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籍运河岸畔的崇德，县治在今浙江省桐乡市西南；父母寄寓杭州。“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简洁传神地描绘了故里雄奇明秀的水色山光。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11月初，日军偷袭杭州湾，在金山登陆，扑向嘉兴、苏州，父母于颠沛流离的逃难路上生下了我，取名“抗敌”，希望我永记国恨家仇，精忠报国。读书后，一位老先生征得父母同意，帮我改名匡迪，寓意于“匡扶正义，迪吉平安”。
我的童年是在云南昆明度过的。抗战时期的昆明是西南的文化中心，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内迁昆明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大，但大批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不少人屈就于小学任教。我就读的小学，许多老师都是西南联大的优秀毕业生，他们爱国的热忱，勤奋的教学，深深地融入我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我忘不了国语老师朗读爱国诗人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诗篇时的悲壮激情；也忘不了历史老师讲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爱国志士浴血抗敌、以身殉国的情景；更忘不了地理课堂上，一位东北籍老师一边在黑板上画着山河破碎的中国版图，一边流着热泪说中国像一片大桑叶，日本帝国主义就像一条蠹虫，正在一点一点地蚕食我们的国土。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亦年已花甲，但每每忆及这些情景，仍会潸然泪下，激动不已。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在处于人生转折关头、选择事业的重要时刻，“位卑未敢忘忧国”，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是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1945年秋，终于盼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不久，我随父母离开茶花艳若朝霞的春城，回到西湖之滨的家园。
青少年时代，我就读于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杭一中），这是一所全省招考、择优录取的寄宿学校，著名的教师，朴实的校风，严谨的教育，为我们打下了品行和知识的基础。座落在古朴美丽校园中的科学馆、图书馆，是最吸引我的两个地方。每当读到一本好书，常常是爱不释手，养成了一生对书籍的爱好。而蝴蝶标本的制作成功，西湖水酸碱度随季度变化的测定等等，使我养成要搞清一个自然想象，必须亲自动手，细致地做好每一件小事的习惯。它们都使我终生受益无穷。
立志投身钢铁事业
1954年初，临近高中毕业，同学们开始思考理想和志愿。“一切服从党安排，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这是我们那一代青年的心声。当时，正值国家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基础的基础”。报纸上几乎每天大幅报道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高炉胜利开工的消息。我被火热的钢铁工业深深吸引住了，决心以钢铁冶金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1954年，我如愿考上号称“钢铁摇篮”的北京钢铁学院，从而和钢铁结下不解之缘，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在大学里，我开始了解到我国古代曾有过冶炼技术的辉煌业绩，对推动中华古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抹。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发展近代钢铁工业，也曾是几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梦想，但都被腐朽的社会所吞没。新中国要强盛，必须要有自己的钢铁工业。当时我国钢铁工业与欧、美的巨大差距，激发了我们那代大学生的奋发学习激情。五年的大学生活是紧张而丰富多彩的，当时尽管教学设施远比现在简陋，但一大批我国著名的冶金学者，如魏寿昆、林宗彩、朱觉等教授的言传身教，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实践表明，我国的冶金学科教学水平决不逊于世界先进国家。记得1984年我在瑞典一家公司担任副总工程师时，一天总裁拿来一份钢包喷粉处理设备的设计书让我审阅，我发现钢包内钢液流动的计算有误，不符合流体力学的原理，就向一位美国名校毕业的机械设计师指出，当时他颇不服气地问我：“你在哪儿受的教育？是美国？是英国？”我说：“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而是中国。”这场争论，最终公司总裁把真理判给了中国毕业的我，还要我给公司工程技术人员讲述冶金过程中熔体流动的流体力学。
绚丽的北钢大学生活，不仅为学生创造了专业学习的良好环境，而且给学生提供了参与自身管理的锻炼机会。我先后加入过校田径队、合唱队、足球队和管弦乐队，担任过班长、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和校学生会副主席。五年的“钢铁摇篮”生活，为我奠定了治学的根底，确立了做人的根本。
成果来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1963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到上海工学院（今上海大学）任教。那一年中国科技战线有两件大事：
一是周总理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号召科技界发挥主人翁精神，加强责任感，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以及科研机关、学校和生产部门的紧密协作。
二是国家正在制定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要求自力更生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在重要的和急需的方面力争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
钢铁专业既有理论上的深度、难度，又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想在特殊钢的品种、质量上取得突破，必须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苦功夫。我和上海工学院的师生投入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天地，带着问题去工厂实践，和车间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改进不锈钢炼钢工艺，炼出了因苏联撕毁合同后，国防急需的高纯度航空用不锈钢。
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正开始的几项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还曾下放安徽省凤阳“五七干校”。在知识受到践踏，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报国无门的10年，我亦有过短暂的困惑和忧闷。“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但是，不甘岁月蹉跎的责任感，推动我在灯下系统地自学了新的专业基础理论和英语。
耕耘不会没有收获。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的讲话仿佛驱散阴霾的晴空丽日，融化了极左路线歧视知识分子的百丈寒冰，送来了暖彻心头的阳光。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神州大地。
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和同事们在钢铁冶金学科中抓住国际上的发展前沿，共完成六项科研任务，其成果均先后走向工业应用，其中超低硫深海石油管线用钢还取得英国和瑞典专利权。
我的微薄贡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莫大鼓励，授予我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荣誉。80年代初，又给予我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短期访问学者和受聘瑞典斯堪的纳维亚？兰塞尔公司任副总工程师、技术副总经理的机会，使我眼界更加开阔，技术上日臻成熟。
钢铁冶金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90年代初，组织上要我走上党政领导部门工作。1995年2月，要我挑起上海市长的重担。我仍旧割舍不了对自己专业的恋情，继续担任着上海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和母校——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专业兼职博士生导师，经常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指导着两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生活历程，我衷心感谢师长们春风化雨的教诲与同事们雪中送炭的帮助，感谢党组织给予我的教育与激励，我将不断努力，回报养育、培养我的祖国。
原载《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