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声明，公开表明了拥护蒋介石的态度。19日东北军陆续入关，敲响了“扩大会议”的丧钟。20日起，“扩大会议”的委员们纷纷离北平赴太原。汪精卫还故作镇定地说：“如张（学良）决进兵，情势恶化，则无论太原、西安，吾人均可作为根据地，依照原来计划进行。”10月15日，鹿钟麟等通电罢兵，中原大战实际上已宣告结束，“扩大会议”也就烟消云散。
汪精卫于9月27日在“扩大会议”纪念周作了最后的报告，他不无伤感地说：
军事变乱无常，前月我们中央党部在北平，如今在太原了。以后或者不在太原，亦未可知。然而中央党部无论在何处，无论为秘密为公开，我们同志团结的精神，是永远不散的。我们同志这回的团结，有些人以为是互相迁就的结果，这自然有个人的看法，据我们看来，我们同志这回的团结，是为弥补过去之缺陷，以共同努力于将来的。我们前此之分，不是轻分；今日之合。也不是苟合。不合则已，合则不散。
在讲了这一番话之后，汪精卫于次日即黯然离开太原赴天津。
反蒋的“扩大会议”是失败了。事实上，这些人之间的离合无常，不过是基于一时利害权宜之计暂时结合在一起；所谓“同志团结”、“永远不散”云云，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而作为参加“扩大会议”的主要政派之一的改组派，不得不在这种形势下表明自己的态度。实际上也只有宣告解散完事。
经过“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的宁、汉、沪三派组成“特别委员会”，代行国民党中央职权。但汪精卫在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内，仅得到一个常委的位置，而大权却被宁、沪两派夺去，这是他绝不甘心的。于是汪精卫偕顾孟馀赴武汉，策动唐生智拉起“护党”旗帜，与“特别委员会”和由特别委员会控制的南京政府对抗。与此同时，汪派大将陈公博、王乐平、甘乃光、朱霁青、潘云超、陈树人等则南下广州。当时称这些人为粤方委员（因他们都是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或候补委员）。1927年1O月29日，汪精卫、顾孟馀抵广州，即在蔡园召集粤方委员开会，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以此与特别委员会对峙。在粤方委员策动下，张发奎、黄琪翔于11月15日在广州起兵，企图消灭桂系李济深、黄绍竑的势力，从而统一两广。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南京国民党中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即以此为借口，指控汪精卫、陈公博等粤方委员，说：“去岁之秋，汪精卫、陈公博等回粤窃政。其党张发奎、黄琪翔所部教导团、警卫团三千余人，于12月11日结同共产党与近郊土匪，公然暴动，组织苏维埃政府于广州。星火燎原，几为东亚祸。”在宁方的攻势下，张发奎、陈公博、顾孟馀等无法招架，有的通电去职，有的逃往上海法租界，有的逃往国外，汪精卫也不得不于12月25日宣告引退，随即出国。
当汪精卫被迫出国，宁、沪两派把持的“特别委员会”被取消的时刻，蒋介石东山再起。1928年2月1日，在蒋介石把持下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由蒋介石、陈果夫提出的“国民党党务整理计划”，这个计划规定只有由同盟会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入党的党员才准登记，同时还必须进行审查、训练，才可承认正式党员。按此规定，一些反蒋派的头面人物，例如唐生智（1926年加入国民党）、陈公博（1925年加入国民党）等，都将被取消国民党籍。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的一种手法。通过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实际上掌握了党、政、军大权（谭延恺只是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仅弃置汪派人物不予任用，甚至还给其中一些人以处分，这对汪精卫和汪派分子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刺激。
汪精卫派分子岂肯善罢甘休，对于汪精卫的出走，汪派大将陈公博颇不以为然，他针对汪精卫、陈璧君的口头禅“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说法，认为“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陈公博和陈璧君争辩说：我的哲学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因此，这次汪精卫出国后，汪派重要骨干陈公博、顾孟馀、潘云超、王乐平、朱霁青、郭春涛等群集上海，策划反蒋活动，拥戴汪精卫为领袖。用什么思想武器进行反蒋呢？他们针对一般国民党员特别是一些青年，既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又没有勇气或尚无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或不理解、不赞成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又不甘心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因而徘徊歧路，找不到出路何在的情况，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
“改组派”的政治主张是如何形成的呢？陈公博说：“这个会的纲领大概根据我所著《今后的国民党》和《党的改组原则》两篇文章。”肖淑宇则说：“陈先生发表那篇论文（指《党的改组原则）一文），系根据于同志们与我们讨论党事的二百多封来函，经过他的归纳组合之后，便俨然成了我们改组的纲领了。”直到1929年2月，改组派才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全面阐述了改组派的政治主张。
概括起来，其主张是“自民国十六（年）中国国民党瓦解以来”，“中国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据、盗窃、把持”，“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窜（篡）改，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纲领，已被他们唾弃”，“党已失去指导的功能”，“党的生存也缺乏了必要的条件”。他们认为国民党的现状是“国民党员堕落的堕落，失望的失望，组织小团体的组织小团体”，“各寻各的门路去了”。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何在？“改组派”认为，这是国民党内出了毛病，产生了诸如西山会议派、无政府主义分子以及官僚政客等腐化势力所致；因此他们大声疾呼，要民主、反独裁、改组国民党，要清除国民党内的“腐化势力”和官僚政客，让“革命领袖”（指汪精卫等）担当国民革命的工作。
改组派登高一呼，果然在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中引起反响，因为他们揭露南京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包办三全大会等丑行，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个名叫楚同的人写信给陈公博、肖淑宇这样说：
《革命评论》出版后，沉闷悲愤的南京青年好似久乾（旱）得霖雨，各自眉飞色舞，议论纷纭，在茶楼、饭馆、公园等处，常有三五成群的青年，一面读《革命评论》，一面高谈党事，有许多过去沉默的人，现在也大骂其腐败的党政当局了。
虽然“改组派”表面上轰轰烈烈，似乎有些声势，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但是改组派提出的“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完全是一个骗局，并不准备实行。因为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一个标志，就是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离开了这个大前提，改组精神就无从谈起。而汪精卫、陈公博等对此却极尽歪曲之能事。汪精卫声称：
总理于十三年春间改组本党。容共政策亦于此时确定。唯容共仅属一时政策，决不能谓容共即为本党改组精神所在。本党改组的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不二法门。欲求三民主义能实现于中国，则不能不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欲求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则不能不使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欲求党员能为主义而奋斗，则不能不巩固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使党员的行动，趋于一致，这才是本党改组的精神所在。
汪精卫阉割改组的精神实质，代之以“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不过是障眼法，掩盖其“反共”实质，这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
陈公博则一面表示：十三年本党改组的精神，一面含唤起本国的民众，一面含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联俄……的确是当时的一种精神。但陈公博对联共政策却大肆攻击，说：民国十三年改组时期，只有“容共”，并没有听见有“联共”，至十五年十月共产党的先生们才创造出所谓三大政策，把“容共”改为“联共”。他抓住孙中山曾讲过“容共”的话，却无视孙中山与鲍罗廷再次谈判后，孙中山却承认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个支部，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是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具体体现。一个改组派分子甚至这样说：“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加入我们国民党，来做国民党的工作，并不是和整个的共产党携手，将我们国民党的地位让给他们，这就与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大相径庭了。可以这样说，抛弃了联共政策，扶助农工也就是一句空话。
改组派既违背了改组精神，而改组派头头们之间理论又不统一，组织更不健全。
“在《革命评论》（陈公博主办）的主张着重于民生革命，而在《前进》（顾孟馀主办）的主张则着重于民主政治。在改组同志会成立前夕，我（陈公博自称）和孟馀（顾孟馀）辩论了一大场，我主张社会是有阶级的，不过我想以党的力量调和而至消灭阶级的斗争，而孟馀则为避免阶级斗争起见，根本否认阶级的存在。因为这样，他最不赞成我农工小资产阶级之说。此事又经过王法勤、王乐平和潘云超的调停，才电巴黎汪先生请示，把小资产阶级的名词改了一个‘小市民’。汪先生在他的心中也反对小资产阶级一个名词的。至说到组织不健全，则在‘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时已没有方法选举执行委员，经过几次讨论，到底还是以粤方委员为中央，竟直没有选出一个青年之士。这个办法算是一个不得已的调停，但粤方委员到底没有几个人！”
陈公博指出王法勤、朱霁青、潘云超、王乐平、顾孟馀等改组派大将的情况时，说他们有的老了，缺少办法；有的不善于深谋远虑；有的则是“长于批评，短于建设”；有的则是工作方法简单，“过于粗率”；有的人（指顾孟馀）则是只能当参谋，而不适于挂帅；他自己呢，准备去欧洲洗手不干了。
陈公博对“改组派”的前途颇感悲观地说：改组同志会的组织如此，别人当时或者还很乐观，而我则自知甚明，预料前途暗淡。他还算有点自知之明，那就是说，“改纰派”前景不妙，确实难逃失败的命运。
改组派一无政权，二九军队，只能因人成事，进行政治的、军事的投机。军事的投机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政治的需要更助长了盲目的军事冒险。这种情况在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诸役中，改组派均有具体表现。而军阀战争是不择手段的。陈公博私下承认：我们既会在一块，改组同志会的主张只好一股脑儿存入口袋，只谈反蒋，不谈主张，这样改组同志会的精神，便根本萎谢了。
陈公博还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改组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组同志会”成立的时候，本注意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重新改组国民党，则其注重党的根本问题可知。无如成立之后，即有军事行动，军事是不择手段的，初则和桂系合作，继则和冯、阎合作，对于党的组织和训练，无从提起。党的改组本为同志会主要目的，后则专谈方法，弃其目的，这也是失败的一种原因。
“改组派”成立于1928年冬，经汪精卫同意，于1931年春解散，为期两年多一点，便从此销声匿迹了。
“改组派”虽然拥戴汪精卫为领袖，但汪精卫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作“改组派”的领袖：“与其做改组同志会的领袖，不如做全党甚或全国的领袖，所以对外发表谈话，说他（指汪精卫）对于改组同志会是同情的，但他本人不是改组同志会的同志。”
按照陈公博的说法，这时汪精卫的麾下由三派人员组成：
一派是改组派，那是“改组同志会”的同志；一派是汪派，那是他（指汪精卫）左右的亲信；一派是“左派”，那是信奉汪精卫的主张，而不属于以上两者。这三派的分野虽然大方（向）明了，内部却着实有些倾轧的痕迹。
虽然如此，汪精卫手下有了改组派的这样一个抬轿子、吹喇叭的组织，作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当当领袖亦何乐而不为；从改组派本身的需要说，拥戴汪精卫，既有偶像作用，政治上亦足资号召。因此，说汪精卫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或精神支柱，应该是事实。
五倒蒋不如联蒋
当蒋介石利用自己一手包办的国民党三全大会打击、排挤汪精卫派的同时，却拉住了国民党另一元老胡汉民，为他支撑门面。胡汉民自1928年9月参加蒋记国民政府到1931年2月，历时近两年半。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及政敌汪精卫等面前，对胡汉民还表示表面的尊重；还存有若干顾忌，担心后院起火。但两人间长期面和心不和，各有打算：胡汉民想以党驭政、驭军；而蒋介石则想以军驭党、驭政。在反蒋大联合的“扩大会议”失败后。蒋介石自以为人莫予毒，踌躇满志，于是和胡汉民的矛盾，通过约法问题而急剧地发展起来。
关于胡汉民被软禁的情况，据《华东日报》引国民党某高级官员的话说：胡汉民被软禁后，蒋介石就邀请赴宴的国民党要员入座，宣布胡汉民的罪状：“蒋谈毕，询在座诸君发表意见。诸客相顾失色，无敢发言者。蒋曰：诸同志既认展堂举动不对，应即请其辞职，并于明日召集中央常务委员会议，推举林森同志继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同志继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谈至此，诸客更不敢开口。蒋日，诸同志既一致同意，明白即照此办吧。言毕即散席，诸客纷纷仓皇而出。”这段记述把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不择手段的情态，描绘得淋漓尽致。
胡汉民就这样以赴宴的名义，遭到蒋介石的软禁并被迫辞去立法院长职务的。
胡汉民遭到蒋介石软禁后，在国民党内部掀起一场反蒋的政治风暴。“中国国民党党权运动总同盟”于1931年3月底发表讨蒋宣言，宣言为胡汉民评功摆好，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则予以抨击。
作为与汪精卫有相当密切关系的上海《华东日报》，亦持反蒋拥胡态度。从3月3日至3月21日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此事的文章，如《约法问题与胡汉民的辞职》、《关于胡汉民被禁的感想》、《胡汉民被囚的必然》、《党纪国法与胡汉民之被禁》、《胡汉民被禁之影响》、《读蒋介石辟谣之演词后》、《从胡汉民的被囚说到五权宪法中的立法与监察》、《胡氏被囚后中国革命之前途》、《蒋胡冲突内容的分析》等。
其中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颇使蒋介石难于置辩。例如文章指出这样的事实：
胡汉民身为中央委员兼立法院长，对于约法问题，无论其主张如何，在开会之时，应有尽量发表的自由。蒋介石亦仅为一中央委员，如果对于胡汉民的主张不表赞同，则应由会议多数表决，而加以否决。即使胡汉民有其他行为，亦须依法检举，何能以个人权力迫胡辞职，加以监禁！胡汉民在本党有悠久的历史，而且现任南京要职……今竞因在党内约法问题，与蒋介石意见不合，而被迫辞职，横加监禁；胡汉民尚且如此，那么老百姓在开国民会议之时，只有俯首听命而已，还有什么“宣传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