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做官儿
1912—1920年，这8年间，汪精卫多次赴欧，其间除了到南洋、日本探亲访友和短期回国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过起休闲生活。1920年10月，奉孙中山之召第4次归国。
在袁世凯死后，全国大小军阀纷纷割据，残民以自肥，中国的混乱局面进一步恶化。1920年夏天，孙中山派朱执信、廖仲恺到福建敦促陈炯明、许崇智率粤军返广东驱逐为非作歹的桂系军阀岑春煊、陆荣廷的势力。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组织军政府，宣布护法。汪精卫随孙中山回广州后，出任军政府最高顾问和广东省教育会长。这是汪第一次正式担任政府官员。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为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决心进行北伐，以实现民主共和政体。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盘踞广西的桂系军阀残余势力，以解除北伐后顾之忧。1922年4月，孙中山在韶关设大本营，举行北伐。5月，他派汪精卫赴惠州劝陈炯明回广州任陆军总长，以便协助北伐。但陈回广州后不肯就任，且暗中勾结英美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吴佩孚，阻挠孙中山北伐。汪精卫代表孙中山曾多次前往规劝，但陈炯明一点也听不进去。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保存自己的势力，于6月16日公然发动叛乱，炮轰观音山（今越秀山）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陈炯明本来是孙中山最信得过的人，孙曾让他担任广东省长、军政府陆军部兼内务部长等要职，并把自己亲手培养起的粤军交给了陈。如今突然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在关键时刻亲信的背叛，使孙中山受到了一次极其沉痛的打击。当他离开总统府时，在叶挺的警卫部队保护下，登上永丰舰，率舰队驶进白鹅潭，指挥海军炮击叛军驻地，并调动北伐军回师讨陈。
在孙中山处于困境的时刻，一位年轻的军官坐小艇来到永丰舰上，他就是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蒋介石。作为留日的军事专家，蒋积极协助孙中山指挥舰队与敌人周旋。在患难中，蒋介石以自己的胆识和才能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蒋介石一生引以为荣的历史。
孙中山在舰上坚持战斗50多天，后因回师失利，才离开永丰舰经香港去上海。孙到达上海后，汪精卫跟随左右。这时，孙中山北伐的对象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突然玩了一手拉孙的把戏，制造舆论，高唱“孙吴合作”，并派员到上海，迎孙北上，遭到了孙中山的断然拒绝。为了结成反吴阵线，孙中山派汪精卫到奉天与张作霖联系，企图利用奉系军队以对抗直系，但仍无法打开局面。
“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感到苦闷彷徨，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深感军阀对中国的危害。他经过反复的痛苦的思索，认识到要摆脱过去屡次的失败，出路只有整顿国民党，以加强本身的建设。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决心学习苏俄，改组国民党，与时代共进。
1922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提出了愿与孙中山“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陈独秀、李大钊多次会晤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受到很大鼓舞。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再次会晤孙中山，明确建议他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并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于是，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
9月、11月、12月孙中山在上海先后3次召集国民党重要干部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汪对改组国民党是很赞成的，但对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提出异议，他认为这样做，就好比《西游记》上的孙行者钻进熊精的肚子里打跟斗、使金箍棒，熊精如何消受得了？但由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宣称“他要组织一个新党，或者他本人加入共产党”。汪精卫听了再没有坚持己见，而且后来还积极按孙中山的主张办事。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汪精卫和胡汉民等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的起草人。10月19日，孙中山又任命汪精卫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参与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接着在国民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汪又被指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积极推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和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第二天又召开了国民党改组大会，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大会还重新任命了国民党本部的主要干部。于是，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1923年1月中旬，孙中山依靠许崇智联络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共同把陈炯明赶出了广州。2月，孙中山返粤，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成立了大元帅府。8月，孙中山指派蒋介石、王登云和共产党人张太雷赴苏考察，并邀请苏俄军事顾问鲍罗廷等来华，以便加快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作出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孙中山表示热情欢迎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并赞成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于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知名共产党人都先后加入了罔民党，积极协助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孙中山曾对李大钊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并明确表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孙中山与时代并进的思想，此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就是他的联俄、联共、以俄为师的思想的最初形成。这也是他改组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精卫和胡汉民、李大钊、林森、谢持5人，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及改组国民党的决议。大会还发表了宣言。这个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最初是由苏俄顾问鲍罗廷起的草稿，经瞿秋白翻译，交由汪精卫修改、润色，经孙中山认可，再交大会讨论通过的。会上，孙中山以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这新的三民主义加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毛泽东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
汪精卫在会上明确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成为三大政策的有力推动者。
大会期间，当汪精卫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作审查报告后，广东代表方瑞麟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节之后增加一条文，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立即登台发言，予以驳斥，他严正声明：共产党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而是为了“参加国民革命事业”。会后还印发了他的意见书，汪精卫在会上态度鲜明地支持李大钊的声明，反对方瑞麟的提案。他还说：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廖仲恺发言指出：共产党的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由于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坚持了孙中山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同时又得到与会的多数人支持，方瑞麟的方案被否决了。
国民党“一大”以后，一些坚持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并不死心，他们继续寻找机会破坏国共合作。6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谢持、张继3人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对共产党人进行“严厉制裁”。7月7日，汪精卫、邵元冲为国民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党务之宣言》，明确抵制邓泽如等人的反共提案。宣言指出“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因此，“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宣言排除了派别之见，坚持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
7月11日，国民党建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被推举为主席，汪精卫和胡汉民、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等为委员。这样，汪精卫便成为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8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汪精卫代表中央政治委员会向全会提交了两个草案，一是《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一是《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这两个提案是为了谋求根本解决党内纠纷和促进党务发展的。而这两个提案正好与《弹劾共产党案》相对立，因此引起了张继、谢持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激烈反对。汪精卫又据理进行了反驳。此时在党内处于领导地位的汪精卫，支持国共合作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汪精卫已俨然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
二起草“国父”遗嘱
孙中山反对武人称雄，痛恨军阀专政，但在推行三大政策的同时，他还不得不周旋于武人之间。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把持的中央大权，是北洋军阀的最恶势力。孙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吴、曹，便派汪精卫去联络奉系军阀张作霖；派胡汉民联络皖系军阀段祺瑞。并在上海与奉、皖系代表进行谈判，以期统一行动。因此，曾被称作孙、段、张“三角联盟”，但没取得预期效果。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再起，直系将领冯玉祥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联络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从古北口、朝阳突然回师北京，包围总统府，囚禁了贿选的总统曹锟，迅速控制了北京的局势。10月，冯玉祥等将部队改称“国民军”，由冯任总司令，胡景翼、孙岳分任副总司令，下辖3个军。冯玉祥倒戈，被称为“北京政变”。当政变发生后，奉军乘势人关，吴佩孚从海上逃出京津。冯一面敦请段祺瑞出山，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得悉冯玉祥政变成功的消息后，孙中山甚为振奋，称之为“中央革命的头一步”。他认为头一步走通了，再走第二步、第三步，中央革命一定是可以大功告成的。10月27日致电冯玉祥等，表示“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11月1日冯复电称：“辛亥革命未竞成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展施，而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请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11月4日、6日，冯又电邀孙中山北上，情词恳切，并派马伯援南下迎接孙中山。当时的整个形势确实令人鼓舞，孙中山认为，是“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机会”了，他表示很愿意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北伐之目的，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立场。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孙中山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理大元帅职责，让汪系首领，天津人。精卫、宋庆龄、孙科、戴季陶、李烈钧等人随同北上。当时，汪精卫既不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名义，也不以中央政委会委员身份北上，而是以孙中山的中文秘书名义随行。实际上汪负有全权辅佐孙中山的重任。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股肱，很早就受到信任和重用，从同盟会成立不久，汪随孙中山奔走南洋的时候，就成为孙的得力助手。1911年汪精卫行刺清摄政王未遂被捕，人们酱遍认为汪此次必无生还之望，胡汉民闻讯痛哭，孙中山十分悲痛，他也认为汪精卫“将来必无幸免”，痛惜地说：“此即断吾臂也。”可见汪精卫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此次北上，汪更成了孙中山的代言人。
11月13日，孙中山一行20余人乘永丰舰离开广州赴香港，再改乘口本春阳丸去上海。17日到达上海后，段祺瑞已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于是，孙中山命汪精卫先行人京，负责与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交涉，为其赴京作准备。然后孙与其他随从绕道日本赴京。离沪前，孙中山向上海新闻界谈北上目的，进一步阐述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件的重要性。21日，汪精卫由上海乘船赴天津。
汪精卫甫抵津门，即向报界发表谈话，他首先说明孙中山绕道日本，是因为“日本友人渴望其赴日一行，且以津沪轮船交通不甚利便”之故，孙在日本逗留数日当可抵津。接着，汪代表孙中山向记者声明“中山先生本其多年之主张，倡议和平统一，离粤北上与段、张二氏会见，共图中国之和平。唯一方策，首在召集国民会议，基国内之舆论而收拾时局，更进而树立将来之政策，段、张二氏对此亦表赞同。今后段、张、孙三氏以友好之关系，定能打破从来之寡头武断政治，而以民意之依旧，树民治之基础”。随后，汪精卫在京津两地拜会了张作霖、段祺瑞和冯玉祥，同他们讨论并安排了孙中山北上事宜。
12月4日，孙中山由日本乘船抵达天津，受到天津各界100多个团体上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由于旅途劳累，身感不适，谨向欢迎群众发表了书面谈话，由汪精卫代为宣读，旋即往张园行馆，略事休息。5日下午，即由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陪同前往曹家花园会见了张作霖，对其邀请表示答谢，并就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事项简单交换了意见。之后，孙中山还扶病接见了一些重要的宾客，签署了各种训令、指令。
孙中山原拟12月7日入京，但由于肝病复发，不得不逗留天津。经过短期的休养和治疗，精神略见好转，准备于22日赴京。此时突闻段祺瑞为了换取帝国主义者对其临时执政府的承认，竟屈辱地接受了北京公使团的要求，发表了所谓“外崇国信”的宣言，声称继续承认以前帝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继续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孙中山对此极为震怒，以致病情加剧，再次延期赴京。其问，段祺瑞也曾来电慰问，并派人前来催促。直至31日，孙中山才偕宋庆龄及汪精卫、孙科等人离津，于是日下午抵京。
孙中山到北京之后，由于病情日益加重，毫无起色，而终于没有和段祺瑞磋商国是。1925年1月26日，住进了协和医院，经名医诊断为晚期肝癌。在进行手术时，有汪精卫、陈友仁和孔祥熙在场，宋庆龄在邻室静候。手术后，孙中山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由于病情仍不见好转，便在2月18日出院，移驻铁狮子胡同行馆调养。孙自感病情严重，入院前已指定由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李大钊等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成一个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以协助他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汪精卫由于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亲信随从，自然成为中央政治会议的首席发言人。在很多场合他是代表孙中山讲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