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932年1月16日，汪精卫应蒋介石的邀请由上海赴杭州。18日，蒋、汪、孙科、张继、张静江5人，在西湖南高峰的烟霞洞举行了秘密会谈，达成汪蒋共同主持南京的党政军事宜的协议。这次会议是蒋亲笔给汪写了一封邀请信交陈铭枢带到上海转给顾孟馀面交汪精卫的。顾孟馀是极力促成蒋汪合作的一个人，他对汪说：“孙哲生搞不下去了，行政院长非公莫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请当机立断。”
顾孟馀的分析是有根据的。果然在杭州会谈中，双方决定了汪主政、蒋主军的格局。1月21日，蒋介石与汪精卫抵达南京。蒋公开发表谈话说：关于国事他无特别主张，“汪先生之主张，即余之主张”。汪也公开赞扬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决心，至为敬佩”。1月22日，蒋汪联合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了军事、外交、财政等各项问题。24日，成立不到一个月的孙科内阁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宣布辞职，蒋介石立即催促汪精卫组阁。
1932年1月28日，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委会，批准孙科辞职，同时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罗文干为外交部部长、孔祥熙为财政部部长、顾孟馀为铁道部部长、陈公博为实业部部长。本来，汪精卫想让自己人任财政部部长，以便掌握钱柜子，但蒋介石不答应，坚持让他的连襟去担任，汪只好让步。所谓汪主政、蒋主军，平分秋色实际上是办不到的。蒋介石一直不肯放弃他的独裁统治，他是容不得两个领袖同时存在的。蒋当总司令时，大权就在总司令部而不在国府；蒋当国府主席时，权力中心便转移到了国府。此次蒋介石担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大权很快地便转到委员长的侍从室和军委行营去了。结果汪精卫就成了配角。所谓汪蒋合作，只不过是互相利用、同床异梦的一场政治游戏罢了。胡汉民有鉴于此，没有北上，滞留香港，以操纵西南政务委员会暗中与南京对峙。
本来行政院是对内对外的政府首脑机关，行政院院长就是内阁总理、国务院总理，是国家行政的最高领导人。但汪精卫这个行政院院长却当得很窝囊，无论对内对外，他都无法行使他的权力。陈公博形容当时的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情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当时蒋所在的庐山牯岭，“已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蒋介石利用亲信把持了要害部门，使汪精卫的权力落入空当。
汪精卫不甘居蒋介石之下，现在的所谓合作，汪不但没有取得他的领袖地位，连平分秋色汪也没有捞到。蒋虽公开说“汪先生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好像很尊重汪精卫似的，但这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汪精卫想利用蒋介石，但蒋的城府很深，汪捉摸不透，往往事与愿违。比方《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由汪精卫这个行政院院长主持下签订的，因而汪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成了抗战舆论的众矢之的。而签订这些条约的主谋者蒋介石，却躲在避风港里安然无事。这最使陈公博愤愤不平，他说：对于中日交涉，“汪先生之妥协，本是蒋先生授意的，但主和之罪完全推在汪先生身上”。他劝汪不要代蒋受过，但见汪不听他的劝告，便愤然提出辞职，以示力谏。难道汪真有乐于代蒋受过的风格吗？当然不是，汪之所以愿意与蒋合作，除权位思想外，主要还因为对日妥协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一开始就想以妥协换取和平，都寄希望于国联和九国公约对日本的干涉，而不立足于抗战。这是汪蒋所以能维持暂时合作的思想基础。
在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院长的当天（1932年1月28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在上海闸北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次日，又派飞机向市区狂轰滥炸。这是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一次重大的侵略行动，企图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进行突破，以胁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当时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激于民族义愤，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于是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坚持用交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蒋介石在其“手定对日交涉之原则与方法”中，明确提出，上海抗战的原则是“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把交涉放在首要地位，所谓积极抵抗，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由于准备交涉，蒋、汪决心迁移政府领导机关。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
为了掩饰蒋汪对日妥协的政策，汪精卫在1月31日发表讲话，说迁都洛阳是为了“便利行使职权”，不是“惧日人暴力，系谋具体决绝抵抗”。他还掩耳盗铃地说：“政府西迁，非予军民不振之表示”，并称“中央政府对日方针已有整个计划”。2月13日，汪又发表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汪的主张把抵抗放到前边，似乎比蒋的“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积极了一点，但实质没有多大区别，两人所言抵抗，都是为了交涉，为了贯彻他们的对日妥协政策。
汪精卫还为其妥协政策散布理论依据和政策界限，他说：“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亦不故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政府今后的措置，应严格规定最低限度的标准。若最低限度以上，则政府应顾虑国家人民的力量及军事财政的状况，不惑于一部分人士的一时强硬论，纵使为国民所误解，亦应忍痛签订。”还说“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按汪的论调，既然最低限度以上都“不故作强硬”，都能“忍受”，哪还有什么抵抗呢？
十九路军将士们在淞沪地区，以劣势的装备，敢于抗击日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进攻，以血肉之躯，筑成了钢铁的长城，使敌人一再增兵而不得逞。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第五军的积极参加下，迫使敌军处沿江狭窄地带，而不能越雷池半步。敌人不得不继续增兵，由最初的6000人，增加到10万人，飞机达200余架，军舰60余艘。但结果足费时一月、三易主帅、死伤过万，日小陆军大将亲临指挥，也没能攻陷上海。
蒋介石、汪精卫从淞沪抗战一开始，就生怕事态扩大，不但不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反而力加限制约束。1月31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致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说：“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何还致电蔡廷锴等，要空军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2月9日，何应钦又密电吴铁城，说战事持久，我方必败。要他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圜停战。2月15日，汪精卫在徐州发表讲话，要“在野的勿唱高调”，说我们现有军备与日本相比“等于弓箭与机枪”，如果贸然与日本宣战，“必将演成义和团之第二”。怎么办？还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这番讲话，完全是一派失败主义的论调，毫无战略的积极意义。
后来，在英国公使兰普森的斡旋下，中日双方谈判于3月问在英国领使馆内举行。经过几番协商，于5月5日，由同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汪精卫在这之前不久4月7日的国难会议上，还慷慨陈词，说什么“政府对辱国丧权之条约，无论日本如何威胁，决不签字”。但时隔不到一个月，就在上海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协定，实在可悲可耻。
《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有五条，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第三条却规定日军可以在上述地区驻军。如此丧权辱国，当然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地民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谴责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院长，对签订停战协定不认罪，还文过饰非，巧于诡辩，“诚属党国不祥之尤”，应“责成汪精卫引咎辞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亦对汪精卫所作所为提出了弹劾。
《淞沪停战协定》是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以后亲自批准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也足所谓“一面抵抗，一面谈判”方针的结果。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进犯热河。蒋汪国民政府妥协退让，不敢明令抵抗。又一次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长驱直人，于3月4日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承德。得寸进尺的侵略军又继而侵犯长城。驻守在古北口、喜峰口、独石口和冷口等地的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在上级指挥下奋起抵抗，英勇地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史称“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伊始，蒋介石曾派军队北上驰援，蒋本人亦于3月9日抵达河北保定，“坐镇指挥”。蒋这一行动，也是为了应付舆论，“免使国人误为不抵抗”，因热河问题他正受到谴责，但他更多的行动还是对日谋求妥协，对内“全力剿共”。在去保定的前几天，蒋介石还在南昌召集高级将领大讲“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5月，汪精卫又在南京中央党部大讲“抗日与剿共”，他和蒋介石同一个腔凋，说什么抗日必先剿共，如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可见蒋汪积极“剿共”，消极抗日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俩一唱一和，如果别的合作是假的，那么这方面的合作则是真的了。
热河不战而失，全国民众无比激愤，纷纷集会发通电，谴责国民党的妥协行为，要求惩办汤玉麟。3月7日，南京监察院的高一涵、刘莪青等六委员对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提出了弹劾案。10月，张学良发表通电，引咎辞职。
汪精卫得悉张学良下野，十分高兴；同时又接国内要他销假视事的通知，立即于3月14日启程归国。原来在1932年年初，日军窥视热河的时候，汪精卫曾请张学良出兵加强防卫，但张置之不理。当年6月18日，汪偕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及出席国联代表顾维钧到北平时，张学良借病对汪避而不见。后来张又迭电国民政府，请汪拨巨额军费，汪对此更加气愤，再加上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派兵入关拥蒋，搞垮了汪策划的北方政府。旧怨新恨纠结在一起无处发泄，汪只好大掼乌纱帽，发表通电辞去行政院院长职，谴责张学良对日不抵抗，还向中央索取巨款。并致电张学良，要他辞去北平绥靖主任职，以谢国人。后经国民党中央举行谈话会，决定让张学良辞职，但又因此引起了东北军及北方将领的联名反对。蒋介石便又让张学良代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职，以缓和东北军情绪。汪精卫得悉后又大为不满，再次坚持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国民党中央最后决定以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仍保留汪的行政院院长名义，准其请假。10月22日，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离上海赴欧洲。直至此次张学良下野，才回国复职。
汪精卫回到南京后，发表讲话，声明他在内外政策上同蒋介石的主张一致。对日方针仍然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还说“除了抵抗两字，更无话说”，摆出很“抗日”的姿态，但他又散布抗日不能取胜的滥调，他说：“倘必取胜敌人，亦属理想而已。”汪精卫有时唱一两句抗日的高调，但他的立足点还是寻求妥协。
为了打通与日本谈判的渠道，国民党政府于1933年5月3门决定设置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作为行政院负责处理华北事务的派出机构。经汪、蒋磋商，决定起用息影政坛的老牌亲日派黄郛出任该会的委员长，令其负责交涉停战问题。
黄郛受命后于17日抵达北平。汪精卫给了黄郛和何应钦以很大的卡义力，在5月22日的电报中曾指示黄郛和日军谈判时，除不能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黄郛立即与日方开始谈判。日本提出的条件是：1.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至宁河以东以南，今后不准一切挑战行为；2.日本也不越上述之线出击；3.何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代表往密云，向日军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上述条件正式约定后，由日本关东军代表和中国代表正式签订停战条约。对此，何应钦、黄郛表示不完全接受，并电告汪精卫，汪立即复电表示同意。并指示“坚决进行为要”。25日，何应钦的代表上校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与日军代表永津签订了停战《备忘录》，并决定双方于31日在塘沽正式签订协定。
为此事，汪精卫偕孙科、罗文干专程上庐山找蒋介石会商决定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问题。会后，汪电何应钦、黄郛坚决进行，共负责任。并表示“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乘间抵隙，弟必奋力以当其冲”。31日，何应钦、黄郛派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为全权代表赴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史称《塘沽协定》。协定以《备忘录》为基础，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日军得随时派飞机或用其他方法加以视察，中方还要加保护和予以各种便利。”这实际上承认了东北四省已非吾土。
对《塘沽协定》这般卖国的条件，汪精卫还表示坚决支持，而且还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首当其冲去抵挡民众的指责。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塘沽协定》比《淞沪协定》又退了一步，淞沪停战的结果，日兵是下船回国；而河北停战的结果，日兵最多不过撤出长城口以外。我若承认，似乎承认长城以外，已非我领土，是变相承认伪满组织之存在。他只好自欺欺人地声称这只是“就地势论”，“《塘沽协定》限于军事，不涉政治”。
《塘沽协定》的签订，不仅激起全国民众强烈的谴责，而且进一步激起了抗日运动。爱国将领冯玉祥声明不承认《塘沽协定》，并于6月下旬，指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向日军发起进攻，光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和察北重镇多伦。收复了察哈尔全部失地，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而蒋介石、汪精卫却密谋消灭冯的抗日同盟军，令庞炳勋为总指挥率15万大军进入察哈尔，准备围攻冯军。25日，蒋、汪主持开庐山会议，着重研究惩办抗几同盟军问题。蒋汪联名发表通电，要冯玉祥取消各种军政名义，以免“妨碍统一军令”、“妨害中央边防计划”，“勿滥收散军土匪，勿引用共匪头目”。冯玉祥被迫忍痛“收束军事”，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冯玉祥在宋哲元的陪同下离开察哈尔到泰山“休养”。同盟军余部吉鸿昌、方振武组成联军，继续在长城一带与日军周旋。至10月间，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围剿”下而终于失败。汪蒋对日妥协上已到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敌我不分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