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没有电话和邮局，古人的绿色通信
（一）责任重大的烽火台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人们很早就使用通信的方法来互相联系了。根据古书记载和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来推断，我们的祖先在没有发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经能够互相通信了。当时人们通信，很可能是采取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我国云南省境内，有些少数民族中的个别部落，在新中国成立前还停滞在原始公社阶段。他们没有文字，也没有交通工具，可是却有原始的通信方法，如景颇族有些部落，人们把辣椒送给朋友，表示自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载瓦族的青年人把一片叫做“得郎”的树叶送给他的女朋友，表示请她去赴约会；在佤族中，如果送的是火药或铅弹，是表示要打仗了，如果送的是一块结晶的方盐，中间钻个小孔，那就是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意思。从这几个例子里，我们不难想象古代人们是怎样用以物示意的方法来互相通信的。
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是一种很原始的方法。后来，人们的来往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就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通信方法。
根据古史记载，在2700多年前的周朝幽王时期就有了利用烽火传递信息的方法。据说，在边疆及通达边疆的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烽火台里装满柴草，遇到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点起烽火报警。各路诸侯见到烽火，就会派兵前来援助，共同抵抗敌人。
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周幽王有个宠爱的妃子褒姒长得很美，可是总不爱笑。有一天，周幽王为了逗她发笑，就无缘无故地下令点起烽火。各路诸侯看到警号，都纷纷带兵赶到。结果自然是白跑一趟，上了大当，什么动静也没有。这么一来，果然把褒姒逗笑了。可是后来到了真有敌兵入侵的时候，各路诸侯看到烽火，都不再相信了，因而谁也不派兵来救。周幽王因为得不到各路诸侯的援助，抵抗不了敌人的进攻，不但自己被杀，西周王朝也因此灭亡。这个故事表明了有组织的通信方法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
中国历代王朝，都利用这种烽火报警的方法来传递军事情报，相沿很久。从后来发掘出来的汉简可以知道：在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今新疆东部罗布泊），都有烽火台设置，而且规模很大，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这些烽火台由各地地方官吏管辖。在地方最高长官太守以下，还设有不同等级的管理烽火台的官吏，如都尉、鄣尉、候官、候长、燧长等；各台还按照远近大小，分别配置若干兵卒。举放烽火的方法，昼夜不同，白天举烟，夜晚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来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如敌人在500以下的放一道烽火，500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这种有组织的通信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这种通信方法，直到明、清时代，许多地方还在使用。例如，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防止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用烽火传递军情，固然很快，但它不能把详细的敌情从边境传达过来，更不能把上面的命令传达下去。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还形成了传送官府文书的更严密的邮驿制度，和烽火配合使用。
（二）2000多年的邮驿通信
周朝时期，诸侯都自成一个国家。他们为政治、军事上的需要，都在大道上经常设有驿马和邮车，往返传送官府文书。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曾说过：“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会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那时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相当高了。
《左传》上有这样一个故事：秦国和晋国图谋联合进攻郑国。郑国是一个小国，处于秦、晋两个大国的势力威胁之下，处境危急，为瓦解敌军进犯，郑国便派使者到秦军营建议：“秦郑之间隔着一个晋国，灭亡郑国，只有利于晋，而不利于秦。不如秦郑结盟，将来秦国使者到东边来，郑国还可以做秦国的东道主。”秦国认为有理，即罢兵，并派杞子、逢孙、杨孙三人驻守郑国。郑国为了表示和好，将郑国国都北门的钥匙交给三位使者管理。哪知杞子等却向秦密报说，他们已掌握了郑国北门，请派兵偷袭郑国。可是当秦国派往偷袭郑国的军队走到滑国（今河南洛阳东面）的时候，便被郑国商人弦高发觉。弦高感到祖国危在旦夕，便一面假装成郑国特派使者，用他贩运的12头牛，去犒劳秦兵，暗示郑国早已得到消息，有了准备；一面急忙利用通往郑国的邮驿，星夜给国内报信。郑国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严密戒备。秦兵发现郑国已经做好应战准备，只得停止前进，顺便灭掉滑国而回。可见当时的邮驿制度是有很大作用的。
邮驿通信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逐渐完备起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修筑驰道，“车同轨”“书同文”，更促进了邮驿通信的发展。到了唐朝，这种制度更是盛极一时。唐朝的邮驿，分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三种，共有1600多处，其中水驿260多处，水陆兼办的也有80多处。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如陆驿规定马每天走70里，驴走50里，车走30里。各级官吏使用车马多少，也有一定限制。不按规定办事的要受到处分。遇有紧急事情，驿马一天能跑300里以上。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中，描绘邮驿速度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反对唐朝，当时唐明皇（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今陕西临潼县境），离范阳有好几千里路，可是很快就接到了这个消息。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元朝时期，由于军事活动范围的扩大，通信事业就更加发展了。那时仅在中国境内，就设有驿站1496处。元朝将驿馆音译为“站赤”，所以后来通称邮驿为驿站。
有一个在元朝做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所著的《马可·波罗行纪》这部书里，曾提到元朝每25里必设一处驿站。每个驿站都有宏大华丽的房屋，内备床铺，被褥皆以绸缎制成，住宿时所需物品，无不俱全，专为钦使来往休息之用。他说，即使国王来住，也必定觉得非常舒适。他还说，这样大的驿站，足有1万多处，驿马共有30万匹。马可·波罗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大，但元朝驿站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另外，元朝还沿袭宋朝的办法，在各州县广泛设置“急递铺”。这种急递铺是专门传递官府的紧急公文的，有点像现在的军邮，全国估计约有2万处。每铺有几个铺丁，日夜不停地递送文件。这些铺丁腰里挂着铃铛，手里拿着枪，夜间还要拿着火把。他们走到路狭地方，就用力振铃，叫路上车马行人让路。在快到下一个急递铺时，也在很远地方振铃，下铺一闻铃声，即做好准备，接递文书，继续前进。这样，一铺接一铺不停地传递，一昼夜规定要走400里。
明朝驿站，基本上沿袭旧制。清朝中叶以后，近代邮政逐渐发展起来，代替了古老的驿站制度。
2000多年来的邮驿通信，虽然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广大人民却是个沉重的负担。例如，唐明皇为了让他的宠妃杨贵妃吃到新鲜荔枝，就为她从长安（今西安）到四川涪陵专设了一路邮驿，昼夜飞驰，运输新鲜荔枝。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两句有名的诗句，就是对这件事的讽刺。又如清朝康熙年间，贵州巡抚佟凤彩就曾上疏皇帝，诉说贵州地区驿站的痛苦情况。他说，天下最苦最累的莫过于驿站，而驿站最险最远的又莫甚于贵州。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也必蹄瘸脊烂。甚至苗民被逼得不能种地织布，死的死，逃的逃，流离失所的一天比一天多。其实，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邮驿通信都普遍有这种现象，这不过是两个典型例子而已。
我们通过了解古人的通信，并不是说我们要改用他们的通信方法，而是在现如今环境危机下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的意识，要努力让现代人们的高碳生活向绿色道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