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正：
去年德刚来，你安排见面，这是他和我第一次见面，后来我“隐而不退”了，所以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他寄贺年片来，我是不过年的，也没回，请你特别代我向他和他新娘子致意。
因为事先知道你要陪德刚去胡适纪念馆，所以我曾特别请你和德刚向王志维交涉——胡适死了二十年了，究竟《胡适全集》还要等多久才编好？我也请你向杨联陞交涉，因为根据胡适遗嘱，明说：“所有文稿均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及”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毛子水两人，来整理安排出版。”如今二十年下来，毫无“整理安排出版”的影子，杨毛诸公愧对故人与士林，自不消说。后来我得知你交涉不得要领，他们仍旧“忌者不自修而畏人修”，仍旧尸居余气，我曾向你表示：我忍了二十年了，我要公开质问他们！
现在我先写两篇：一篇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篇是《一贯作业搜奇》，请你表示意见，并转给这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看。
十七年前我编《胡适选集》，遭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的捣乱、围攻。理由千奇百怪，其中之一是说《胡适选集》影响了《胡适全集》的完整性，好了，最后《胡适选集》被法院宣判没收、销毁了，（事实上他们一本也没搞到，全都卖光了！）可是他妈的《胡适全集》呢？二十年了，《胡适全集》呢？胡适的亲朋好友、胡适的门生故旧，胡适的干女婿钱思亮、胡适的床头人江冬秀、胡适的大徒弟毛子水、胡适的小学生胡颂平、胡适的“监护人”徐高阮、胡适的大秘书王志维、胡适的海外传薪人杨联陞……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他妈的《胡适全集》呢？
在胡适死后近一年，学阀李济写《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说：
他去世以后，大家都想所以纪念他的方法，却得不到任何十分满意的结论。不过若把纪念胡先生的事分做两方面看，也许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我的意思是，若从永久性的纪念说，像胡先生一生的成就，可以说是“自有千古”，不需要任何纪念的标帜。换句话说，他留下来的工作成绩，就是纪念他最好的纪念品。历史上的人物，如韩愈、朱熹这一类的人，是用不着别人纪念他们的。另一方面看，若是为怀念他的人、受过他的影响的人们设想，他们与胡先生的关系自然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各有不同；他们确实可以由这些不同的关系想出不同的纪念方法。
二十年下来，从永久性纪念来检查，他们是一事无成，并且禁止别人做永久性纪念；从个别性纪念来检查，他们是人心凉薄，由“不同的关系想出不同的纪念方法”就是没有任何方法。李济说：“史语所同人有幸，在胡先生最后的几年生活中，得与他朝夕相处。”但是，他们的有幸就是胡适的不幸。二十年下来，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在胡老太被怂恿出来，毫无体统地要求销毁自己丈夫的著作的时候，王志维以所谓证人的身份，向检察官说，胡适著作权“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为了支持这种化公为私的怪说，他举出“胡适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二份”。现在我找到所谓“记录二份”，单位全名是“’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遗著整理委员会编辑委员会”，记录第一次是“1962年11月6日上午9时半”，第二次是“1963年2月22日下午4时”，出席人是毛子水、屈万里、严耕望、陈槃、黄彰健、胡颂平、徐高阮、蓝乾章。第一次讨论决定事项是：
一、推定胡颂平先生兼任本委员会干事。
二、本会决定先整理胡故院长未发表的遗稿。
三、整理时绝不可用胡故院长的手稿，必须先把手稿显微摄影，再洗成六吋照片一份，以后即以此照片作为付印校对之用，并建议“胡故院长遗著整理委员会”，请拨款办理。
四、整理已发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散文，连同从前已发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散文，推定徐高阮先生、蓝乾章先生及胡颂平先生负责设法收集。
五、文学史选例一书，仍照胡故院长生前付印的遗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版税归胡夫人所有。
六、胡故院长所有英文著作部分，推定徐高阮先生、蓝乾章先生两人与在国外的杨联陞先生、袁守和先生及童世纲先生三人帮同设法收集。
七、将来负责校对人员，必须于稿末注明姓名。
八、关于遗著经本会整理后出版的版税，统归胡夫人所有。
第二次讨论决定事项是：
一、胡故院长未发表的遗著，限定3月10日以前点清页数，预计摄影所需的费用，再由毛子水先生函请王院长批发经费。
二、遗著水经注部分，请陈槃先生做初步检阅。
三、中古思想史有关的遗著，请黄彰健先生做初步检阅。
四、其他稿件，请徐高阮先生做初步检阅。
五、详细年表，请徐高阮先生负责，希望在一年以内完成。
六、先将已发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文稿，印成目录分给本会各委员，以便商讨分配校对的办法。
七、今后如果发现有侵害胡故院长著作版权的情事，应随时提请胡夫人注意。
八、征求胡故院长函件，由本会出名公告。征得的函件，本会用毕后，即移送“纪念馆”保管。
这两次所谓讨论决定事项，除了把当时明明属于公产的，非法跟私人纠缠不清外，其他有关“著作整理编辑”各条，二十年下来，几乎无一不是虎头蛇尾。这些铁证，正好印证了我早年的预言：“占着茅坑不拉屎。”——整个这个岛上的学风与机构，一直都是如此。
我相信真正能把《胡适全集》编出来的，还是有待于私人机构。私人机构是肯做事的，一变成公家的，就完蛋。那天你请客的席上，我颇属意绍唐，认为绍唐或可透过胡祖望的支持，排除各方面的抵制，但那天晚上绍唐说为了他买下《胡适选集》，自己被胡老太、王志维追告不已，甚感苦恼云云。总之，现在王志维衰病侵寻，胡适纪念馆也毫无起色，他实在应该知道他们真的错了，应该知道他们是胡适思想流传的罪人，应该知道现在是补过的最后机会，再蹉跎，就除了一片黄土，什么也看不到了。
1971年，我在警备总部保安处的押房里，顺手在十行纸上写下《〈胡适全集〉计划》，是我受难期间罕存的笔迹之一，特将原件送给你，留作纪念（这计划当然限于环境，凭空做的，极不理想）。
多谢你对我的帮助、送书与好意。
敖 之 1983年2月3日晨
1965年12月18日，江冬秀在《胡适手稿》第一集“卷头的话”里说：
编印适之的全集，现在还谈不到。我想先要影印他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尽力量办这件事。等这件事办好，再筹划编印全集。
请问为什么全集“还谈不到”？原因无他，只是他们不行罢了！自己不行还要捣别人乱，就是他们的本事。如今江冬秀也死了，“再筹划编印全集”也全是一句空话了！
另外，同年11月15日杨联陞也在“序”里说：
胡先生生前有两次对我说过：学生替先生编定诗文遗集，要用自己的判断力，该收的收、该去的去，不要把随便什么东西都收进去。两次结句都是：“你们后死有责！”
胡先生逝世后，我自然应当帮助想想怎样整理他的遗著。我想起胡先生生前的话，觉得很为难，因为实在不容易实行……
我很惭愧，身在海外，对于整理编印胡先生遗稿的工作没有尽半分力量。我现在借这个机会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胡适请杨联陞、毛子水两人负责整理编印遗稿，是遗嘱中的大事，怎可以“惭愧”“歉意”就了事？所谓“后死有责”，有责的表现，竟是让死人不见全集之书、只闻惭愧之声吗？杨联陞错了！毛子水错了！
意不能平，再写几句如上。
敖 之
重看你四十七天前写给我的信，你说“我以为胡学专家，非您莫属”，是对的，我真觉得我死后，没人编得好《胡适全集》了。看了梁锡华在《胡适秘藏书信选》中闹了那么多无知的笑话，你要我还“介绍”些什么呢？整个胡适遗著的事，都坏在不准有资格的人做，而没资格的又不做或乱做，如此而已。
意还不能平，又写几句如上。
敖 之
《胡适全集》计划
一、明年（1972年）2月24号，胡先生去世十周年。
二、胡先生著作散佚很多，搜集不易。十年来，连一完整而正确的著作目录都未能编出，其难可以想见。
三、但行远自迩，于蹉跎十年之后，全集工作已不宜再缓（《鲁迅全集》，乃至日译的《大鲁迅全集》，都在鲁迅死后，迅速而有计划地出版，此事应给我们借鉴，也使我们惭愧）。
四、胡先生的著作量（除未发表的日记、残稿，及待征集的书信外），准确估计，依三十二开本每册二百面算，约可编印七十二册。
五、目前市面上能零星买到，且为胡夫人认可者，折算其总和，只占一半，即三十六册。
六、搜集新编者，亦可占一半，即三十六册。书成后，可使市面上能买到的胡先生著作，顿增一倍，除数篇政论文字目前不宜收入外，搜集极为完整，允称全集。
七、有关胡先生的文字（不论作于胡先生生前或死后），别予精选，另编四册。
八、全集在编辑方面的特色，遍及“体例”“编排”“图片”“手迹”“年表”“总目”“辑佚”“考证”“勘误”“注释”“增补”“附录”等各方面，为普通全集所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