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入关后，在汉人知识分子眼里就是“边夷”，由于夷夏之防的牢不可破，汉人对他们的成见很深。加上明清换代带来的动乱不安，整个社会陷入空前危机之中。顺治一朝，对文人的态度可以用“不闻不问”四个字来形容，因为当时满清政府还没有能力来和知识分子理论，康熙执政后，国家看似太平无事，基础巩固了，康熙开始了注意对文化的巩固。其实所谓巩固，不过是柔刚并举，柔是指把知识分子圈养起来编书，刚则是杀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字狱。
1、两件文字大狱
康熙虽然是个英明的君主，但不代表他不杀人。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在康熙朝，文字狱数量之多达11起。纵览这些文字狱之所以成立，无非是因为有许多知识分子否定满清的正统统治地位，才惹得仁义的君主康熙不得不杀的。从人性上来讲，康熙滥杀知识分子是畜生，但从统治地位来讲，康熙杀他们是有理有据的。至于哪一解释是正确的，要看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了。
康熙即位不久，就发生了《明史》案。事情是这样的：早在顺治年间，浙江乌程有个盲人庄廷（金字旁+龙），对历史上另一个盲人左丘明很仰慕，就想写一部与《左传》媲美的史书。但又对自己的历史知识的匮乏感到担忧，便去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又聘请了一批江浙学者，对尚未刊刻的《明史·诸臣列传》等稿本进行重编，增补了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辑成《明书辑略》。编纂完成后，这位盲人去世了。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于顺治十六年（1660）冬正式在书坊出售。
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年的12月，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发现此书“参订”一栏中有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三个人把庄允城告到了学道胡尚衡那里。经过查询，胡尚衡从该书中摘出数十处“毁谤语”在府学门前张贴通报。庄允城急忙把发到市场上的书高价收回，又修改一遍，又通过各种关系，希望将此事不了了之。事情也的确不了了之了。
可第二年的七月，就有人将此事高发到了镇浙将军柯奎那里。柯奎将此事转告浙江巡抚朱昌祚，朱下文由湖州学道胡尚衡处理。庄氏闻讯后，一面向有关官员行贿，一面请松江提督梁化凤向柯奎说情，使事情暂告平息。而告发的人因触怒了庄允城，被巡道派兵送出境。此人越想越气，就于康熙元年（1662）初冬将初刻本直接上京至刑部告发庄氏“私编明史，毁谤朝廷”。康熙大怒，因为从他这个角度来看，该书还奉尊明朝年号，这显然就是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另外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言辞刻薄。
康熙立即命执掌大权的顾命大臣鳌拜赴杭办案。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最多时收监人犯达两千余人。
文人们的惨状已不忍目睹，为了几行字就把身家性命送掉，那个盲人还被人挖了出来烧成灰，这一切都是康熙的功劳。有人怀着崇敬之心说，康熙当时并未亲政，大权都在鳌拜手里。所以，此案之惨应归罪于鳌拜。可从这件事上，清廷对文人思想反抗的处理方式可见一斑。鳌拜不过是康熙的一条狗，狗都如此，更何况是主人呢。
后来的《南山集》案就证明此言不虚，此案之发生离《明史》案已近五十年。此案的主人公叫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五十七岁的他在殿试中得了个一甲二名，被派到翰林院做编修的职位，此人对史书非常喜爱，对修史体例尤其有研究。但他研究的与喜欢的往往都是近代史——明末清初的那一段。当然，这种研究再掺进了点喜爱因素，对明朝亡国的一些特殊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发出来了。比如，他说：“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为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在与他的一位学生的信中，他谈到：“本朝当以康熙壬寅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
从以上他的“真知灼见”中可以看出，这个五十多岁、已快到耳顺之年的戴老人家真是糊涂透顶。而他的弟子们更是比他还糊涂，竟将他的言论和其他几位明末清初的文人的著作一起刻印在为他祝寿的《南山集》中，弟子们原想以此作为对老师尊敬的一份献礼，但没有想到却引来了一场文字大狱。
过不久，其言论没有被满人发现，却被右都御史赵申乔————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发现了。他参奏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
康熙就命九卿大臣审查，结果是，这些汉族知识分子都认为《南山集》确实“多属悖乱之语，罔识君亲大义，国法之所不有，文理之所不容”。满族知识分子又认为，清朝入主中国，是“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也”。
到了刑部这里，戴名世的罪过已经十分大了，这样的罪应处以“寸磔”，他的家族应大人要弃市，小孩子扔到边关去做苦力。对于其他作序、捐资刊印以及藏板的有关人员都该分别治罪。这样下来，几百人牵扯了进来。
康熙看到刑部的杀人计划后，想了很久。我们说，康熙不愧是一位聪明的君主。他不杀人比杀人还要阴毒。他想，杀几百人算什么呢？几十万人，我祖宗们都杀过。可对这些人，杀所起到的作用和不杀没有分别。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武器不是卤莽武夫手中的刀，而是思想。这种思想就像瘟疫一样，可以传染。死了一个戴名世，还会有无数个X名世跳出来。
他又想了想，历史很“天堂”的一段记载就出来了：当最后定罪时，他降谕除将戴名世处斩外，若干牵连的人犯“俱从宽免治罪，着入旗”，一时间，有三百多人居然活了。三百多人啊！是扬州屠城时死的汉人的万分之一呢。
但无论如何讲，与康熙初年的《明史》案相比，此案的处理结果已经是“格外开恩”了。康熙是个聪明人，他不想得罪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借以表现他个人的严中有恩。
最主要的理由是，他还有更恶毒的手段来治理这群知识分子呢。
2、养猪政策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获得食物，就进山打猎。但仍有不少人饿死，原因是一旦碰到大的猎物或者是天不佑人，就只好饿着肚皮。有人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们把活捉的野猪养起来，又让这些野猪生小猪。渐渐地，就有了家畜。
康熙对文人的统治策略无非如此，有一些动物是要杀的，而有一些一定要养起来。一方面，可以减少杀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自己还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康熙对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一面对不服统治的，则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但这样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汉族知识分子，仍旧有人以写各种各样的文字来反清。康熙毕竟是个聪明人，并且他自己也是个文人。
用了诸多镇压的着数不灵后，他似乎思考了许多天。既然这些文人都写书来反自己，为什么不把他们集合起来以自己的意思来编书呢？
这样做，第一，可以让他们安静下来；第二，还可以留下一些文化财富。
于是，浩大的编纂工程开始了。
他亲自主持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典籍，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清文鉴》、《康熙全览图》等，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他主持编修的典籍有六十多种，大约有两万卷。
你可以想见，诸多的很有才华的汉族文人被他招来进行一系列无聊书籍的编写，哪里还有时间想其他事情？
有人说，那些编纂工程浩大，足见康熙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重视。可我们仔细看看在他领导下所编纂的书，有几部可以当作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教科书？有哪一部可以见到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
一系列的编纂工作无非是康熙的一种文化统治方式而已，只不过比较温和，不露痕迹而已。他开始的初衷肯定不是促进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只是想让那些汉族文人老老实实地坐在屋子里编那些按照自己意愿增删的“破烂”。
但这种养猪政策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些明末文人见康熙如此重视中原文化，如此重视文人。从前称满清为“夷”的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对知识分子如此光明的朝代，自己的反抗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
文人黄宗羲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康熙对他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他出山希望把他圈养起来。但开始时，黄文人不理他。康熙就矫情地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文人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说是自己要拜读。至于读没读，只有鬼知道。
文人渴望被人重视，这份虚荣在他成为文人后就在骨子里生了根。他见一个皇帝居然对自己的著作如此重视，心里对自己的“不识时务”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但他毕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确切地说，他是当时明朝文人心中的一轮明月。如果这轮明月都把月光洒给了满清，那么，其他文人肯定会失去理想，甚至是人生目标。但他还是被康熙的养猪政策感动了，他把自己的儿子黄百家送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
从汉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变节，是变相的变节。他虽然与康熙对文化的态度一致，但他不明白，康熙的本意并非是如此。他不过别让猪再长出牙来，咬到他。
黄宗羲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一事在汉族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认为，黄文人是汉奸，也有人认为，康熙的养猪政策起到了意料之外的成功。在黄文人以后，陆续地汉族知识分子如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都被康熙圈养起来。而这些人主要做的事就是吃了编《明史》，编完了吃。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康熙要人编修《明史》对中国历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当初康熙的本意难道就是这样的？他认为在几百年后，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种往往把历史当作现代史来解读的人全是混帐。康熙当初的意思就是让这些人安静下来，就这么简单。
为了自己的统治，他可以做任何事。比如他杀人、比如他让人坐在那里编修史书。杀人和编修史书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今天往往有些人看到了在今天来看才算是成果的成果，然后就大加为几百年前———根本不知道他本意的那个人吹嘘。这他妈的简直就是无耻。
事情当然不能这样绝对的看，康熙把汉族知识分子圈起来养，给他们饭吃，从人性角度来看，他做的当然对。如果，他不是有养猪这种思想，他所做的编书工程必将是尽善尽美的。可惜的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尽善尽美的事。无论事是谁做的，概莫能外。
3、李顒（读永）与傅山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下令特设博学鸿词科，自己亲自主考，以次想要吸收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素有名望的汉族文人。这是他继康熙十二年开科取士后又一对汉族知识分子所实施的“招揽汉人”策略。
这一年，被保荐、征召的“素有名望”的汉族知识分子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在这一百四十三人中，有两个人很有意思，他就是李顒和傅山。李顒生平提倡讲学，为关中学者推崇。与当时的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在明清之际，其影响力不可小觑。这样一个人，自然要被康熙的走狗们重视，自然也被康熙重视，他顺理成章地被推荐了。但他却宁死不应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
傅山本就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观点早在满清入关时就定性了。被人推荐后，他不去，康熙命人把他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落在地，两泪直流，呜咽不止。
康熙见他还为前朝哭泣，本想杀他。但却没有，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回乡后，傅山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他认为这是耻辱。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康熙十七年，二十五年后，已过了知天命的康熙西巡时记起了绝食的李顒，召见他。他依旧不去，可出于礼尚往来，他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
这个时候的康熙早就把一群知识分子养成猪了，对这两本书，康熙什么态度已经可想而知，他送书与不送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了。
但无论是傅山还是李顒，到了这步田地，你若说他对满清还有多么大的仇恨，已不现实。他们对康熙的最大反抗无非是拒不见面而已，他们绝不会再用文字去咒骂和讽刺这个“边夷”。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他们被康熙感动了。这样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其时，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已经被康熙圈养与软化，他们的这种软对抗背后其实是势单力薄，孤掌难鸣了。
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到明末清初的那几年，那个时候，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许多所谓的明朝武将纷纷成为汉奸后，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的汉族文人们还宁死不折。当然，文人中也有一些挺着胸膛，义无返顾地去做汉奸的人。据我猜测，这些人读了那么多书，忽然就成为汉奸，其心理压力肯定沉重如山。
我们再把这些文人的身体力行上升到文化高度上来，他们之所以不当汉奸，无非是文化立场在起作用。在他们这些人眼里，明朝永远是正统，满清即使在中原呆上千年万载，也永远是边夷。他们对边夷的一切措施，大到朝廷政治，小到身体发肤的规定，都怀着敌意。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就起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
这种本来很小的事情到了文人这里，上升到文化层次，就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知识分子们认为这是野蛮，他们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趁势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平民百姓的头发终于在屠刀面前被削掉了，而不少知识分子还在拼死坚持。大学者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在清兵入杭州后就开始绝食，最终饿死。这仅仅是一个个案，文人一旦强硬起来，比武人或悲壮、或凄美得多。
可他们的抗争在康熙时，已经失去了他们希冀的水准。他们在康熙阴柔的对待下，不知该怎么办？就像是掉进了泥沙里，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最终，无数的知识分子向康熙政府伸出了手。
对待文人，康熙大概是古往今来最有办法的第一人。他给了知识分子编修书的机会与场地，让他们在里面慢性自杀，时不时地又兴一场文字狱，让不想慢性自杀的知识分子迅速地死掉。无论他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做法在今天某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伟大，也无论他到底有多么卑鄙，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待知识分子，他真的是很有一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