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写春秋，丹青描来照汗青
——《打虎哥刘伯温》创作谈
叔本华曾经说过：“历史上的伟人们，都是我们人生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光辉的品德照耀在天空，我们将迷失在茫茫黑夜。”大明开国元勋刘基无疑是我们心目中最明亮的灯塔之一。出于对他德才兼备的敬仰，我提笔写下了《打虎哥刘伯温》。
在“厚黑之学”、“权谋之术”盛行的今天，在饱读史书、鉴古察今的读者朋友眼里，刘基是被视为“诸葛孔明再世”一流的谋略大师。然而，他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刘基的为人、品行和他的爵号“诚意伯”是完全一致的。你们在《打虎哥刘伯温》中能看出刘基究竟使出了多少阴谋诡计了吗？应该是很少。在东征西战中最为擅长谋略之术的他，却在开国建基、拔乱反正时彻底摒弃了“谋略”，用自己百折不挠的“诚意”，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这才是值得当代许多热衷权谋之学的人深思的啊！
人们会说：“刘基最后还不是被逼得辞官归乡了吗？他从一介布衣跃升为御史中丞，又从御史中丞降回了一介布衣——算不上真正的成功者。”如果以权位、利益、势力的大小为标准来衡量刘基成没成功，他当然是不成功的。但他得到了那份摁满了老百姓血指印的“万民折”，得到了世人千秋万代的衷心景仰。这才是他最大的成功。这样的成功，胡惟庸得不到，李善长得不到，甚至朱元璋也没能得到。凭这一点，刘基就堪与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大圣大贤并肩而立了。
我这部《打虎哥刘伯温》实质上写的是明朝初年的一场“律法之争”。整个故事的框架就来源于《明史·刘基传》的一段话：
帝（指朱元璋）幸汴梁，（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居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李善长素昵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李善长忤。帝归，愬基僇人坛壝下，不敬。诸怨基者亦交谮之。会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胔骸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帝纳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会基有妻丧，遂请告归。
所以，从历史事件的史实性来讲，它是经得起严格考究的。同时，我也没有单纯地拘泥于机械复述历史的文本，而是揉碎了这些历史原料，运用小说的美学原理重新“回炉”加以陶铸，利用鲜活灵动的想像进行发酵，在这基础上再转化为真实可感的艺术图像和历史画卷。可以这么说，我对里边每一个情节的构思、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倾注了心血，也绞尽了脑汁！
在小说中，有铁面无私而又不失浓浓人情味的刘基，有霸道独断而又不失以法为本的朱元璋，有忠勤敏达而又护短念旧的李善长，有诡诈阴险而又深怀异志的胡惟庸，有温文儒雅而又不失果断坚毅的太子朱标，有英才特达而不失赤子之心的姚广孝，有刚决明理而又稍嫌稚嫩的朱棣……在《打虎哥刘伯温》这个“小舞台”里，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历史定位与个性特色上演着自己的角色。我相信读者朋友们能够从中看出许多不同的理念与行为碰撞而产生的“火花”，从而体味出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立身之道”、“为官之道”、“处世之道”。
如果读者朋友们在看了这部作品后，能动情地说，“这部小说还是有些看头的”，我便谢天谢地、心满意足了。记得有一位朋友说过：“那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深深感动了作者，首先是因为作品的情景感动了作者自己。”《打虎哥刘伯温》当然算不上是“伟大的作品”，但是在我写到和读到小说里几个情节的时候，每次都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难以自抑：那一个个鲜活而真诚的面影，朦胧了我视野。
感谢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我完成《打虎哥刘伯温》的动力之源。读者朋友们可以看到这部作品有着许多我精心镶嵌的格言警句，它们粲然夺目，耐人寻味，堪称“智慧的结晶，人生的财富”。
接下来，我要针对这部作品中几个情节和人物的构造进行解析，并与读者分享自己的一些见解。
我要开门见山地着重指出一点：我们历史小说家，应该本着“来源于历史的真实，兼而再高于历史的真实”的态度进行创作，不应该把小说作品写成机械刻板的历史教科书，也不应该只是像“文字搬运工”一样机械重复地堆砌历史资料。我们应该如同春蚕一般，吃到肚里的虽然是一片片嫩绿的桑叶，然而最后吐将出来的却是一缕缕银亮的丝线。这就是说：历史小说创作应当允许某种程度的艺术虚构，但这种虚构必须建立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合情合理的逻辑之上，而不是“戏说”、“穿越”之类的臆想和捏造。像刘和平的《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就是这种创作方式的典范之作。它们就做到了以最巧妙的艺术虚构反映出了隐藏在历史深处最贴切的真实。
现在，返回到我的这部《打虎哥刘伯温》来，我谈一谈几个创作细节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姚广孝这个人物角色在洪武元年出场的问题。《明史》里记载了：“（姚）广孝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濂、苏伯衡推奖之。”所以，通过宋濂的这层关系，姚广孝当年肯定是可以和刘基发生人际交往的。
其次，洪武元年是公元1368年，姚广孝去世时是永乐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418年。他活了八十四岁（虚岁）。那么推算回去，姚广孝在洪武元年的年纪应该在三十四岁左右。故尔，他以青年晚辈的身份去求见刘基的结论也是可以成立的。最后，就是姚广孝在洪武元年的身份究竟是僧人还是儒生，这一点须当切实辩明。《明史》讲姚广孝“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似乎说明了姚广孝在十四岁时就已为僧。但《明史》在他的法号“道衍”之后又点出了他“字斯道”。这就可以衍生出另外一种解释：当时的姚广孝很可能是寺里的寄名僧，也就是带发修行的俗家弟子，并且对外交往所用的名字是“姚斯道”。这样的做法在明清之际相当普遍：清代雍正皇帝就是皇家寺院的寄名僧，法号为“圆明居士”。史书记载，在永乐二年时，朱棣强迫姚广孝复姓还俗，并赐正名为“广孝”。而我认为，从“姚斯道”这个字的含义来看，与“姚广孝”这个名的寓意其实是互为表里的。所以，我大胆推测姚广孝当年为俗家弟子时，正名就是“广孝”。朱棣赐还给他的，是旧名而不是新名。
正因如此，我才在《打虎哥刘伯温》中沿用了姚广孝这个姓名，而没有采用“道衍”这个法号。而且，我猜想姚广孝真正循入空门、留寺为僧的时候，应当是在他的好友高启于洪武六年因“文字狱”为朱元璋所杀之后。那时，他为了避免被高启一案牵连，似乎也只有避入寺院面壁礼佛才是唯一的出路了。这个猜想，我还希望日后有机会与有识者多加论证。
再就是关于朱棣在洪武元年时的年龄问题。
我为什么要把朱棣这个人物拉入到洪武元年这个小说中的历史情境里来，是有一定用意的。确实，根据《明史》记载，朱棣在洪武元年的年龄是八岁左右。而我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下，给他加了八九岁，让他变成了十七岁左右。但这个虚构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的。我在小说中采用朱棣这个人物，是为了印证一个历史观点：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敢于铁腕肃贪的政治后盾是什么？要知道，像朱元璋这样大面积地肃贪惩腐，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做后盾，是根本施行不下去的。而且，朱元璋自洪武元年开始肃贪惩腐以来，他一直都是“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一手抓对内肃贪惩腐，一手抓对外开拓征战。而对内肃贪惩腐，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对外开拓征战。
那么，他敢于如此“左右开弓”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翻开《明史》，一切就都明白了：在洪武年间的前朝，朱元璋重点任用了其养子李文忠、沐英等猛士名将在外为他开疆拓土，同时又丝毫不会掣肘他对内大举肃贪。到了洪武年间的中后期，当李文忠、沐英等养子先后去世后，他又着力启用了皇三子朱棡、皇四子朱棣等为方面大将而对外征伐，同时为他肃贪惩腐“保驾护航”。这就是隐藏在历史背面深处的真实逻辑——朱元璋在“家天下”体制的历史场景里把自己的肃贪惩腐事业是真正做到了极致！所以，为了展现这个历史逻辑，我不得不将后来在永乐年间基本继承了朱元璋肃贪路线的皇四子朱棣的年龄虚构增加了几岁，并嵌入到洪武元年这个历史情境中来。因此，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在读到这些时能够明白我的这番用心。
其实，这种虚构增加人物年龄的手法，我也是借鉴了《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的相关情节：在该剧中嘉靖皇帝临崩之前，六岁左右的皇太孙朱翊钧和他的父王朱载垕一道进宫向嘉靖帝为海瑞求情免罪。但从《明史》记载来看，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临崩之时，朱翊钧的实际年龄才两三岁！这明显是虚构的。然而，我们都觉得这个虚构来得很巧妙：它一下将海瑞和朱翊钧之间的关系衔接了起来，为后来朱翊钧主政期间高度尊崇海瑞的道德模范作用埋下了伏笔。还有，刘和平在此剧中为了使一代名相张居正与海瑞交相辉映、互为衬托，也不惜虚构史实，让张居正在嘉靖三十九年就当了兵部尚书并入了内阁。而实际上，根据《明史》记载，终张居正之一生，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兵部之职。他在嘉靖一朝做得最高的官职也只是“右谕德兼待裕王邸讲读，领翰林院事”，根本没有入阁，更不可能在扳倒严嵩、严世蕃等奸臣的政争中发挥什么骨干作用。然而，张居正这个艺术形象在《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一剧中却描绘得异彩纷呈、可圈可点，令人颇为信服。假如非要硬抄史实而拿掉了张居正这个角色的话，反而会使此剧为之大大逊色。
清代学者金丰为《说岳全传》所写的序言中讲：“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
这可以说是对历史小说创作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最圆通而又最切实的精辟之见。我的这部《打虎哥刘伯温》便是践行这一见解而精心去创作的，希望能够获得广大读者朋友们的喜爱和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