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秦朝的告密律法化和武则天时代的告密全民化不同，明帝国的告密史是一部纯粹的特务史，在皇帝的支持下，这些特务具备了告密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他们所在的组织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所以，作为国家机器，特务机构伴随了大明王朝的始终。
一张铺天盖地的网
朱元璋还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特务政治了。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准备进攻江西袁州，就派了一特务到袁州守将欧平章那里打探消息。
该特务在打探后回来报告说，欧平章年纪已老，不足畏惧。朱元璋有点不相信，问特务，“你真的进到袁州城？”
回答：“是的。”
“有何凭证？”
回答：“欧平章门前的两个石狮子都缺了尾巴，是我断掉的。”
后来，朱元璋攻克袁州，真的就到欧平章门前，检查石狮子的屁股，果然不见尾巴。
大将徐达围苏州时，朱元璋命傅友德领兵到济定，为的是防止有人从背后袭击徐达。在送行会上，让方国珍陪酒，还找十几个妓女活跃气氛。方国珍可能有点喝高了，就让妓女把外衣脱了陪自己。结果，酒席还没有结束，一群卫兵就冲了进来，把脱了外衣的妓女和方国珍拉到马圈锁了起来，等方国珍酒醒了，朱元璋亲自到来，先把妓女的鼻子削了，然后对方国珍一顿训斥。方国珍说道：“死则死，为什么要把我跟这种贱人索到一起！”朱元璋怒道：“你不遵我分别贵贱，我就以此等贱人侮辱你。”方国珍到后来可能都不知道，这是有人告密，而告密者正是朱元璋专门派去的人。
当然，严格意义来讲，这还不算是告密，应该属于侦缉范围。不过，这已经具备了告密的雏形，在得到天下后，朱元璋用了许多“检校”，这些人主要的勾当就是侦缉，然后告密。
检校主要受朱元璋指使，对在京的大小衙门的官吏进行监察，一旦发现有不公不法之事，或者只是听到的不公不法之事，都要向朱元璋告密。这些人的威力之大，甚至连开国功臣李善长都畏惧三分。朱元璋非但不感到可耻，反而对人说：“这些人（检校）就如同凶狠的狼狗，有了他们，谁敢不怕我！”
不仅是在京城，京城外，这些检校的足迹也无处不到。有一年，浙江绍兴大旱，农民无收，地方官不报，就有人对朱元璋告密。朱元璋立即提审地方官，痛责，地方官吓得面如土色，却不知离京城这么远，皇帝是怎么知道的。
事实上，这些专业告密者不仅仅向朱元璋报告一些朝廷政事，对一些琐事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比如有一段时间，北京城内有个胖大和尚常出入官府，与各个官员说些笑话，很快就被朱元璋得知了。有名和尚是前朝秀才出身，也常常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朱元璋也是了如指掌。这些，都是那些特务的功劳。
对普通的和尚信息都了如指掌，朝中大臣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大臣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后吟了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笑着对他说：“昨日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磕头谢罪。
大臣宋濂喜欢饮酒，常常与朋友不醉不休。朱元璋劝说他很多次，但他仍旧不改。某日早朝退后，朱元璋叫他，“你昨晚是不是又饮酒了？下酒菜是什么？”宋濂老实地做了回答。朱元璋听了，点点头，“你没有说谎。”
国子祭酒宋讷在某次朝见时被朱元璋问道：“你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被问得一愣，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朱元璋已经叫人拿了一副画，画中，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
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告密网络简直就是今天的窃听与偷窥的极至表演。朝中大臣被严密监视如此，即使是退休的大臣，也被朱元璋的告密网兜住。
洪武六年，吏部尚书吴琳因为年纪老迈而乞求回老家养老，他走后，朱元璋常常派人去“窥探”他，把吴琳搞得只能把自己打扮成一老农模样，不敢穿新衣不敢吃鱼肉。
告密网不但网络大臣，对大臣的家人也不放过。大臣华高与胡大海的老婆“不守妇道”，居然跟西方来的僧人学习什么金天教法，特务们向朱元璋告密，朱元璋将两人的老婆和那个和尚扔到水里，活活淹死。
从这几件事就可以看出，朱元璋已经把告密这种卑鄙的行径转变成一种国家行为。而他目的很简单，就是利用特务网在大臣中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这些人不敢背着他干有损于皇权的事。
除了检校外，朱元璋还设立锦衣卫，由此来构织这张告密的天罗地网。“锦衣卫”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锦衣卫，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行仪式。后来，朱元璋令其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权力。并任命心腹大臣和外戚为指挥使。下设同知、佥事、镇抚司镇抚等官，其下有官校，专司侦察。这些告密者因为直接向皇帝负责，又是国家公务人员，难免在侦缉过程中有违法乱纪的行为，所以，他们的名声并不好。但研究朱元璋的学者吴晗却另有见地，他认为朱元璋所以要实行告密制度，是因为“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
的确，“必须的监督工作”要抓，这是朱元璋头脑中最清晰的想法。为了“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朱元璋可谓煞废苦心，有时候，他竟然还会亲自出马，执行侦缉任务。
某次，他在京城中微服行走，偶然听见一个老太婆秘密地叫当今圣上为老头儿，朱元璋大怒，回宫后，对人撒娇：“张士诚当年只占据江东而已，江东人至今呼他为张王，现在我已经得到天下，贵为天子，居然还有人呼我为老头儿，岂有此理！”随后，就让人把那个老太婆捉住，牵连出了几十家，全都将他们的家产充公。
这次事件很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但下面这件事却是朱元璋特意为之的。某年的元宵节前，与特务告密说，民间有对马皇后不尊敬之行为。朱元璋就在元宵夜出外查探。结果，他在一猜谜画面前停了下来，那副画中，有一个妇人赤着脚，怀里抱着一个西瓜。朱元璋看了半天，也猜不出谜底是什么，就问出谜人。出谜人笑着告诉他：淮西妇人好大脚。
朱元璋猛地想到自己的马皇后是淮西人，而且是个大脚丫子。第二天，朱元璋就派出锦衣卫，将那条街的百姓全都捉到监狱去了。
当然，朱元璋也是个读过历史的人，他对唐朝武则天时代鼓励全民告密的历史也有所耳闻，还是为了“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他也鼓励百姓告密。一些刁滑之人就趁着皇帝的这种鼓励，吩咐告密，而且竟成为一种风气。但与专业的告密者，“检校”与“锦衣卫”，刁滑之徒的告密实在是毛毛雨了。
告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大多数皇帝支持的告密是伴随着血腥的。朱元璋告密的天网之下，自然也不会是和风细雨的。而且与前几代的告密史相比，简直就是腥风血雨。
朱元璋对功臣的大清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一位。与之相比，刘邦对功臣的屠戮显然是小儿科。而朱元璋的大清洗主要就是通过特务告密来完成的。
让我们来看一份名单，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就封爵共五十九人，除一人封于洪武二十五年旋即被削爵外，其他五十八人均封赏于洪武二十三年前，此后没有再封赐任何人。而这些人被大批诛戮也开始于洪武二十三年追论胡党和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在这之前有诸多功臣生病而死，因真正有罪的被诛仅三人，剩下的则多死于洪武二十三年以后。
洪武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中，不计子嗣诛废和病死的，公侯被杀二十三人，其中直接死于胡蓝案中的有十六人。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归天，当初被封的功臣中只有兴侯耿柄文、武定侯郭英还活着。整个洪武一朝功臣几近整体覆灭。
在这些功臣里，廖永忠第一个被杀。廖永忠在诸多战斗中立有功勋，其在鄱阳湖之战中的骁勇让他列为名将之列，并在建国后被封为德庆侯。洪武八年，朱元璋将其诛杀，罪名是有人告发他“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也就是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继他不久，永嘉侯朱亮祖、曹国公李文忠、信国公徐达也被人告密，有不法行径，先后死于非命。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胡惟庸诛杀。胡惟庸的确是要谋反，但可惜，在朱元璋告密者编织的天网下，他没有得逞。早在胡惟庸还没有想要谋反的时候，朱元璋就已经派出了一名特务在离胡惟庸府很近的西华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后来，胡惟庸想要把朱元璋骗到自己府中干掉，就谎称府中的一口井居然冒出了温泉，希望朱元璋前来观看。朱元璋也没有想过胡惟庸敢那么大胆，真的想把自己干掉，就带了几个人去胡惟庸家中，走到西华门的时候，那个特务急忙追了出来，但由于速度过快，所以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可是个急脾气，立即命人将他拿下，然后是一顿暴揍。那个特务倒也忠心，临死前，还用手指着胡惟庸的家，摇头。朱元璋这才发现，这个特务是自己派来监视胡惟庸的，很可能胡惟庸在府里做了手脚，等着自己上钩。他连忙登上西华门，向胡惟庸府中看去，果然见墙角处有多名士兵，手持刀剑，要杀猪一样的架势。结果，胡惟庸案就这样爆发了。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案是个冤案，《明史·胡惟庸传》中谈到了其被杀的真正原因：他受到朱元璋的宠爱好几年，自己一个人独揽丞相大权，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给他送的金银财宝多不胜数。甚至，有时候，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让朱元璋知道。实际上，朱元璋对于胡惟庸最恨也最怕的是他的专权。于是，才有了胡的“谋反”罪名。但即使这是真的，也跟告密者有关，朱元璋对臣子的防范在前面的故事中可见一斑。如果不是特务的告密，他又如何知道给胡惟庸送礼的人多如牛毛，而且还知名识姓呢？
“胡惟庸案”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而宣告结束，洪武二十三年，有人告密，认为胡党还在朝中，朱元璋开始“追胡党”，在这一“胡案”中，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等大臣均被告密，而后株连被杀；那个喜欢喝酒的宋濂也涉案被流放，死于途中。案件前后株连三万余人，史称“胡狱”。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因被人告密“谋反”而被杀，诛连死者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狱”。两狱合称“胡蓝之狱”。
那个曾被方国珍陪饮的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二人同时被人告密，处以腰斩。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辞请告老还乡，朱元璋却说，有人告你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想逃跑？杀！淮安侯华云龙，太史高启，右丞相汪广洋，户部侍郎郭桓，江夏侯周德兴，靖宁侯叶升，定远侯王弻，宋国公冯胜，监察御史王朴等，都因各种“罪名”被处死或赐死。而其罪名的来历，全是告密者所提供。
所以，和武则天时代一样，朱元璋时期，朝中大臣也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会跟家人诀别。倘若晚上平安归来，全家会当作节日庆祝一番。
朱元璋血洗功臣历来是历史学家争论的一个焦点，清史学家赵翼在谈到朱元璋血洗功臣时这样说道：“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又道：“又汉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时，方年少，计身老则诸功臣已皆衰殁；宋太祖年虽长，而恃有弟可以驭诸臣，故皆务保全。至明祖则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
赵翼的这两段论可作如下解释：朱元璋之所以血洗功臣，第一是他喜欢杀人；第二是为了朱家日后的天下。在赵翼看来，朱元璋杀功臣跟功臣有无过错毫无关系。但只要是功臣，朱元璋就杀无赦。
《明史》的编撰者则认为，太祖的血洗功臣是治体，“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意思是，太祖为了巩固国家政权才屠戮这些臣子的。
但这两种说法的确有待商榷，一段史料记载说，朱元璋早在为吴王时，就和他手下的文人詹同淡及“赵普说宋太祖收诸将兵权”，赞赏叹曰：“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宋之天下必不五代若也。普虽忌刻，其功多矣。”从这句感慨的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第一，朱元璋开始并没有要血洗功臣的意思。后来他大封群臣也印证了这一点；第二，他也很想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让那些功臣告老还乡。
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会突下毒手呢？
大概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所推崇与信任的告密制度促成了这一血雨腥风的发生。无论是检校还是锦衣卫，他们的目标大都是朝中大臣。开国之臣由于和皇帝都共苦过，在他们开始一同战斗时，彼此只为了能打赢一场胜仗而齐心协力。在这个时候，没有尊卑之分，没有礼仪之别。但到了朝堂之上，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懂得君臣关系，当然，他们不会不懂得权臣权位的差别，他们只是对作臣之道，以及从前的观念心理的封建君臣化不甚了了。所以，有些事宜就不会那么周到，比如蓝玉就仗着自己是开国功臣，又和朱元璋共患难过，在开国后就“虎将粗暴，不善为容”。
朱元璋的告密者大都是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细人，即使你身正，他还能从中挑出问题来，更何况是你身不正！
所以，告密者一旦告密，早就非常熟悉那些开国功臣的朱元璋自然会深信不疑，不是他真的相信，而是他担心告密者的内容有一天会变成现实。
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他任用的特务大都是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比比皆是，就是在明朝，就出了很多把皇帝视为无物的宦官，比如后来的刘谨、九千岁魏忠贤。但惟独朱元璋时代，虽然大批告密者都是他指使的宦官，却没有一个宦官能如后来的刘、魏二人那样风光。究其原因，朱元璋懂得如何驾御特务，他更深谙如何扯住这张告密的天罗地网。
所以，那个在西华门告密胡惟庸的特务被他打死后，他立即赐葬、赐祭、赐官，鼓励其他特务仍然继续告密。朱元璋曾说过如何驾御这些特务：“但常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
从这一点倒可以看出，朱元璋虽然建立了一个告密网，但这张网却始终控制在他手里，没有泛滥成灾。不过，告密始终是与人性和道德相违背的，即使朱元璋有手腕和魄力，这种卑劣的行为一旦有机会，就会泛滥，再加上控制者无能一点，那就是天灾人祸了。
靠告密起家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