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就很犀利地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在雍正的潜意识中随时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
清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密奏制度，跟本朝的历史和皇帝个人素质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清朝是以少数民族入关定鼎天下，和其他朝代相比，它不仅有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终清一朝，民族矛盾始终都是清朝政府一个不容缓和的矛盾。汉族的先天优势以及遗留下来的各种遗产都让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感到自卑，在他们眼中，想要坐稳天下，就必须要把一些潜在的反对他们的力量挖出来，而只有告密者才能做到这一点。雍正的告密制度显然就有这方面的渴求。当然，康熙与雍正的个人素质也值得一说，在中国历史上，他们都属于勤勉的皇帝，在维护个人统治上是不遗余力的。为了维护个人统治，他们会不惜任何手段，当然，也就包括鼓励告密者前来告密了。
密奏制度虽然被雍正赞赏有加，后来的诸多史学家也认为这种制度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着稳定统治的作用，但却不能掩盖其“卑劣”性。任何事情，只要有“密”这个字，就是见不得光的，见不得光的事，总归不是好事。所以说，手段的卑鄙也就证明了目的的卑鄙。除了可以了解下情外，“密奏”制度还是重点鼓励告密者对他人进行监视。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打了几局后，发现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说完，就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并对他说，在你的牌友中就有人是告密者。王云锦当时惊骇得浑身冒汗。这件事也恰好证明了雍正的确是个千里眼顺风耳。
当然，密奏制度最得益的人就是雍正，他不仅可以得到靠正常渠道得不来的消息，有时候还能通过告密者为自己得到切身的好处。雍正八年春，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雍正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为此，他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等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分别发去文字完全相同的手谕：“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当时，雍正帝的肱股重臣浙江总督李卫，在奉到寻访道士谕令的第二天，便写奏折向雍正报告说，民间传闻在河南有个四处游荡的道士叫贾士芳，素有“神仙”之称，特推荐这个贾道士进京为皇上治病。这个贾士芳，原先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浪迹河南，远近有些名气。雍正看过李卫的奏报，立即让主管河南、山东两省政务的河东总督田文镜派专人送贾士芳进京。
贾于雍正八年七月间抵达宫禁，开始给皇上治病，竟颇见疗效。对此，雍正十分高兴，对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说：“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在九月初六日李卫的秘折上，雍正还表扬李卫推荐贾道士有功，朱笔批道：“朕安，已全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士（即贾士芳）之力所致。”
告密者可以为雍正解除生理上的疾病，但制度上的疾病却很难治愈。密奏制度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
雍正死后不久，乾隆一朝的一位监察御史就大声疾呼取消密奏制：“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
乾隆皇帝并没有接收这位御史的提议，因为这是祖宗成法，不能轻易就违背。但乾隆在位时，密奏制度的执行已经远远不能和雍正时期相比了。清朝的告密史才有了一个顿号，却仍旧不能结束。因为专制独裁的政府，必将要有告密者的身影晃来晃去。
撞鬼的曹宝锡
反贪污历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口号里的主旋律。但反贪者往往都身败名裂，其呼声和行动得不到任何效果。原因很简单，专制制度下，敢贪污的人往往背后都有靠山，有的甚至是皇帝本人。而贪污者往往又都是小人，无所不用其极，反贪者往往是君子，做起事来一板一眼，不走偏门。所以，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当然，小人的眼线很多。也就是有跟他一样的小人充当着告密者，所以，他们往往能提前得到消息而有所准备，最终避过一劫。
乾隆时期，大臣曹锡宝准备把贪污犯大学士和砷扳倒，万事具备，只因为一个人的告密而功亏一篑。
曹锡宝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山东粮道和监察御史等职。此人生性坦率，刚直不阿，办事认真，尽职尽责。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乾隆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任命他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充当了监督官员的主要职责，曹锡宝在任上当然对当时的大学士和砷招权纳贿，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贪污腐败的事情了然于胸，而且气愤非常，他很可能从上任初就想找机会弹劾和大学士。
但是，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首先和砷权倾一时，树大根深，身后又有乾隆皇帝为他撑腰，连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嘉庆皇帝都要让他三分。其次，和大学士贪污腐败从来不留下证据，曹锡宝想要动他，就必须要在证据上下功夫。但曹锡宝深知，即使功夫做得很深，以自己一个小御史去弹劾大学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不久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两广总督富勒浑的家奴殷士俊被人告发，该人不但在当地横行不法，还拥有说不清来由的巨额财产。朝廷下令追查到底，结果，调查结果证明告密者没有说谎。原本这件事就这样完了，但乾隆皇帝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殷士俊不过是一个家奴，他能得到这样一份巨额家财，靠他自己的力量能办到？唯一办到的方法就是靠着他主子的势力到处进行勒索敲诈。又是派人富勒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此人也不干净。乾隆皇帝大怒，将此人革职查办。
这件事情才算结束，但在曹锡宝看来，事情虽然结束了，可经验教训却值得他深思。既然不能直接动和大学士，为什么不走曲线？他瞄准了和砷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他希望通过告发刘全这个家奴，而勾出和大学士来。
曹锡宝的思路很正确，刘全的身份跟殷士俊差不多。他在和家做仆人的时间非常长。最开始时，刘全并不服侍和砷，而是给和砷的父母赶车、跑腿的。和砷父母去世后，刘全才完全地跟了和砷，和砷与他是无话不谈，因而深得和砷的信任。在和砷得势后，刘全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和家对外的经营、接待、收取馈赠礼品等事宜全由他一人操持，并代理和砷掌管和家所经营的店铺等。
主子风光，奴才自然也跟着沾光，刘全平日就以和砷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结交官府、士绅、商贾，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侵吞公款，无所不为。此人跟他主子一样，也善敛财。他广置房产，经营当铺、作坊和其他各种店铺，共积攒了二十多万两白银的家产，这个数字可是当时京官靠工资一辈子都赚不来的。
但是，这些证据事实上不能成为证据，乾隆政府曾规定，官员可以经营小商业，只要纳税就可以。曹锡宝如果以“刘全有二十多万两不明来源白银”为由上告，很可能被和砷一句话就能化解：这是开当铺与店铺赚来的，而且只是他自己暂时存放在刘全那里的，并非刘全的财产。
曹锡宝继续找证据，他发现刘全在和砷宅第附近的街道上修建了一所豪宅，规模宏大，装修豪华，室内琳琅满目的各种摆设，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刘全家使用的车马、衣物也全都超过了清朝的规定。在清朝，等级观念相当分明，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马车，都有严格规定，如果超越了等级规定，那就是犯罪。在经过详细周密调查，并亲自到刘全家里考察后，曹锡宝终于胜券在握地于富勒浑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向乾隆呈上奏折，奏折如下：
“大学士和砷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汇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砷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砷，令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
当然，这是最后定稿，曹宝锡写的初稿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正直的“告密”者在告密的时候，都会字斟句酌，很怕自己一不小心写了“栽赃陷害”的文字，而影响自己的声誉，同时也给“告密”本身带来麻烦。曹宝锡“告发”的初稿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写完后，就把纸稿拿给同事和朋友们看，请他们提意见。
在这期间，肯定有人会认为写得好，也有人认为哪个地方不该这样说，也有人认为都不能说。曹宝锡在总结百家之长后，才定稿，然后呈给了乾隆。
乾隆皇帝当时并不在京城，六月的北京正是酷暑难熬，乾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在接到曹锡宝奏折后，立即将随驾的和砷召来，把曹宝锡的奏折扔给他，让他解释。
和砷当时非常镇静，只是随便看了一眼奏折，就回奏说自己平时管教下人很严，不许他们在外惹是生非，而且，他对刘全非常了解，根本不会做出告发人曹宝锡所说的那些事。乾隆皇帝知道曹宝锡的为人，如果没有其事，他绝对不会信口雌黄。和砷见乾隆皇帝不说话，就主动要求乾隆皇帝如果不信，可以派人立即去严查此事。即使没有和砷的要求，乾隆皇帝也会派人去查。他给留京办事的亲王和有关部门的大臣召见曹锡宝问情况，曹宝锡坚持自己所奏属实。有关部门大臣就派出专人跟曹锡宝一起来到刘全家查验。
远远地，曹锡宝看到刘全的宅子就有些纳闷，因为那和普通百姓的房屋一样，进入里面，曹宝锡险些没有晕过去，里面根本不见华服名车！也就是说，曹锡宝在奏折里写的那些事情，均属造谣！
如果曹锡宝是个唯心主义者，他肯定会相信自己是撞鬼了，或者是被鬼撞了。就在几天前，他还亲自来到这个地方考察过，有的名贵物件，他还用手摸过。转眼之间，这里就仿佛被狐精变没了一样。正直，毫无心计的曹宝锡只能也只好认定自己撞鬼了。
撞鬼的结果可想而知，查案大臣将查案结果报告给了乾隆。乾隆大怒，他一直就很相信和砷，现在，就更加相信了。他立即怀疑曹锡宝弹劾刘全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至于是什么目的，用和砷的话而言，如今我是皇帝您最宠信的奴才，有些人嫉妒，甚至恼怒都是理所当然的。难免会有人一怒而做一些傻事，比如攻击我。
乾隆皇帝相信了，强令曹锡宝必须“逐条指实”。曹锡宝无法“指实”，在证据面前，他只好承认自己无中生有，认错请罪，最后，乾隆念他坦白，把他“革职留任”。此后，曹锡宝始终无法提起精神来面对工作和生活，心情忧郁，六年后，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他在愤恨中死去。
即使在他临死前，他可能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可能想过刘全这个人不但是个小人，还是个神人，懂得未卜先知。或者就是，自己纯粹是撞了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