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太嚣张了
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在第二期北伐中取得了一定胜利，可是内部危机日益严重。在经济上，由于反革命的经济封锁和民族资本家惧怕工农运动，抽走资金，商店、工厂纷纷歇业停工倒闭。1927年5月中旬，武汉地区100多家商店几乎关闭，汪精卫估计失业工人达30万人。商业危机直接加深了财政危机，武汉国民政府财政收入日绌，军政支出浩大。孙科说：“政府现在每月收入只有150万元，支出倒有1300万，实在维持不了。”代理财政部长张肇元也惊叹：“国民政府的各种债务已达2000万元！”为此，不得不发行大量纸币应急。结果，造成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在这种形势下，劳资关系紧张，资产阶级开始由惧怕革命变成脱离革命。因而，在政治上武汉国民政府逐渐右转，开始压制工农革命运动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武汉政府内部的反共气氛口渐浓厚。汪精卫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日趋右倾。
汪精卫的叛变，是经过较长时问逐步实行的。汪精卫自己承认：“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裁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离，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这个划分方法虽然有些不符客观事实，但说明了汪精卫的反共确有一个发展过程。5月12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次会议上公开说：“右倾分子固然要淘汰，但不顾事实，一味的左倾，也就会发生‘左，左乃陷大泽中’的危险！”“例如主张激烈的工人运动，弄得许多工人失业，没有办法。再如农民运动，把一般地主都赶跑了，农民没有资本去耕种，也是没有办法。又如我们占据了外国人的财产房屋，又没有作同他们宣战的准备，这些危险是同样的大！左倾分子，应该说明了我们的战略！”当时在座的人说：“左倾分子容易过火。”汪精卫接着说：“他们比共产党还要凶！”这些话，完全是当时的反动势力用来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语言！汪精卫的腔调大变特变了。
屈服于反革命的压力，对反动军官的叛变采取妥协、安抚政策，是汪精卫转向公开反共的第一个表现。1927年4月底，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副军长叶琪，八军长李品仙，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等，在汉口开会决定，分别在湖南、鄂西、武汉等地发动政变，镇压革命运动。在反革命的统一部署下，军队的叛乱接踵而来：5月15日，夏斗寅叛变；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5月底，朱培德又在江西“遣送共产党出境”。对此，汪精卫采取了纵容、支持的政策。当夏斗寅叛乱为叶挺等部击退后，叶挺呈请乘胜追击，全歼夏部，汪精卫主张“政治解决”，不许追歼，说夏斗寅是为了“清君侧”，“杀尽共产党”，与“杨森拥护蒋介石不同”，“只当做一件小事”，不同意军事委员会宣布夏为叛逆。“马日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强调“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却对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郭亮、柳直荀等组织农军准备镇压许克祥叛军的行为大发雷霆，指责这是“错误行为”，并要求对“马日事变”的处理应与“制止军队，制止农会”“同时进行”。6月1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说：“本座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摧残完工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无路可走，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将事变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工农运动。汪精卫还控制武汉政府，拒不明令中讨许克祥；拒绝申斥许克祥等拼凑成立的“救党委员会”的反叛行为并严令解散；不申斥21日事变为反革命事变。6月初，“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团”到武汉，要求武汉政府明令讨伐、严惩许克祥，恢复湖南省党部，解散湖南伪省党部，恢复省总工会，救恤被难的同志等。汪精卫等人公然拒绝这些正义要求，说军队有错误，“农民协会也有错误”，“如果农工以为自己毫无不是之处，那就不得了！”当湖南省党部请求设立驻汉办事处时，汪更是凶相毕露地说：“什么活！中央已有明令改组湖南省党部，他们居然敢来呈请设立办事处，心目中简直没有中央，把他们扣起来，重重地办他们一下！”当唐生智提出对许克祥实行“记过一次，留营效力”的处理意见时，于右任认为处置太轻，但汪精卫批准“照准”“应该公布”。不久，许克祥部移驻湘潭，并与蒋介石公开勾搭上了。汪精卫不仅不反对，反而从庇护进而公开赞扬，说许克祥是代表全社会反对农民运动“过火”的，公然称许为“青天”“救主”，“为国民解除痛苦”。
汪精卫对“马日事变”和许克祥的态度，是他公开叛变革命的一个信号。五六月问，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在江西实行“分共”。5月29日，朱培德在“遣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同时，致电武汉政府，说江西政局“不稳”。5月30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宣读了朱培德的电报，并乘机对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许多县党部公开表示不满，说：“又是省党部压服不住下级党部，照他们这样闹，中央只好自己吊颈了！”他拟定三条训令：“1.各县党部对于地方行政，只宜留心考察，持正批评，遇有兴革诸端，随时发表意见，或建议于省党部，不得直接干涉地方行政；2.从前各县党部有自由逮捕惩罚人民情事，现经中央明令一律禁止，如有违犯，定将该县党部解散，并对于负责人加以惩治……；3.县党部以下各级党部，及各种民众团体均照此规定。”严格限制各党部和民众团体的革命活动。他还凶狠地说：“这个训令公布之后，再有不听者，就是我的老子，也要杀他。”这次会议还根据汪精卫的意思，指派朱培德、黄实、陈其瑗3人为中央特派员，在江西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朱培德为该会主席，给予特别权力，执行武汉中央的“各项训令”。不久，汪精卫又派出陈公博、陈其瑷向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解释江西最近状况，让他取消武汉工人的反朱请愿；电告朱培德“所请辞特别委员会主席勿庸议”，维持朱培德的原有地位；派陈公博“加入江西特别委员会，暂赴江西指导党务”。6月13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为朱培德辩护说：“我们知道朱同志之为人，如果中央不能体谅他，他马上可以走，他一走之后，江西的局面马七就可以起变化。我们今天免这个职，明天讨伐那个，只为南京政府增加了反动的势力。”对朱培德的反共罪行竭尽妥协让步之能事。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汪精卫在武汉地区反共逆流的冲击下，他的“革命热情”很快消失；相反，他的软弱、动摇、妥协的弱点发展膨胀了。他对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压力无可奈何，对武汉政府的严重困难和危机束手无策，对何键、朱培德的反共行为听之任之，怂恿包庇，而对群众捍卫革命成果的斗争横加斥责、阻止。这是在反动势力联合扼杀革命的危急关头，汪精卫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第一步表现。
对工农革命运动的仇视和镇压是汪精卫右倾反共的第二个表现。
汪精卫自上海赴武汉之际，两湖和江西地区的工农运动正处在空前高涨之时。汪精卫已经觉得“武汉已成为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当时几百万农民组织起来，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进行无情的鞭挞和猛烈的进攻。这个局面是汪精卫始料不及的，他由害怕而非议，由非议而反对。在汪精卫的思想理论里，国民革命“唯一的目标便是反对帝国主义”，除此以外“小容许有第二个意念”。他一直对阶级斗争是非常恐惧的，在国共合作之初，他就说过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是为了“以和平的方法，处理经济，以除去阶级斗争之病根”。他还认为：阶级斗争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东西，“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尚未成熟，故而是用不上阶级斗争的”。“我国为经济落后的国家，算不得有大资产阶级”，“乡村地主及城市工商业者，若非反革命者，都称为小资产阶级”。“而论到小资产阶级，总理在《建国方略》中曾说过要保护”。汪精卫把“土地问题”视为阶级斗争风暴的根源之一，他主张采用“和平解决”的办法，“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保证“地主不致受损失”。但是，汪精卫的这种“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武汉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这些会议上，汪精卫竭力阻止由毛泽东、易礼容、邓演达等起草的《土地问题决定议案》的公布实施，而坚持“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之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现在要做的，是把土地革命“这把火烧向敌人，不要烧向自己”。
由于汪精卫的阻挠，武汉政府对土地问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于是农民自己起来烧田契、夺土地、斗劣绅。这一切，却被汪精卫认为是大逆不道。他大肆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过激”，并在武汉政府内部组织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为的特别委员会。5月初，汪精卫禁止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所谓“政治没收”地主土地的决议案；8月，通告农工群众团体，不准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13日，以保护寺院为名，下令禁止反对神权的活动；14日，命令工会、农会，禁止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逆产”；19日，发表查办“过激”“越轨”言行宣言；20日，发布训令，保护地主、富农等“善绅”；23日，训令湖北省总工会，制裁罢工工人和工人纠察队；24日，发出保护“军人田产”令，“一律禁止”土地革命，已没收的要“清查发还”；5月底，下令解散了湖北黄冈、黄陂两个最大的县农会。汪精卫通过一系列镇压工农运动的法令，加速了反共的步伐，走完了从左派转为右派的第二步。
“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是汪精卫彻底右转、背叛革命的第三个步骤。
6月底，冯玉祥、阎锡山相继宣布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使得武汉丧失了北方的屏藩，陷于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汪精卫不能从工农革命斗争中寻找力量，又不能获得冯、阎等新军阀力量的支持。他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中，迅速“调头”、“转舵”。他当时认为国共两党已到“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上去，便是国民党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上去，已是无可并存的”了。国共两党“共坐一只船”的革命路程已完结，“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了。
汪精卫集团要公开“分共”已是势所必行，但是唐生智的主力部队还在河南前线，尚不能马上抽调回来。他说，当时虽明知已到了国共两党争生死存亡的时候，“然后为前方武装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问题，而只提出裁制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所以汪精卫在反共时机上还需等待。当时共产国际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对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充实工农领袖；动员2万党员、5万工农，组成新军；组织以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并指出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6月1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首先收到这个指示，罗易不与任何人商议，更没有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就私约汪精卫谈话。汪精卫事后说：“及至6月1日，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兄弟去谈话，说：‘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鲍罗廷给你看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看。’他于是把那决议案给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一以给我吗？’他当时有点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这个严重的泄密事件，成了汪精卫实行全面反共的借口，成为他煽动、挑拨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人起来反共的政治资本。
汪精卫拿着这个指示作口实，进行“清党”“分共”的煽动。他认为国共合作好比是大家坐一条船，由香港剑上海，但到上海后，有人要到天津，有人要去日本。由香港到上海这段航程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到上海后，便发生分歧了。汪精卫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看做是船已到了上海的标志，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终点”。他认为现在是“已到了争船的时候，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上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汪精卫还造谣说：共产党要“根本破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根本破坏中国国民党”，“根本破坏革命军”，是“对于本党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大叫共产党“要国民党领袖替共产党做刽子手，来自己杀自己的！”他天天歼会，“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和“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决议”。他一会儿对唐生智说：“第三国际CP即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了；一会儿又对张发奎讲：“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队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煽动军队跟他共同反共。
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在武汉革命军总指挥部公署内，举行了有功指挥官升级就职庆典，汪精卫满脸杀气，代表中央党部敛训词。他一走上讲台，就煽动说：“今天我很高兴，我们的四周，都贴着拥护国民党、三民主义万岁的口号，这就证明今口之域中，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但“在共产党看来，三民主义尽可以不要，但三大政策却非拥护不可……”
他以非常愤激的口吻指责了共产党以后，接着又宣布了第三国际的“阴谋”：“（6月1日）那一天晚上，第三国际代表罗易来找我，交给了我一个俄文电报，这俄文电稿请人翻译出来，才晓得情形非常严重，原来第三国际给共产党的训令，就是要消灭国民党的！”
接着，他逐条“驳斥”了共产国际的训令，并蛊惑人心地说：按信中指示办，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6月10日，冯玉祥约汪精卫、谭延恺、徐谦、顾孟馀、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等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就党务、政治、军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决议。会上汪精卫发言，他一方面谴责蒋介石独裁而行，目无国府，“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另一方面，对共产党也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他说：“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这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这次会议，汪精卫的主要目的是“拉冯”、“讨蒋”、“分共”。在分共问题上，汪、冯取得了一致看法，在讨蒋问题上，冯玉祥一方面故意把蒋介石拉拢他的电报给汪看，并骂蒋是“狼心狗肺”，以迁就汪的反蒋情绪，抬高自己的身价，使汪让出更多的利益给他；但另一方面冯不同意“讨蒋”，“力劝武汉继续北伐为重，停止宁、汉之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