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那就请彦及兄给我写个讲话稿。”蒋介石想了想说，“演说从抗战形势讲起，措辞，唵，要有力，要注意分寸。”
26日上午8时，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周会上，蒋介石按照陈布雷写的讲稿，发表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他首先讲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特点、敌我力量的对比和下一步的作战部署，接着驳斥日本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他念道：“这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对日本政府声明，我们决不能接受。”他接着对汪精卫逃往河内进行解释，念道：“汪先生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义，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与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系。因此，各新闻单位不必为此发消息。”“汪先生对国家卓著功勋，是国人所钦佩的领袖之一。如果汪先生对国家政策持有个人意见，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回来，和政府领导者讨论，以谋合理之解决，达到抗战建国之目的。”
蒋介石念完讲稿以后，坐在主席台上的军委副委员长冯玉祥，气愤地说道：“我拥护蒋先生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对日本政府第三次声明的驳斥。但不同意对汪先生的歌颂。”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气氛陡然变得严肃起来。他继续说：“他有哪些卓著功勋？他是什么领袖？与敌人一唱一和，是卖国贼！”他紧捏着的拳头往空间一伸，“我提议给孙凤鸣先生立块英雄纪念碑！”
冯玉祥说的孙凤鸣，是1935年11月1日上午，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采访时，对汪精卫连射三枪后，被汪精卫的随身副卫队长桂连轩两枪击毙的原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
蒋介石见冯玉祥满腔愤怒，当众抨击他对汪精卫的评论，心里十分不满。但他深知这位结盟大哥的坦率直爽和炮筒子脾气，若当着几百个与会者和他争辩几句，非闹翻天不可。他尽量抑制着自己的不满情绪，面带勉强的笑容对冯玉祥说：“冯先生的心情，唵，我很理解。这个这个，散会后，唵，我们交谈交谈。”他说话离开讲稿，又“唵”起来了。
当天下午3点，遵照蒋介石的意见，由外交部次长徐谟举行记者招待会。徐谟先将蒋介石讲稿中关于汪精卫出逃部分念了一遍，然后说：“连日来，关于汪先生的去河内，社会上往往传为与对日的和谈停战有关，此点蒋委员长上午的演说已讲得非常透彻，大可平息浮言。语云：‘流言止于智者。’经过蒋先生一番解说，国人当可不再轻信自扰，致堕入术中。”他见记者们一个劲地挥笔记录着，接着说：“政府的政策并不一味反对和谈。但是，和谈大计，必须由政府作出决策，选派代表出面主持，决非政府中一两人所能办理的。因此，谓汪先生代表党政中枢与军委会与口和谈，实非事实。”
“请问次长先生！”一个美国记者说，“退一万步讲，如果汪先生不再回重庆，是不是意味着他会建立一个亲日的新政府？”
“汪先生会回重庆的，他决不会有什么别的计谋。”徐谟明知是在自欺欺人，还是按照蒋介石定的调子说话，“我们尊重汪先生的历史和资望，希望他不要退出这个大时代的神圣工作，更不愿一切和谈谣言与汪先生联系在一起。请诸位绝对相信，汪先生很快就会回来的。”
蒋介石关于汪精卫出逃的解释，加上徐谟这些话，由香港《大公报》记者记录回去，28日以社评形式发表。可是，第二天的《华南日报》就发表了汪精卫的公开信。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真感谢历史老人的造化，给人们留下这么一幕惟妙惟肖而淋漓尽致的讽刺丑剧。
蒋介石收到“艳电”后，想起他26日的讲话，啼笑皆非，实在尴尬。他觉得再也不能隐瞒其真相了，赶忙把宋美龄、孔祥熙、于右任、张群、宋子文、陈诚、陈立夫、何应钦、邵力子和陈布雷等人叫来共商对策。他将“艳电”递给陈布雷，心情烦闷地说道：“你给诸位念念，唵，念两遍。”
陈布雷连念完两遍艳电之后，出现了一种难堪的沉默，一种嫉恨的沉默。
“听起来，似乎条条是道，态度也很谦虚和诚恳。”于右任喃喃地说。
“伯循老！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唵？”蒋介石望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举人，心想：“你是老糊涂了吧！”
于右任没有回答，掏出老花镜戴上，把手伸向陈布雷：“让我再看一遍。”
“汪兆铭的信，公开响应近卫声明，对政府进行要挟，是投敌行为，建议政府逮捕法办！”陈诚想起快到头的那顶副总裁乌纱帽，突然被汪精卫戴去，既对蒋介石有牢骚，又对汪精卫怀有仇恨，“哼，好一个副总裁！”
“同意辞修兄的意见！”邵力子早就对汪精卫的妥协求和不满，“汪兆铭去河内，其目的，是依靠日本支持成立新政权，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建议政府与法国、英国政府交涉，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引渡回国，以通敌论罪把他们处决！”
“辞修、仲辉二兄的意见很好。”陈立夫很愤慨。他本是主和派，但想到汪精卫一旦组织新政权，蒋政权的前景不妙，这就将直接威胁着他的显赫地位，咬牙切齿地说：“对汪兆铭等人的叛国行为，决不能姑息，不处决他们，不足以振奋抗战士气！”
于右任将“艳电”连看两遍，若有所悟地说：“汪兆铭精通文墨，初听觉得他说得很中听，可是仔细一看，文过饰非，讲的都是卖国有理。”他沉思一会，“不过，我不同意杀掉他们。还是讲究策略，争取他们回来为好。”
蒋介石也不想马上引渡和处决汪精卫一伙，于右任的意见正合他的心意，说道：“伯循老！这个，这个策略怎么讲究啦，唵？”
“人生在世，难免一时失误。我的意思，蒋先生派人去河内，说明政府诚意，规劝他们回来。”于右任说，“他们都很有才华，若能回心转意，对国家有利。”
“我不同意逮捕法办他们，但是，感到伯循老的意见，又似乎太迁就了一点。”宋子文提出第三种意见，“至少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和撤销其一切职务。”
宋美龄、孔祥熙、张群、何应钦和陈布雷相继发言，一致支持宋子文的主张。
“如此姑息养奸，国人和世人将如何抨击我们？唉！可怕，太可怕了！”陈诚惶惑地摇头叹息。
“对卖国者不能心慈手软！”陈立夫坚持说。
“决不能杀！”何应钦说，“如果把汪兆铭他们杀了，非惹起日本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不可！弄得不好，我们这些人连重庆都待不长久。”
“汪兆铭在国内有那么一股势力，如果处置不慎，把他们杀了，势必引起一场内乱！”张群还是有政治头脑的。
“怕什么？谁造反，镇压！”陈诚继续发泄内心的愤恨。
“决不能求一时痛快。”宋子文神色肃然，“国难当头，多团结一个人多一份抗战力量。因此，我的意见，不仅对出走河内、香港的人不能引渡和法办，而且对留在重庆的汪系人物，也不能另眼相看，只要他们与汪兆铭断绝关系，归顺委座，应一视同仁，予以重用。”
“子文的意见殊属高见。”孔祥熙说，“建议委座分头找这些人谈谈，对他们没有跟汪兆铭出走予以褒扬，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样做，可以分化汪兆铭的势力，也很得人心，还能体现委座的宽宏大量。”张群补充说。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孔祥熙和张群的话，脸上一阵发烧。因为他已派戴笠将彭学沛、甘乃光、谷正鼎、谷正纲、王懋功等20多个汪派司、部长人物和陈璧君的胞妹陈淑君及其丈夫谭仲揆软禁起来，正迫着他们写反省。
大家要说的都说了，三种意见摆在蒋介石面前，等待他作出决断。从内心讲，他巴不得立即将汪精卫一伙活剐才解心头恨。但他害怕引起日本的报复和内乱。“我看这么办吧，唵，暂时先开除汪兆铭的党籍和撤销其职务。然后啦，唵，按照伯循老的意见，派人去河内规劝他们回来。对彭学沛、甘乃光他们，唵，我准备分头找他们谈谈，安慰安慰，唵，鼓励鼓励。这个这个，唵，立足于争取，立足于团结。”他扫了大家一眼，“诸位看，这样行不行，唵？”
蒋介石的话是圣旨，没有什么不行的。于是，由陈布雷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名义起草处分决议，经过讨论修改，由监察院长于右任签署，于1939年1月1日见报，同时电告在河内的汪精卫。决议说：“汪兆铭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其欺骗，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投降，就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
河内，暂时忘却了法国殖民主义给它带来的痛苦，欢乐地放着鞭炮，迎接新年的黎明。
反应，终于来了。
上午8点20分，汪精卫收到日本控制下的上海以傅式悦为首的国际问题商榷会和上海复兴研究会等文化团体发来的致敬电：“拜读阁下公开信，不胜雀跃之至。先生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做出了伟大贡献，对此深表钦佩！为了表示对先生的敬意，吾等组织由三百青年参加的突击队，正在日夜操练，将作为先生莅临上海后之忠诚护卫。”
几分钟之后，又收到陈公傅、周佛海等人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到旧岁31日止，艳电已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香港等地和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10余个国家的报纸上刊登。北平《申报》刊登艳电时，并报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于30日上午，在学生中进行测验的情况。参加测验的159人，其中拥护艳电者63人，反对者25人，态度不明者71人，由此可见一斑趋势。”
上午9点50分，汪精卫收到了重庆处分他的电报。他连看了两遍，然后交给妻子和女儿看。等母女俩看完电报，他欣喜地叫道：“文惺！放鞭炮！”
陈璧君和汪文惺望着重庆的电报，弄糊涂了。
“放，快放，孩子！”汪精卫异常兴奋，“爸爸解放了，爸爸新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