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全是事实。”李玉珍满脸畏怯神色，“我和他的确是夫妻，我们的确是农夫，的确是为了把在稻田里吃稻谷的马赶走，才翻越篱笆和电网过来的。”她扯起大衣襟给丈夫擦鼻血，鼓起勇气又补充说：“我们说的全是实话，你们不相信，可以问我们第八保的保长和维持会长。”
“没有必要去问他们！”川本横蛮地说，“不管你们是不是新四军游击队，凡是偷越篱笆和电网的人，一律以共党分子论处！”
“我们见这么多的马糟蹋粮食，心痛呀！”王德玉痛得上气不接下气，“要是绕道过来，这丘稻田就糟蹋完了！我一家数口，一年的生活指望这丘稻田，不得已，才翻越篱笆和电网呢！”他仍然抱着强烈的求生愿望，“这稻田里的稻谷，已损失1/3了，求求你们，把马赶走。要不我全家人会饿死，求求你们，快把马赶走！”痛苦和仇恨绞在一起，使他的脸变得很难看。
“你还想吃到这稻田里的稻谷，哈哈！”川本阴阳怪气地狂笑一声。他回头命令一个矮胖子士兵说：“脱下皮鞋，解下绑腿，下田把那匹最高大的枣红马牵上来。”他的眼睛突然像野兽的眼睛一样冒出火光，脸上也露出一副疯狂和愤怒的表情。
等矮胖子把枣红马牵上来，川本又命令他将解下来的两条绑腿布撕成四条连接起来，将绑腿布的一端绑着王德玉的两只手腕，另一端拴在枣红马的左后脚上，然后声色俱厉地说：“你骑着马快跑，拖死他！”
李玉珍痛哭着大声喊道：“你们不能拖我丈夫，你们不能把我丈夫拖死！”她挣扎着想去抱住丈夫，但被两个鬼子死死扭住走不动。“求你们把我的手腕与我丈夫的手腕绑在一起，要死，让我与丈夫死在一块！”她仍然奋力挣扎着要扑过去，但力不从心，无可奈何。
“我们想留着你！”川本在李玉珍那嫩白的瓜子脸上捏了一把，“你20来岁，还长得不错，打算让你进随军慰安所呢！”
李玉珍不知随军慰安所为何物，但朦朦胧胧意识到不是好事，只是一个劲的哭喊。
当矮胖子跨上马背时，王德玉的母亲张菊凤和弟弟王德民，以及邻居们赶来了。
川本向矮胖子做了个且慢的动作，然后转脸来对站在竹篱笆那边的50多个老百姓说：“你们来得正足时候！今天，我们杀鸡给猴子看。今后，凡是偷越篱笆和电网的，皇军就用这种办法处死他！”
“王德玉是个无辜的老百姓，你们不能处死他！”“王德玉是个善良的年轻人，你们不能处死他！”篱笆那边的群众反复高声喊着这两句话。张菊风和王德民边喊边哭，母子俩想爬上桌子翻越篱笆过去，但被乡亲们扯住了。
“闭住你们的臭嘴！”川本杀气腾腾地骂道，“你们这些奴才，再叫叫喊喊，哭哭闹闹，我统统的枪毙你们！”
大家知道日本侵略者的残忍，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好像交响乐演奏中的间歇。
已被无情的绑腿布拖倒在地的王德玉，忍着剧痛，向前急爬几步，十分艰难地坐起来，显得十分镇静地喊道：“娘呀，玉珍呀，德民呀，父亲呀，永别了！”他想起半个月前在新四军太湖游击队当班长的王德仁回家时，教会他唱熟的《游击队歌》，就引吭高歌起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他是新四军游击队，快，快，快马加鞭拖死他！”川本气急败坏地催促坐在马背上的矮胖子。
马在奔驰，王德玉的躯体滚筒似的在凹凸不平的田塍上滚来滚去，时而仰天，时而伏地。很快他身上的衬衫和短裤衩被摩擦成碎片，身上的肌肉被一块块被摩擦掉；鼻梁和脸上的肌肉已不复存在，不成人相，变成一团可怕的血糊。他，被活活地拖死了！
鬼子们在高声狞笑，乡亲们在低声啜泣，王德玉的母亲和妻子已经昏死过去。
李玉珍由矮胖子扶上马背带走，直到进了如同人间地狱的随军慰安所，她才苏醒过来，想起刚才那撕心裂胆的一幕，想起自己吉凶未卜的命运，又伤心地痛哭起来。
三天后，由李士群题写刊名的《清乡前线》出版了第一号增刊，刊登了苏州地区为了不违农时抄近路，翻越篱笆下地耕作时被巡逻日军发觉，当场被处死的28个农民的照片。通栏标题为：《苏州地区清乡工作旗开得胜》。这28个农民，其中11人被枪决，15人被推到铁丝网上用电触死，只有王德玉与一个名叫曾祥明的农民被马拖死。每张照片下边的说明文字，先介绍了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然后说他是新四军游击队员，或游击队情报员，或坚持抗战的敌对分子，慑于清乡乘机偷越篱笆逃跑而被处死。
美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赖斯顿，根据这份增刊写了篇题为《斑斑血泪话竹篱》的通信，发表在《纽约时报》时，该报写的编者按中有这样的字句：“人们没有祖国，就不可能谈幸福。一旦祖国遭到外来势力的侵略，除了祖国的叛逆者以外，人们就会失去公理，失去民权，失去自由，失去一切！美国公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吧！祖国高于一切，为了祖国的强盛，让他们毫无保留地献出一切！”
三血债就要血偿
1941年8月初的一天，南京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周佛海办公室。汪精卫打来了电话。汪精卫在电话里说：“让我找得你好苦啊，我们以为你失踪了！”他说他先后打电话到周佛海家里，到“财政部”，到特工总部，都找不到周佛海，才打电话到“行政院”来。
周佛海对着话筒撒谎说：“报告委座！本来，我想去‘财政部，了解一下新币兑换旧币的情况，走到半途想到上月29日，‘行政院’第七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筹备上海大学案有关具体问题的落实，更为要紧，临时改变主意来‘行政院’了。噢，委座到处打电话找我，一定有紧急要事吩咐，我马上去官邸见您。哦，委座在电话里对我说？好，好。噢！灌河口附近发生盐工阻拦日军把盐运走的事，这还了得！噢！双方都有伤亡。请委座放心，我一定严格执行食盐按人口配给制度，一定充分满足日本对盐的需求。对，对，我身为食盐统购统销委员会主任，有责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件事。好，好，我连夜起程去灌河口。委座还有什么嘱咐？要巧妙，要神不知鬼不觉，要心狠手辣，还要不让人知道是我们干的。记住了，记住了。哦，乘坐委座的‘海鹣号’专机去？委座不是明天要去广州巡视吗？‘海鹣号’您自己要用吗？你说去灌河口比去广州更紧急，‘海鹣号，让给我用？这实在太感谢了，委座！”
食盐价格猛涨，是汪精卫集团祸国殃民导致的恶果之一。
本来，中国是个盛产盐的国家，不仅沿海诸省盛产海盐，内地许多省份还产井盐、池盐和岩盐，盐的用量除了自给还绰绰有余。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掠夺无孔不入。他们想到盐在工农业上和国防工业上的广泛用途，为了利用盐的主要成分氯化钠制造氯气、金属钠、烧碱等化工原料；利用盐中的碳酸钠发展肥皂、玻璃、造纸、冶金等工业；利用盐中的硝酸钠制造硝酸、硝酸铅、亚硝酸钠和氮肥；特别是利用盐中的硝酸钾制造黑火药屠杀中国人民，要求汪伪南京政府从6月1日起，将沦陷区80%的产盐量以低于市场80%的价格卖给日本。汪伪南京政府自然是有求必应。为了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贪婪，成立了以周佛海为首的食盐统购统销委员会，限定每人每月凭票供应食盐（十六两秤）一两二钱。因为各级食盐配给组织层层克扣，实际到户每人每月只有八钱盐。由于维持人体内渗透压平衡的主要盐分得不到正常供应，许多人出现严重的生理异常而浑身无劲。因此，一些食盐配给组织与盐商、日本大藏省派往中国沦陷区运盐的官员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倒卖食盐，从中渔利，大发横财，出现了100斤稻谷换1斤盐的残酷剥削现象。
晚上9点40分，周佛海与既当助手又做保镖的吴四宝，乘坐“海鹣号”起飞了。两个小时之后，飞机在连云港北部日军临时修建的军用机场着陆。驻扎在连云港的和平军三十四师师长朱琦、日军空军大队长小林政胜、陆军支队长石田方淳和日本大藏省派来淮北盐场征购盐的官员柳谷贞八郎，按伪南京特工总部通知的时间，在机场迎接周佛海一行。
连云港距灌河口有120华里，周佛海想连夜去那里了解盐工闹事的情况，朱琦用杭州口音劝说道：“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周先生与二夫人、吴先生都一路很辛苦；再说灌河口没有好的住宿地方，深夜去那里也不安全，最好改为明天上午去。”
“我赞同朱先生阁下的意见。”柳谷也从中劝说，“我是今天下午2点从灌河口附近来连云港的，对那里的盐工闹事的情况很清楚，如果周先生阁下精力顾得及，等会我向你详细汇报。”
说到安全，周佛海一阵胆怯，立即想到近两年来，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在苏北地区机智勇敢的游击斗争，担心把老命送在灌河口，就接受了朱琦和柳谷的意见。他告别了小林和石田，与随行者和朱琦、柳谷等人分乘两辆轿车去两里外的三十四师师部驻地。
汇报地点在师部会客室。参加听取柳谷汇报的还有吴四宝和朱琦。柳谷年近40，日本神户奈川县人，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专业，原为大藏省书记官，现为大藏相顾问兼日本盐业公司总经理。他中等身材，显得很文弱，端正而英俊的脸上，嵌着一对极其灵活的眼睛。他着意通过油光乌亮的头发和上下映衬的皮鞋，以及挺括的西服和殷红的领带，证明自己是个非常显贵的上流人物。近两个月来，他带领两个随从人员奔走于中国沦陷区的沿海产盐区，已将2000余万担盐运回日本。同时，他与中国的盐商勾结在一起，蓦然成了百万富翁。今天上午，他乘坐专轮从海南岛莺歌海盐区来到苏北盐区督促盐的运输，听说灌河口附近的盐工阻止日本盐轮运盐，大吃一惊。当时，柳谷在新市村催征，听到这个消息，慌忙驱车赶到灌河口。
“说实在话，我还没有见过这样不怕死的中国盐工！”柳谷感慨万端。从他极为反感的表情可以看出，有敌视，也有畏惧。经过他嘴唇、喉咙、牙齿和舌头的相互配合，绘声绘色地介绍了灌河口附近盐工反侵略的情况。
当时，展现在柳谷眼前的，是近千名衣服破旧的男女盐工，手持棍棒包围储盐的仓库，与前来运盐的近百名日本船员，以及押运的20名日军士兵形成的僵局。
盐工愤怒的吼声此起彼伏，如同咆哮的大海。
“不恢复原来的盐价，仓库里的盐一袋也不能搬走！”
一个人先呼喊，又一个人跟着呼喊，或者是几个人，乃至几十人接着呼喊。这种不像高呼口号的示威，说明盐工的抗议没有具体的组织人，完全出于自发。
“盐价压得这么低，盐工无法活了！你们要把仓库里的盐搬走，我们就跟你们拼了！”
灌河口附近的盐田是由几个资本家合股开发的，这里沦陷以后，资小家们都带着巨款和全家人跑到外地去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盐工的唯一生计是生产盐，就公推几个会记账的为经济核算人，自发投入盐的生产。他们向汪伪南京政府和日本驻军缴纳双重税款之后，按产计酬，大多数人所得收入略高于资本家发的工薪，尚能勉强维持生活。现在，盐价贱如土，除去税款所得无几，已经有20多人被活活饿死了。
“饿死也是死，拼死也是死，左右是死，谁有胆子搬盐就来吧！”说话的盐工蓬头垢面，虎背熊腰，如同一只愤怒的雄狮。
“来吧，你们来吧！我们不怕你们有枪，十个拼一个，也要把你们全部拼死！”又一个盐工挥起愤怒的拳头。
走投无路，已作出死的打算的近千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站在距离盐仓库10步之地的日本人，既不敢开枪，也不敢前进一步。他们分别是10艘盐轮的船员和押运者，其任务是早点把盐运回东京，彼此之间无统一行动，因此，面临盐工的反抗，谁也没有站出来说话。上午10点左右，他们见柳谷来了，满以为来了解围人，就一齐向他走去，纷纷向他诉说耽误运盐时间，不好向大藏省交差的苦衷。但是，柳谷也一筹莫展，等于问道于盲。
柳谷介绍到这里，面向周佛海等人苦涩地一笑，说道：“我想了想，就把周先生阁下与帝国前任大藏相河田烈先生的代表，现任大藏相小仓正恒先生共同签署的《关于日华购盐和销盐之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拿出来向大家宣读。”他说到这里支吾其词，连连摇头，“可是，唉！”
“宣读《协议》之后的结果怎样呢？”周佛海看出柳谷心中的难言之隐，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但还是硬着头皮问。
“我宣读完《协议》之后，对盐工们说：‘《协议》说得明明白白，盐的定价和把盐销售给帝国，是南京‘国民政府’同意的，这个《协议》是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先生签署生效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谁也不能反抗！’可是，我说到这里，盐工们闹得更凶了！他们公然喊出：‘反对卖国《协议》！’‘取消食盐统购统销！’‘打倒南京汉奸政府！’‘打倒儿皇帝汪精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别说了！”周佛海实在听不下去了，拍案而起，又愤然坐下。
柳谷自然理解周佛海此时此刻的心情，明白他的愤愤然不是对自己来的，接着说：“我看得很清楚，领头喊口号的是个未脱奶音的男娃娃，年纪只有十三四岁。”
“他娘的是一伙刁民！”周佛海心如刀割。
“可恨，可杀！”吴四宝怒不可遏。
“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儿皇帝，请中国朋友解释解释。”柳谷只模糊地知道这是个贬义词，想问不便开口。现在他见筱玲红提出来了，又没有注意到他的尴尬表情，才附和着说。
吴四宝目不识丁自然不懂，朱琦高中毕业之后读的黄埔军校，懂是懂，但感到有辱汪精卫的人格不敢说。周佛海也有同感，但他在日本人面前素来是百依百顺，何况柳谷是大藏相顾问，还不是一般的日本人。
“这是个典故，说的是石敬塘，就是晋高祖，五代晋王朝的建立者。”周佛海如同癞痢头在大庭广众中取下帽子亮相那样难堪，“他害怕契丹人入侵，主动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称契丹首领阿保机为父皇帝，称自己为儿皇帝。”
“原来是这样。”柳谷有意为汪精卫和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众所周知，汪主席并没有割地给我们日本呀，这不是张冠李戴吗！”
“这是牵强附会，有意侮辱我们的汪委员长！”周佛海见柳谷这么说，心里舒服多了。
这已是周佛海多年的习惯了，或者说是他的思维定式，不论哪里的人们出现抗日爱国活动，必定是共产党发动的。“这些刁民都是文盲半文盲，懂得什么叫儿皇帝，也根本不会喊出这些口号来！”他面向朱琦，“明天，你们好好查一查，杀他一批！”
“好！我们一定认真调查。”朱琦脸色肃然地表示。
“周先生阁下说得对！”柳谷仿佛一下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没有共党分子从中捣鬼，他们决不敢那样肆无忌惮，那样胆大妄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