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发纸币必然带来疯狂的通货膨胀，以上海地区的物价上涨率为例，1942年上涨214%，1943年上涨315.9%，1944年上涨601.4%，1945年1至8月已经上涨2476.1%。以月平均增涨率来看，逐月上涨的幅度愈来愈严重。1942年为9.1%，1943年为14.0%，1944年为22.7%，1945年头8个月便达55.5%。这样就给人民生活造成严重恶果。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如以1936年为100，则1941年即达826.84，1942年为1993.56，1943年为7225.65，1944年为47750.45，1945年8月竟达6648285.00。人民的生活痛苦万分。
汪精卫还以“增加生产、强化治安、调节金融”为名，先后通过伪国库局、伪中储行发行3次债券，共计220亿元。其目的是用不同方式向中国人民搜刮钱财，供日趋失败的侵华日军的军费开支。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成立时，除了向华兴商业银行借款5000万元外（本身是空头支票），没有任何准备金。但它存在的4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支付了日本大量侵略经费，弥补了汪精卫政权的财政赤字，而且还聚集了大量钱财。据1945年9月14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接收和清理中储行财产时的统计数字，一共查封和接收了黄金50349.2两，白银76393.23两，银元371783枚，美元550万元，日元2796万元，日本公债20亿元，贴现票据5200余亿元，以及大量房地产。
汪精卫在控制金融的同时，把其魔爪伸向了工商业，为日寇掠夺大量物资，供日本侵华战争消耗。
1943年3月汪精唆使伪实业部出面，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以唐寿民为理事长、闻兰亭为监事长。
伪商统会是作为一个部隶属于汪精卫直接统制下的伪行政院，但其范围之大、权力之广，其他部望尘莫及。凡属伪实业部主管的棉花、棉制品、丝绸、烟草、皮革、橡胶、火柴、金属、煤电、百货等16个同业公会联合会，伪粮食部主管的杂粮、面粉、粮油、食糖、畜产、禽蛋、茶叶7个同业公会联合会以及棉业管理处、米粮、油粮、麦粉、棉布、日用品等各专业委员会，都属于伪商统会管辖范围。伪商统会成立后，规定粮食、棉花、棉布、棉纱等37项生活必需品为统制物资，限期登记，不得外运。这就为日军进行掠夺、补给军需稳住了阵脚。
1943年8月，汪精卫还以“取缔囤积，压平物价”为名，成立了“收买棉纱、棉布办事处”，并公布了“收买棉纱、棉布暂行条例”。伪商统会在上海强行“收买”的55万件棉纱、棉布中，中国厂商的就有35万件。伪商统会名为“收买”，实为抢劫。他们不仅把中国厂商的加工原料及成品全数“销光”，寸缕无存，造成工厂商店息业停产，关门倒闭，使上海40余万职工失业，而且以压低价格、延期付款、折扣回扣等方式肆意掠夺中国厂商，使大批中国商人陷于破产、半破产境地。大批棉制品被套购、统购，严重影响人民生活。人民怨声载道，皆日汪逆可杀！
在这次空前规模的抢购纱布行动中，伪中储行与商统会，不仅垫付了100余亿元的“收买”货款，而且还帮同监督各工商企业按登记的纱件、布件全部交出，为虎作伥，为日军掠夺战略物资帮了大忙。
汪精卫还指令伪中储行与商统会配合，组织了“收购小麦借款银团”和“采购米粮借款银团”。1943年贷款总额各为10亿元。1944年贷给“收购小麦借款银团”达60亿元之巨。他们通过各银行分行与当地杂粮业同业公会配合“收购”粮食、棉花、春蚕，按时按量完成了供给日军军粮的计划，使日军掠夺物资的计划得以完成。1945年汪伪政府为给垂死的帝国主义注射强心针，采用了“坚壁清野”的手段，疯狂掠夺物资。仅就通过伪商统会所属的米粮、麦粉、油粮、棉花四个专业委员会所掠夺物资的价值而言，即达伪币1367亿元。助纣为虐，令人发指！
汪精卫为了掠夺更多的粮食，供日本军用，于1942年先后在一些大中城市实行粮食“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以上海为例。从1942年7月到1945年8月的3年中，每人供“配给”米191斤，面120斤，仅够1年食用。在华北，大米白面为日军专用，禁止人民食用；大多数劳动人民只能吃花生饼、豆饼、麸子、豆腐渣等牲畜饲料。有的地方“配给”“良民”食用的是由豆、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混合面”。因而饥饿现象是普遍的，死亡现象也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在1942年2月间，几天之中，冻饿而死者竟达800多人。
汪伪统治区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尤以工农群众为最深。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大降低。上海工人从1936年到1940年，5年内每月平均工资只增加2.6倍；而同期，粮价增长了5.8倍，其他生活用品价增加4倍左右。1942年年初，上海有50万失业工人，他们终日被饥饿驱使着，流浪在汪伪的“王道乐土”之上！
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由于日伪的毁坏和掠夺，农民的生产收获大大减少。据统计，华中15种作物总收获量，一般低于抗战前夕的1936年的20%~30%。1941年长江中游、镇江附近等地区的产量仪及战前的40%。南昌附近地区仅及战前的30%。常熟、江阴、杭州地区仅及战前的20%。农民收入减少，但所受剥削加重。此外，汪伪还驱使饥寒交迫的农民承担沉重的苦役，农民因而饿死、累死及被屠杀者，不计其数。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就是建筑在这炎黄子孙的累累白骨之上！
产业统制政策是汪精卫为日寇掠夺财富、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又一反动政策。日伪“将各地中国人的企业加以合并”组成“国策公司”，其“固定资产作为华方股本，日方主要以流动资金作为股本”，“形式上华方股本占51%，口方股本占49%，而实际上许多公司日方股本占70%~90%以上”。“这些中日合办的企业，表面上向伪政权注册，作为中国法人，由中国人当董事长，但实际上营业权完全操在日本人之手，中国人的董事长完全是个傀儡”。不仅如此，这些公司还直接受日本华中振兴公司的严密控制。1944年3月30日，日汪炮制了一个“调整通则”，在纸面上宣称“中日合办各国策公司应受国民政府主管，部之直接指挥监督”，实际上仍为日本财阀掌握。
日伪掌握“国策公司”以后，将沦陷区经济纳入侵略战争的轨道，各“国策公司”分别与日方订有军事协定，承担侵略战争中的义务，同时“国策公司”又成为日汪打击兼并民族工业、控制沦陷区经济的工具。例如，1941年12月，日、汪在上海对民族工业减少电力供应55%，1943年12月又减少50%~70%，至1944年11月，电力完全停供。在日、汪的联合摧残下，许多民族企业奄奄一息。上海1936年面粉产量为3654万袋，1943年下降为1300万袋。如，以1936年上海棉纱产量指数为100，1942年只有9.1，而1943年更低至4.3。
汪精卫继承了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的衣钵，把这个女卖国贼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当做座右铭，做出了“量汪伪之物力，结日寇之欢心”的罪恶勾当。这个“爱日本”不爱中国的卖国贼，为实现他的这个信条，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的劫难！
四他要培养汉奸子孙
汪伪对沦陷区人民的奴化教育，是同它所谓思想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精卫一再叫嚷“清乡必先清心”。周佛海也气焰嚣张地说：清乡工作之根本，不仅为军事上的扫荡，抑且为思想上的斗争，不仅在治安上的确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设。为了从精神上瓦解人民的抗战意识，汪伪着重宣传了法西斯主义和卖国主义。为此，在清乡委员会下面，设置了宣传委员会、宣传队和政治工作团；同时，在各级伪政府中也设置了相应的宣传机构。强迫居民接受清乡宣传和参加集会，举行清乡演讲，印刷、散发清乡报刊，仅在苏州出版的报刊就有6种，诸如《清乡新报》、《清乡日报》、《清乡旬报》、《清乡前线》、《清乡画报》、《清乡实验特刊》等。此外，还举办清乡展览、清乡征文，张贴清乡标语和印制清乡口号、漫画，散发各种传单，放映清乡幻灯，上演清乡戏剧电影。总之，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宣传反共、卖国，要人们对日本法西斯顶礼膜拜，小断鼓吹“大东亚精神”、“中日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东方共有道德文化”等。
汪伪认为仅作上述宣传还不够，又强制实行“清乡特种教育”，其目标是：训练一般成人及儿童，以期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种教育的教材，具有极强的媚日、反共、反民族的特色。编选这种教材的主要要求是：以国民政治常识为中心，对国家意义、国际地位及领袖（指汪精卫）言论，有基本的了解。以东方固有文化道德为中心，期使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信念，进而认识大亚洲主义。教育教材以下列12项为编纂中心：“三民主义、领袖言论、大亚洲主义、清乡要义、地方自治、生产技能、史地大要、卫生常识、反共材料、农村副业、自卫常识、乡土教材。”千方百计推销汪精卫的奴奸理论。
为了毒化沦陷区儿童的心灵，驱使无知的青少年充当日本侵略者炮灰，汪伪还刊行《儿童清乡周特刊》，鼓吹现代儿童的新使命是：参加大东亚战争，建设东亚新秩序；参加清乡运动，清乡运动是实现国策的原动力，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民生，矫正思想；参加新国民运动，新国民运动是大东亚解放运动和清乡运动的基干。“清乡即是清心，清心就是新国民运动”，等等。
一个汉奸更把所谓“新国民运动”与“汪精卫主义”联系起来，胡诌什么：第一，“汪精卫主义”是根据三民主义的；第二，“汪精卫主义”是根据于大亚洲主义的；第三，“汪精卫主义”是根据于和平方法的；第四，“汪精卫主义”是根据于实践的。他硬把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联系起来，是对三民主义的糟蹋。对于三民主义，根据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作的解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过精辟论述：“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可见三民主义与汉奸理论二者有霄壤之别，鱼目岂能混珠。
这个“新国民运动”，从1941年11月开始发起。1942年元旦，汪精卫颁发了《新国民运动纲目》；同年7月，在伪都南京成立新国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各行各业和各阶层还建立了新国民运动促进团。汪精卫对自己精心炮制的这一所谓运动，颇为自我欣赏，他得意地声称：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理，新国民运动便是病治好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对汪精卫来说，似乎这是一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汪精卫所要造成的“新国民”，是所谓“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就是要中国人民认敌为友，把不共戴天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看成亲如手足的兄弟。“所谓团体要组织化，行动要纪律化”，就是要各团体除了接受汪伪的控制以外，还得听命于日本侵略者所规定的“纪律”。所谓“要以铢积寸累的精神，发达国家资本”，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的一切财物都要一毫不剩地全部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汪伪，从而使日本财阀的垄断资本和汪伪汉奸头目的买办官僚资本“发达”起来。所谓“个人对于国家贡献要多，享受要少”，实际上就是要沦陷区人民当牛当马，把创造的一切劳动果实都献给日本强盗及其汉奸走狗。所谓“节约消耗，增进生产”，其主要目的在于增产军用物资，满足日本法西斯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如此等等。不难看出，所谓“新国民运动”、“汪精卫主义”，就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推行奴化中国人的运动。当然，这是汪精卫们的一厢情愿，广大沦陷区人民从汪精卫甘心为虎作伥，毒化中国人民心灵拙劣的表演中，更加看清了他的丑恶奴才面目。
汪精卫汉奸集团还大力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思想。这件事以林柏生干得最卖力。1942年汪伪办起了一所“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汪精卫兼校长，林柏生任教育长，时间为6个月。学员身穿青黄色露胸服装，头戴橄榄形歪帽，依照德国法西斯青年挺进队装束，每天进行早操和军训。汪精卫则不时到校演讲。林柏生利用这个机会向汪精卫大献殷勤，在学员中大搞对汪精卫的偶像崇拜，每天早操都要学员高呼“汪主席万岁！”“新国民运动万岁！”等口号，并要求学员只要听到“汪精卫”三字就立刻“肃立”。实际上是向沦陷区青少年灌输法西斯反动思想。1943年夏天，汪伪又举办“南京公务人员集训营”和“上海公务人员集训营”，训练伪科级以上人员和专员以上官员各数百人。汪伪企图利用这种办法，强化他们的汉奸法西斯统治。
为了灌输对汪精卫的个人迷信思想，汉奸们不遗余力地为汪精卫歌功颂德。他们说：国民党（汪伪）为领导中国政治的唯一中心势力，汪主席为继承国父遗志，完成国民革命的唯一领导者。1943年1月，汪伪经日本同意正式向英、美宣战后，汪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如何加强“精神总动员”，要求：一方面阐明强化中心势力、服从领袖的绝对必要，加深国民对领袖的认识与崇敬；另一方面督促国民党员重振革命党人的本来精神面目——做领导下层工作，做推动的工作，由党的强化作到国的强化。这样，除对汪精卫评功摆好外，又蒙上了一层法西斯主义“党化”的神秘色彩，汪精卫自然也就是汉奸法西斯的党魁。
汪精卫除了卖力地推销他的奴化教育，宣扬对他的个人迷信外，还起劲地推行所谓“东亚联盟运动”。通过这个运动，汪精卫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汉奸理论。
五卖国也要穿上联盟的裤子
“东亚联盟运动”的发起，既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扶助汉奸政权、推行“以华制华”侵略政策的需要；也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卖身投敌、兜售汉奸理论并使之趋于完备的过程。所谓“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东亚解放”、“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便是适应日本侵华各个不同阶段政策的需要而提出的，汪精卫则不遗余力地充当了这个运动的吹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