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实际上却是有意对同僚部下进行拉拢利用，曲意周旋。于右任的儿子留学回来，请其“栽培”，孔祥熙立即任他为中央信托局专员。司法院副院长王法勤卧病在床，孔祥熙主动派人送去千见现款。陈布雷体弱多病，他便帮着从香港搞药品。他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必暗中送礼。所以国民党政府中许多人称他“厚道”，讲交情。孔祥熙在社交的范围上也很有考虑的，他很少与军人接触，他女儿孔令俊曾说：“院长不结交军人，怕的是委员长吃醋。”抗战初期，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他的幕僚劝他联合国民党元老和CC系，培植新的政治势力，孔祥熙却说：“我们今天完全由蒋老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联合这班人有啥道理。”可见，孔祥熙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完全出于靠蒋介石来巩固地位的政治策略。
1933年11月、孔祥熙刚刚接任财政部长。第一件“公务”就是号召全国“慷慨解囊”资助反共战争。他曾明确宣布：“剿共”的成功，比财政预算的平衡更为重要。于是，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摧毁了宋子文历时5年，苦心制订的财政限制措施、尽力地帮助蒋介石筹措军费，购买军火，进行“剿共”内战。使蒋介石麾下的战将们，可以在日本步步加紧侵略的民族危机中、在“剿共”的战场上“建功立业”，使蒋介石能够在华北落人日本掌握之中的时候，庆祝“围剿”红军的胜利。
发行公债，是孔祥熙为蒋家王朝筹措经费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33年到1935年底，南京政府财政部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共发行公债578000万元，1936年发行了208200万元。巨额公债的发行，使金融资本家与南京政府结下了休戚相关的姻缘。因为在高利率的引诱及政治压力下，大部分公债均被各大银行认购，他们要不想因政权更迭而使手中的巨额债券变为废纸，就得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存在。而且，大量公债被当做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通商四明、国货、中国实业等行，使这些银行，逐渐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为四大家庭官僚资本的附庸。而蒋、宋、孔、陈四大家庭则凭借政治特权，在发行公债和进行债券投机中大发横财。孔祥熙的“公债政策”，真可谓“一箭三雕”。然而，大量公债的发行却给中国的工商业和农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孔祥熙入主南京财政部的另一重大举动是主持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极其繁杂、混乱。1927年以前，仅核准可以发行货币的，就有华资几十家，外资十几家银行各种货币同时流通市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对政治上也有很大的离心作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美国由此采取的“白银政策”给了南京政府的币制以很大压力。美国实行提高银价、购进白银的政策后，上海的金融家们即大量出口白银获利，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债券销售一蹶不振。同时由于白银外流造成国内银根奇紧，银行贷款利率骤增。南京政府曾于1943年9月10日先后下令取缔外汇投机征收白银出口率和平衡税，仍未能阻止白银的继续外流。孔祥熙在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的指导下，主持的南京政府的“币制政策”，对中国金融现代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搜刮到了价值在3亿元以上的巨额白银。同时，由于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统一的发钞权，这就为它通过滥发纸币来掠夺民间财富大开方便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