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做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
第二天，7月31日，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当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吃饭。在席上，蒋委员长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他估计至少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头一个举手赞成”。这位南开大学的老校长，流着眼泪，非常坚定地说：
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再办一个南开！
这时候，希望能够挽挽浩劫的胡适，感到很难说话，不便说话。他只提出一个建议，建议蒋委员长影响南京、上海等地的舆论界，不可在报纸上攻击张自忠将军。他说，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人侵入、占领，做市长的，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而和敌人订立临时性的条款，是合法的。他说他相信张自忠将军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南方当体谅北方军人的苦心谋国，不可乱攻击他们是“汉奸”。蒋委员长听了，答复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二十五年后，陶希圣在台北向我回忆：“胡先生这个建议，使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不再攻击张自忠，张自忠非常感动，这跟他后来殉国的行为有极大关系。所以，胡先生这个建议，真可说’害死‘张自忠了。”）
胡适建议不要骂张自忠是“汉奸”的时候，他自己的谋国苦心也正遭遇到麻烦，他自己也被骂作是“汉奸”。因为他多年不主战，颇不见谅于一些狂热派，有人骂他是“秦桧”，程潜甚至主张枪毙他！
蒋委员长的中午餐会，胡适日记如下：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讲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而已。
手无寸铁者的梦幻
胡适之所以如此看重高宗武，因他认为高宗武跟他看法最接近，并且他相信：这个三十二岁的有肺病的外交家，乃是贯彻这种看法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胡适、高宗武这种看法却未免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他们对日本“政”与“军”之间鸿沟的真相与背景，当时无法了解。
原来在七七事变时，日本的近卫文麿刚做了首相不久。他对跋扈的日本军方，实在没有多大影响力。当时日本军人在中国制造事件，根本就不告诉他。不但不告诉他，甚至连陆军省也不告诉。日本中间层的军人们总是一意孤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甚至扣押近卫首相的和平使者宫崎和狄山，可见他们根本没把文人内阁看在眼里）。
当时日本的军界里有两派，照重光葵《昭和之动乱》的说法，两派是：
苏联派——以主张对付苏联为主。认为占领中国华北的目的主要在做东北的外围与屏障，防止苏联来染指。代表人是多田参谋次长、石原第一部长。根据地是参谋本部；
中国派——以主张对付中国为主。认为要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代表人是杉山陆相、海津次官。根据地是陆军省。
近卫首相最初不晓得日本军界里有这么对中国的两派意见。他最初派出去的华北统帅，是个中国派的寺内大将，这正好是火上加油，中日军事冲突便很快地开始恶化起来。于是，在苏联派石原第一部长的压力下，费了好大的气力，才算把中国派的杉山陆相挤掉。可是，太晚了，中日的冲突已经不可收拾了。
近卫首相在他的《近卫手记》里曾记过这样一个故事：日本在中国华中统帅松井大将出发前，近卫首相和杉山陆相一起到东京车站送他。松井一再说他要打到南京，请首相谅解。近卫转问杉山陆相说：“陆军是不是准备打到南京？”
杉山陆相答道：“松井虽然这样说，但恐怕不必到南京，打到芜湖一带就行了。”
可是事实上，不但打到南京，并且还打到了汉口！近卫回忆说，这些军人们也许并非有意骗他，只是从他们的谈话里就看到军人们根本缺少计划和节制，他们只是顺水推舟罢了！
日本当时这种军人专横的内情，绝非出身公卿华族的近卫文麿所能为力，也非中国的和平主义者所能回天，可是胡适、高宗武哪里会明白？在卢沟桥事变后，按照庐山会议原有的决定，日本占领平津，中国就决定抗战，但高宗武却向当局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事态至今，若一步错误，全东亚之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折冲之责，请任之宗武。宗步当以热诚，说服近卫，借近卫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折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国，并防止亚洲之破灭，在此一举。
这是很苦口婆心的如意算盘。这个算盘的打法，是基于近卫首相的“政治力量”，这是很悲惨的预计，当我们读到后来发表的《近卫手记》，我们真要为一切没有枪杆的“热诚”者叹气了！
高宗武采取行动
据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记录，高宗武的建议提出后，“汪兆铭对高宗武之言即表赞同之意，蒋委员长则对高之建议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高宗武遂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的时间，就是7月31日。高宗武透过的关键人物是吴震修。吴震修留学日本，当时是南京中国银行分行经理、南京银行公会理事长、扶轮社南京分社干事长，有点势力。当时他住南京江苏路43号，隔邻的47号住的就是日本的西义显，两人过从甚密。31日下午，高宗武把西义显约到吴震修家，此后经过，龚德柏根据西义显《悲剧之证人》等书，浓缩如下：
31日下午召西义显至吴震修家，告以高宗武向蒋汪之建议，请西义显赴大连，借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之力，策动近卫，请其发动政治力量，以救东亚之危机。
西义显于﹝8月﹞10日早晨会见松冈洋右，说明来意。松冈默然听其报告后，大声斥曰：“你真多事，”松冈说明他的意见，谓现在大势已去，无法挽回。
但是最后，松冈还是叫西义显试试看——
松冈给了西义显一笔巨款和一封很长的介绍函，使赴东京见近卫。但他见近卫之日，上海﹝八一三﹞全面战争已起，故吴震修、高宗武、西义显等的谋和计划，已无从谈起了。
和平的幻梦自此完全破灭。但在没破灭之前，从高宗武到胡适，都努力力挽狂澜，要造一件奇迹。胡适本人，把这个奇迹的达成，完全冀望在高宗武身上，他在痴痴地等。胡适8月1日日记：
今早6点50分，蒋先生召集一个扩大纪念周，听说他报告的是中央军与飞机何以不上去的说明等事。
今天高君无报告。
与Fichex吃饭，同座者有一位Dr.Abegg，是记者。
这一天，日本飞机已经在郑州上空开始扰乱，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了。8月2日，胡适记下他“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细则：
寄梅先生约吃午饭。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二、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三、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一、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恢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二、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7月7日以前之疆土状况。
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在日本飞机猛炸南口的暴行里，胡适还在做这种“谋五十年之和平”的好梦，这真是标准的“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