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11月12日，“八·一三”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上海，上海从此成为“孤岛”。
同年11月上旬，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员会，省委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沙文汉组成，刘晓任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沙文汉任宣传部长兼党刊主编。省委成立后，展开了孤岛时期新的斗争的一页。省委的工作以上海市为重点，同时领导江苏、浙江两省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地下党的工作，还担负开辟江浙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任。
针对上海沦为孤岛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江苏省委及时分析了其时的形势与特点，指出：“上海沦陷后，千百万群众在日帝侵略下遭受屠杀、饥饿、流浪的痛苦，将更加激起民族仇恨和抗日情绪……日本在租界的势力必将加强，但日本对上海的占领也增加了英美法对日本的嫉视与相互间的矛盾，租界当局不能百分之百的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但我们的环境必将日益恶劣。”省委决定抓紧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充分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采取合法形式，扩大群众基础，发展党的力量。
在省委领导下，按照不同产业、不同系统，相继设立了党的委员会，如军委、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妇委、难委（难民运动委员会）、外县工作委员会等。职员运动委员会，就是在江苏省委成立后，由“职员临时工委扩大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记载：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初，职委首任书记由顾准担任，委员有陆志仁、胡实声；1938年初至1938年5月，书记为彭柏山，委员是顾准、陆志仁、胡实声、曾颖明（女）；从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顾准任书记，陆志仁、吴雪之、张承宗任委员。由此可见，上海孤岛前期的大部分时期，职委工作是在顾准领导之下开展的。
孤岛时期，顾准领导的上海职员运动，是在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总方针和党在沦陷区的斗争策略、救亡运动方针指引下进行的。顾准认为，党的工作，必须为了适应孤岛的斗争环境而有所改变。他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认为当时上海职业界的重点是金融保险业。洋行、海关、百货业职员、店员及部分上层人士，这些行业的职工是租界内在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坚守阵地的群众。如何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是摆在职委面前的紧迫问题。如果继续沿用“救国会”、“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之类的名称，都不大合适。顾准经过深思熟虑，并联系前段时间的斗争实践，针对职业界的实际情况，借鉴前几年组织“立信同学会”的经验，决定改变群众组织形式，创造性地提出以“联谊会”、“俱乐部”这一独特的组织形式将群众发动起来，更广泛地团结职业界群众，开展较为荫蔽的抗日救亡运动。
于是，在孤岛内，职业界纷纷成立了各种联谊会，对内是互相交际，进行自我教育和文化娱乐，对外是敦睦友谊，联络情感。这一做法与上海中小职员的生活习惯吻合，又适应白区工作的特点，也符合党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党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一时期，前后成立的职业界联谊组织有：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由银行学会、银行业务联谊会、交换员联谊会和集益会等金融团体联合组成）；益友社（为商业系统各业店员的群众性组织，并开展对商业同业公会上层和社会名流的统战工作）；上海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系上海洋行职员联谊组织）；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是上海保险界职员以保险界战地服务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中国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海关乐文社等。
这些组织相当活跃，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利用当时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公开合法条件，广泛发动职业界人士投入到救亡活动中来。
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顾准认识到，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形式来与敌人作斗争。对敌人的统治来说，当然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非法的，都是不允许的。利用“合法”不是为“合法”而“合法”的合法主义者。利用“合法”是为了使“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团结和争取广大中间群众更好地与敌人进行斗争。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敌人所容许的“合法”（即使是很小的暂时的“合法”都不能放弃）开展活动、进行斗争。但是仅仅利用敌人的“合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社会习惯所许可和群众公认的“合法”，有些活动敌人禁止、反对，公众认为合情合理，在群众发动起来和社会舆论同情支持的基础上，变成群众的口号和行动，无形中迫使敌人认为“非法”的变为“合法”，也就是社会习惯、公众舆论、群众公认的“合法”。
基于这样的认识，顾准负责的职委，在抗战前期，就充分利用英、美、法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接矛盾和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存在，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同时十分注意把公开的群众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既严格区分又密切结合起来，在联谊团体和职业学校中开展戏剧、歌咏等文艺活动，举办义演、义买、捐献等，开展了返乡、节约献金、募集寒衣活动，救济难民，支援抗日游击战争，不少店职员还参加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或奔赴苏北、皖南游击区。
这样，就把各行各业以至社会上分散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对教育群众，团结中上层人士，开辟和掩护党的组织，都起到了积极有力的作用。
顾准负责的职委利用孤岛前期，日寇统治暂时不稳的时机，积极稳妥地健全和发展党组织。职委根据江苏省委指示，积极而谨慎地创造条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行业内部，先后在金融业（包括银行、钱庄、保险）、海关、电讯及洋商企业、大百货公司、商业店员等行业系统的基层建立党支部。为加强统一领导，职委于1939年初陆续组建了金融业工作委员会、百货业党委、洋行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店员工作委员会，各委下辖四十一个支部。到1939年7月，职委系统党员人数发展到一百五十人。
当然，顾准当时的一系列看法与做法，与党内个别同志的意见相左。正如沙文汉夫人陈修良后来所述，顾准推行的这种组织方式曾被斥之为“联谊会路线”，遭到某些人反对。但是，顾准的创举，使党和广大职员加深了联系，为党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中共江苏省委也推广顾准的做法，指示各系统党组织，及时把战时性质的救亡组织改变为公开合法的群众性联谊团体，广泛组织群众，寓抗日救亡宣传教育于各种文化娱乐、生活互助活动之中，引导群众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后来，这些举动，在中共七大时得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好评，认为这是上海党在艰难岁月里打破关门主义组织路线后壮大起来的标志。
针对孤岛的特殊环境，为了更好地利用“合法”开展“非法”的革命斗争，党员必须具有公开的合法身份。江苏省委指出：“越公开越秘密”，实行党员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顾准积极贯彻这一要求，率先垂范，做到“勤学、勤业、交朋友”，他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取得了令人羡慕的职业和地位，分别出任编辑和教授职务，并争取到了潘序伦以及许多立信同事的同情、支持乃至参与。直至20世纪80年代，已届耄耋之年的潘序伦还记得：“因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培养会计人才，对那些有志向、有作为的青年，我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总是爱护备至，不遗余力加以培养。像顾准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他十九岁就受聘到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执教，在会计学术方面有很多的著作和译著，我曾一心打算培养他为立信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校工作期间，从事很紧张的革命活动，如参加‘进社’、‘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我对他这些活动早有察觉，但从未干预过。”
由此可见，顾准能够安心从容地从事革命活动，与潘序伦等人的理解甚至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
1937年5月，上海沦为孤岛后，在中共江苏省委设立职委的同时，决定重建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为孙冶方，副书记为曹荻秋，委员有王任叔（巴人）、梅益、于伶等。在文委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顾准是1939年9月，经江苏省委决定，调任文委副书记的，从此，顾准与孙冶方互相结识，并成为肝胆相照的战友，共同领导艰苦卓绝的党的文化斗争。对此，孙冶方1979年撰文谈道：“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夏衍、钱俊瑞都调到大后方，曹荻秋也离开了上海。以后参加过文委的有唐守愚、梅益、王任叔、姜君辰、林淡秋、顾准等。顾准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职委调到文委担任副书记的。”曹荻秋于1938年初离沪后，文委副书记就一直空缺着，为了给孙冶方配好助手，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想到了顾准。
沙文汉认为顾准与原救国会上层文化人士关系融洽，文章脱手又快又好，他看过不少顾准发表在《职业生活》报上的时论，为之击节折服。因而决定把顾准从职委调至文委。
孙冶方、顾准两人共同主持文委工作，可谓一时之选，珠联璧合，尽管顾准在文委工作时间不长，但仍做了不少工作。
孙冶方其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1933年，就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张锡昌、吴觉农、孙晓邨、冯和法、徐雪寒、骆耕漠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他在上面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土地革命的主张。另外，还化名孙宝山、亨利在《华年》、《现世界》、《新认识》上发表文章，用实际的工厂调查材料，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脆弱性，指出其中的封建剥削残迹等，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文委的工作，坚决贯彻党的文化工作的指示，无论是孙冶方，还是顾准，都把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他们的做法是：第一项工作，组织专业性的职业剧团，如于伶等人先后组建了“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等团体，主要骨干来自电影界、话剧界。另一项则是开展业余戏剧运动，广泛组织群众性业余剧团，即在职业界各联谊团体及工厂、企业、学校成立演剧组和小型业余剧团，它们与职业的或大型剧团的配合和协作，卓有成效。孙冶方、顾准成为文委同事后，凭借多年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结合上海“孤岛”实际状况，充分利用租界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开展工作。他们与文委其他成员达成共识，群众戏剧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武器，职业界的不少行业也就是通过剧团演戏，将群众组织起来，如“银联”、“益友社”、“药联”、“保联”等各种联谊会都有自己的剧团，顾准的公开职业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学校部主任、教授和编辑科副主任，由他领导的立信同学会也成立了话剧团，演出了多种宣传抗战的独幕剧，演员有顾也鲁、王曼秀、吕俊儒等同学，深受欢迎。像这种业余剧团，据于伶回顾，最盛时达一百二十多个。
群众业余剧团不仅在本单位演戏，还创办星期小剧场，挑选业余剧团中好的剧目，于星期日上午轮流售票公演，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曾称赞：“星期小剧场的工作搞得非常好！”
岁月流逝，对孙冶方与顾准并肩战斗在孤岛的具体细节已成吉光片羽，姜椿芳同志去世前为我们留下了《抗日战争前后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弥足珍贵，其中谈道：“在整个工作中，从三八年起到四一年十二月上海全面沦陷期间，组织上变动多，领导人也常变动。孙冶方同志领导我到三九年四、五月，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就交给顾准同志。……一九三九年秋，顾准向我宣布成立一个文化总支部（‘文总’），下设几个支部：（1）新文字支部，先后有许中、张浩、王益、王洪、艾中全等同志；（2）文学支部，有王元化、钟望阳、蒋天佐等同志。下面有文艺通讯员，文学界刊物。党员有束纫秋、赵不扬等同志；（3）戏剧支部，有胡大中、吴小佩等同志。戏剧支部下面有三个小组。我任文总书记；前后一起工作的还有蒋天佐、钟望阳同志。”大家都勤奋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孙冶方同志后来对于这个时期的党的文化工作，曾有这样的估计：“以我们当时主观力量的薄弱来说，我们当年在文化界的工作成绩是不算小的。”上海虽已沦为“孤岛”，但依旧是文化中心。上海文化界的进步运动，必然要影响到全国。
当时，顾准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致力于党的文化救亡活动，深受大家的拥戴。事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记忆之中。著名学者王元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抗战初期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和顾准在一九三九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
王元化还介绍说：孤岛时期他所在的文学小组由戴平万、林淡秋分头领导，而孙、顾二人都代表文委参加过他们的小组活动。
王元化至今还记得当顾准代替文委的另一个同志来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原来那位领导过于严肃，对他们动辄加以训斥。而顾准是富有人情味的，他第一次参加小组活动时还带了一点糖果，大家边吃边谈，毫无拘束。
王元化对其中一件事的印象很深，当时他负责文艺通讯的组织工作，这是一个群众团体，参加的文艺青年有两三百人，突然文委决定解散，他的思想不通，小组同志几经说服，他仍不服，就越级给顾准写了一封长信。小组有些人对王元化的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可是后来他听蒋天佐转告，顾准当时却说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还是好的，虽然他对王元化反对解散“文通”的意见并不同意。
王元化满怀深情地说：“抗战初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党内生活又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朝气，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在拼命吸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那时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
对顾准在30年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的战友每每念及，都不禁心绪万千，话匣子一旦打开，便娓娓道来。笔者有幸聆听了他们中的几位的叙说。
1989年6月29日下午，笔者在京华走访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雍文涛，他说：
我是贵州遵义县人，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6年到上海，同顾准结识，从此一起搞地下斗争，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离沪。其间与顾准两度共事。
第一次是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1936年冬开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青年学生、职员的爱国热情高涨。1936年初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其公开负责人是沙千里等人，中间有一个秘密的党的核心小组，由顾准、王纪华、林枫（即宋书常，王尧山之弟）和我等组成，我们几个人党的组织关系不同，我是文委系统，顾准则是武卫会系统。这个小组每周开一、二次会，时间不长，主要任务是联系各方面包括立信会计学校、中华职教社、银行联合会、洋行华员联谊会等。采取的行动，既有公开出面的联合指挥部，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如知名人物有章乃器、沙千里、沈体兰、张宗群、胡子婴等，更有一个在他们后面的进行实际工作的核心小组内部指挥部。每次游行示威，都作了精心组织与指挥。
我认识顾准的过程是：学习讨论中共“八一宣言”，当这一文件通过巴黎中文《救国时报》传到上海，在讨论会上研究如何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识了顾准、孙达元、王纪华、王翰（文委）、方铭（胡乔木之妹）等。在这个会以后，组织上通知我参加职救会的核心小组，顾准稍后也参加了。
核心小组还联系了许多骨干，如银联的张承宗、杨秀方等，同他们约定时间，布置工作，检查工作，刘峰也曾联系过。“七君子事件”之后，秘密联系工作更紧张了。
在此之后，我被调出核心小组一段时间，去联系暨南、大厦、大同等大学的党组织，这样与顾准不发生工作关系，但个人之间还经常联系。
第二次是我1937年初调回职救，又与顾准在一起工作。随着上海党组织的恢复重建，成立了职业界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以顾准为主，成员有我和陆志仁，“八·一三”后积极从事支援前线的活动。我们合作的地下斗争一直到1937年底我离沪。
这两度合作的经历，顾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同志，很能帮助人，人缘很好。我当时做中学教师，收入甚微，生活勉强凑合，但爱人生病，开销颇大。于是，顾准通过他在红十字会当会计师的关系，主动去打招呼，减免我的费用。
我的住处在南京斜桥荣市路，与顾准的家里不远，彼此经常走动，超越了一般工作关系，建立了互相信任的深厚友谊。我调到武汉时，顾准夫妇送我们，看到我爱人穿得很单薄，便把汪璧的大衣送给我们，令我终身难忘。
顾准乐于帮助，即使犯了错误，也耐心批评教育。记得一次是在端午节，我在荣市路发动游行，正好堂兄来家，拿粽子招待。而游行指挥是我，却因挤电车耽误了时间，游行终告流产；另一次是在南京三大公司举行游行，我也迟到了。对此，顾准进行了严肃批评，同时亦分析了客观原因。当时与会还有徐雪寒等共三人。他的工作态度、工作精神，令人难忘。
顾准政治上很敏锐，他到临委以后，搞统一战线，杜绝“左”倾，他的思想很适时，认清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
他喜欢写时论小品、杂文在报刊上发表，抨击国民党不抗日、反共的面目，但是以中间派的身份出现，不暴露党员。这些文章体现了他肯钻研、关心时事，从不局限于自身工作范围、从不就事论事。总之，他是我接触过不多见的非常能干的同志，我一直怀念他这位三十年代我们共同战斗的老战友。
十五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徐雪寒，30年代曾负责联系过顾准，他向笔者讲述了事情经过，时为1989年7月1日，在徐雪寒京城永安南路寓所。他说：
1935年，胡乔木向我介绍顾准比较能干，脑子很有水平，那时胡乔木就发现他有“英雄主义”的苗子（胡乔木当时任“文总”党团书记，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胡让我联系顾准，说我可能比较合适，这样我们便认识了。
我们两人对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救国会等一系列问题，经常互相探讨，彼此交流，非常谈得拢，观点一致。顾准负责职业界救国会党团工作做得很好，职员分布广泛：海关、银行、洋行、百货业、保险业、邮电等，其中职员支部就是由顾准领导，党在职业界的群众基础最好，超出工人、学生。总之，我对顾准的工作是很满意的。
顾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曾任武卫会党团书记）也曾接受笔者的两次采访，时间分别为1989年7月1日晚上和7月13日下午。
林里夫对顾准很有感情，在顾准弥留之际，曾多次陪伴直至临终。他向笔者介绍了进社时期的顾准，如何与其发生联系。他说：
先是章乃器将孙静（即孙化新、孙焕杰）介绍给我，孙静又把顾准介绍给我，这样我和顾准就认识，时在1934年8月，一直到1935年9月，他一直在武卫会工作。我让他解散进社，以个人名义参加武卫会。后来，在他动员下，绝大部分进社成员如陈怀德、李建模、李少甫、夏增寿、沈尉平、童志培、王纪华、汪璧、吴进元、严雪鸿等。
我和顾准得到秘密流传的毛泽东《论反对日本主义的策略》的文章，彻夜学习讨论，不顾国民党潘公展之流的禁令，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他在读书会领导期间，发展武卫会会员，结业时，他宣读“对日作战六大纲领”，许多人跟着表态同意，纷纷签名。
顾准是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他先在沪东区分会工作，后来对上海市分会的建立，是有贡献的。后来在1936年2月，他与“文委”、“临委”周扬、邓洁等人联系，主张解散武卫会，这样我们工作上的关系就中断。但个人之间是保持的。顾准的工作热情，关心他人等情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三
1940年8月，因工作需要，并根据顾准的意愿，经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他结束在文委的负责工作，被调到苏南抗日根据地。
对顾准的这一行动，立信同仁震动极大，潘序伦亦竭力给予挽留。潘氏说：顾准“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将为社会所称许和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但他‘志不在此’，于1940年毅然抛弃优厚的待遇和都市生活，离开上海奔赴解放区，为祖国革命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顾准的弟弟陈敏之也曾追忆说：“当他决定离开上海时，他职业所在单位的同事们对他这种突然的行动感到迷惑不解，有的还善意地加以劝留。他答之以‘志不在此’。在三十年代的当时，作者之所以要去学习、掌握，后来又从事会计学者的撰述，都不过把它当作一种谋生和掩护革命活动的一种手段，并没有把自己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至于抛弃优厚的薪水、舒适的生活等等，这在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并且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生命的共产党人来说，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这在一般人心目中往往是难以理解的。”
顾准离沪前夕，曾坦率地告诉潘序伦等人自己要到解放区去，但对一般社会关系则说是去重庆。立信同事在挽留未果时，行前为顾准饯行，大家杯觥交错，虽然内心十分惋惜与依恋，但是气氛却是热烈的。
顾准离沪前夕，立信会计学校也举行了“送别仪式”。潘序伦把这一年夜校的毕业典礼搞得比往常隆重一些，讲话中暗示“欢送”顾准的意思，说着说着，他不禁潸然泪下。其时，潘序伦也已被悄然列入汪伪的黑名单，不时对他威胁诱降，他自知在上海将待不下去了。果然在顾准走后不久，他就将立信迁至重庆去了。
顾准在其自述中，对自己进入立信之后到离沪参加新四军的十多年生涯作过一番总结，这里不妨摘引如下：
1934年到1940年的社会职业，我是把它当作地下工作时期谋取生活，维持家庭的手段看待的，所以长期以来，我一向不把这一段时间职业、地位的向上，和1929年至1934年的“职业向上时期”同等看待，也不把我那时的会计作家、讲师、教授这一类的社会地位，看作可以确定我的阶级地位的标志。我认为，1934年以后，我是一个职业革命，我那时的处理社会职业，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完全以党的工作的利益为依据。我同样认为，1934年以后社会职业的向上，和1934年出版的《银行会计》一书有关系，可是此书写作后期，我已投身地下工作，此书出版时，我已丢掉职业，过“流亡生活”了，因此，我更有理由认为我是职业革命家。
纵观顾准近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以“职业革命家”的称谓给顾准，确是十分恰当的。
在立信的十多年，顾准的成长、顾准的成熟，他的著述教学、地下工作，可谓“双双夺冠”，两者双美。特别是他在职业上的“向上”抑或成功，除了他个人的天分与勤奋，与潘序伦无微不至的呵护、奖掖以及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不无关系。对此，顾准最为清楚，他说：“因为地下工作者要有1934—1940年间我这样的社会职业条件，在这条件下，我可以累次躲避追捕，可以躲在家里不上班，可以继续做党的工作而不致失业，还能维持不小的家庭的生活，确实也是不容易的。”陈敏之也曾以感激的心情说道：潘序伦“并没有因为怕担风险，免惹是非，对顾准采取当时社会上流俗的办法，将其摈斥于门外，而是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继续任用，因而使顾准和他的家庭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在当时应当说是比较难能的”。
1940年，顾准奔赴解放区之前，为维持家庭生活计，通过立信介绍会计人员的机会，将妻子汪璧安排到萝蔓饭店工作。在此之前，汪璧因1937年流产血崩后，因长期患病，没有就业。
别了，爱妻；别了，亲人；别了，战友；别了，同志！
别了，魑魅魍魉的孤岛；别了，大上海！
顾准义无反顾地前往抗日民主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