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弹劾周延儒的官员这个时候突然站到了周延儒一边，他们认为，周延儒当然有罪过，但也轮不到太监来弹劾。给事中傅朝佑按照祖宗成法认为崇祯这样处理问题相当错误。他说：“太监不应直接劾奏阁臣。纵然阎臣有过当参，朝廷耳目之司中，并非无人。”右副都御史王志道紧跟其后，他认为：“近来内臣参劾，几于手携皇纲。致使堂堂辅臣始终不敢一问，以至身被弹击。狁忍辱不敢声言”。
崇祯皇帝这个时候既气愤又疑惑，他对这些臣子恼怒：“你们当初弹劾周延儒，我不理，你们满脸的不高兴；现在我要治周延儒的罪，你们又不高兴，你们是何居心？”还没有等他们继续解释，崇祯就严厉斥责道：“（况且）遣用内臣，原非得已，屡有谕旨，极是明白，如何又有这一番议论？”王志道觉得这是混帐话，就顶嘴：“王坤直劾辅臣，举朝惶惶。朝臣都为国家纪纲法度而担忧。臣所痛惜的是我祖宗成法，并不是诸臣”。崇祯听罢，憋得满脸通红，一拍桌子，大骂道：“你们这些人不为国家大计建言，乃借王坤之上疏，要挟朝廷，实为阴险狡猾的巧佞！”遂喝令左右，撵王志道出宫，降旨将周延儒罢官削籍。
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到，崇祯皇帝对特务是非常信任并大力支持的。人人都知道特务可以通过一种卑鄙的手段——告密——来对不附和他们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而且命中率是百分之百。所以，在这种权势的威慑下，许多无骨气的人纷纷将自尊出卖给了特务。有个恬不知耻的官员去参加一位宦官老娘的生日，进门后发现宦官站立其母侧，这位官员立即转身对众官员说道：“太太年老，不能行礼，小弟代为答拜，”说完就跟众人跪下了。众人来不及错愕，也都纷纷跪下还礼。
崇祯皇帝不但鼓励这些告密者在京城中四处惹事，而且还向军队派遣他们，让他们随时告密。早在崇祯即位初，也就崇祯元年，崇祯皇帝就派出了特务到军中。宣府巡按李养冲曾就此事向崇祯汇报过，这位官员认为，军中特务太多，东厂有之、锦衣卫有之，所以“旗帜杂乱”，瞎指挥，乱告密，他建议崇祯皇帝撤消这些特务，以免延误军机。崇祯皇帝当时就冷笑，拿给大学士们看，说，祖宗设立厂卫，到我这里，难道还撤了不成？岂有此理。
李养冲的善意提醒不但没有让崇祯打消向军中派遣特务的念头，而且让他变本加厉。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他名义上派出乾清官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前去核实军队人数，然后让户部根据冯元升所报数目下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圣上前去慰问守城将士。实质上，这些人全是奉旨告密分子。
崇祯四年十月，崇祯又把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重新确立，选派了一大批亲信太监到各地监视军队。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给了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极大这些人的一大特权就是可以随时向皇上直接密奏。除了这些阳光下的特务外，崇祯还暗中派了一些特务到军队中专门去伺探，这些特务刺探的目标不仅有军队，还有那些监军。明朝的特务监视特务，由此导致的“狗咬狗”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
大特务头子薛国观在崇祯十一年六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第二年，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晋为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权势熏天。某日，崇祯召见群臣议事，在谈到官吏贪污一事时。这个宦官发表意见说：“如果厂、卫的人得力，官吏岂敢如此？”他的意思是说，特务们对官员的监视与告密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崇祯皇帝肯定喜欢听这样的话，但当时在场的东厂负责人王德化就不爱听了。散会后，王德化心想，你小子不是觉得我们办事未尽力吗，我就在你身上验证给你看，看我们是多么地尽力。从这之后，王德化派出大批人，专门监视薛国观身上，又派出一伙特务四处搜集国观的材料。最终，被他发现了薛国观有受贿之事，立刻告密，大讲国观的坏话。崇祯根据王德化的奏报，于崇祯十三年六月，传旨将薛国观罢官。但王德化想痛打落水狗，再派特务对国观严密监视，看到国观离京回家时，车上满载财物，就再次告密，一面抓住受贿之事不放，把它提交五府，九卿，科，道议处，并以其受贿有据，又派人前去缉拿。薛国观也是圈里人，自然知道，后果是什么，最后只好悬梁自尽了。
崇祯一朝，外有清军，内有李自成，军费超高。为了控制国家财政，崇祯皇帝派出太监张彝宪去监督户、工二部的钱粮收支，并特意授给彝宪与总督相同的地位和权力，专门为张彝宪设立一个名叫“户工总理”的衙门，这个衙门权力之大，已经位居户部与工部二尚书之上，时人曾给了张彝宪“堂公婆婆”的称号。这位“堂公婆婆”嚣张跋扈，已经用不到向崇祯告密了，他自己就完全可以处理一切他认为不妥的事。自然，无组织无纪律的他让大家很不高兴。崇祯五年，工部侍郎高弘图对“堂公婆婆”张彝宪盛气凌人的做法上琉陈述：“臣部有公署。议事时，尚书中坐，侍郎旁列。这是本朝多年实行的礼法。今内臣张彝宪奉诏总理两部，居高临下，端坐尚书之上，岂不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吗？”疏中还给崇祯做知识普及：“所谓总理公署，应诏令别建。如设于臣部，宜归之臣部。这样，岂不名正言顺而内外有别吗？”崇祯皇帝明知高弘图所说的有理，但他认为，这种理由与特务比起来，还不充分，所以，就将高弘图革职。但他并不寂寞，因为不久后，工部主事金铉，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也因疏论宦官监视的弊病而遭到崇祯皇帝的革职。
但是，崇祯皇帝所做的这一切，都不能狼心狗肺的特务们死心塌地。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时，许多特务居然主动向李自成伸出了手。
大太监杜勋在山西大同做监军，李自成攻大同时，他就主动开城门迎了李自成进城，并且和李自成来到北京城下，然后他进了北京城，劝说崇祯皇帝让位，因为“贼势甚众”。崇祯皇帝这个时候居然没有杀他，而是把他放回，并且还说容自己考虑。
李自成下令进攻北京城的时候，因为当时北京城的军队都在特务们的监督下，这些人居然让士兵手持白玉杖，外面涂上红色，两头用铁环扣之。敲击地面铿然有生，但这种木头只要一与李自成军开战，就必折。当崇祯皇帝苦求这些特务拿出守城之策的时候，这些人居然幸灾乐祸，说，那些文武大臣平日说我们的不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让他们来想办法。我们哪里有办法。
崇祯皇帝绝望之下，居然想下令密葬魏忠贤，以图唤起宦官们的报国之心，但是特务们给他只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十个大字。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粗略一算，宫中太监居然有十万之众，在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北京城的那天，所有京城百姓全都站在城门口，用石头欢送他们。特务们的队伍绵延不绝，长达数里。
崇祯皇帝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其在帝国末期还仍旧重用特务，鼓励告密，是其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明朝的告密史自他于煤山上吊后也就宣告了结束。
这个帝国的告密史足足跟着帝国书写了两百多年，期间虽然有波折，但主线却永远都在，那就是，告密者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小零件，他们是奉旨告密。而大明帝国的历史也在告密史的终结后划上了一个句号。
最后，我们不得问这样一个问题：崇祯皇帝上台后立即处死了特务头子魏忠贤，给很多人的感觉是，这位皇帝英明神武，不会再重用卑鄙的告密者。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废掉特务组织，而且还变本加厉了呢？
首先，魏忠贤虽然死了，但其余党还在。崇祯皇帝对这些人是极大不放心的，所以，他必须要重新任用一些特务来监视魏忠贤的余党，那么，特务组织不但不能撤除，而且还要重新优化。其次，特务机构已经成为明朝政治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明朝历史上最清明的宣宗时代，特务机构也未被撤消。用崇祯的话而言，这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政治财产，绝不能违背祖宗成法。这大概就是中国告密史在明朝的一个最大特点：告密不但法律化、制度化，而且告密的机构已经凌驾于六部之上，成为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从这一点而言，所明朝是一个告密帝国，一点都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