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后，不但没有及时获得解决，反而被卷入全球政治大博弈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来的反法西斯联盟很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进入遏制和反遏制的冷战，即资本主义世界围堵和社会主义阵营反攻的阶段冷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冷战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非武装、非流血形式的对抗、对立和斗争。这种冷战现象实际上在国家产生并且有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后就存在了。只要两国之间发生对抗和对立而不爆发战争就可以称之为冷战。据西方史学家考证，冷战一词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狭义的冷战具有特殊的历史内容和含义，它指的是二战结束后不久直到美苏相互对峙和对抗的一种状态或现象。用冷战一词来形容战后美苏对抗关系和对峙状态的第一人则是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
他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论述战后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专着，用以特指美苏或东西方之间那种除了战争手段以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一切对抗行为和对峙状态。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冷战。（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布热津斯基说：“虽然冷战的参加者是新角色，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仍然是海洋大国和占支配地位的内陆强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古老的、几乎是传统的、无疑也是地缘政治的冲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着，《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刘晓明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第9页。他认为，欧亚大陆是东西冷战的中心重点，也是这场争夺的地缘战略焦点和地缘政治的目标。上引书，第26页。他还认为，争夺欧亚大陆是一场全面的斗争，同时在东欧、远东和西南三条战线进行。三条战线上都有两三个地处战略要冲的重要国家，其中西南战线是伊朗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东西方集团对峙之初，克什米尔在冷战中处于边缘地位。随着局势的发展，克什米尔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陡然重要起来，克什米尔问题也卷入并成为全球冷战的一部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的两大主角美国和苏联不但改变了以前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冷淡态度，反而积极地参与进去，最终使得南亚地区形成“四国双对抗”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并不利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它变得更加复杂，最后又因为无所助益而土崩瓦解。在近半个世纪的演变过程中，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起初的双方（东西集团）博弈逐渐向后来的三角（美苏中）游戏转变，这些都必然地牵引着克什米尔问题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章将详细地考查和分析这个过程的演进。
第一节冷战阴影降临克什米尔
出于冷战的需要，英美非常看重克什米尔的战略地位。1948年，印度记者约琴德拉？班纳吉在作战地访问时说：“从战略上讲，克什米尔显然是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上世纪起，英国就一直绞尽脑汁地把与阿富汗、中国和俄罗斯三个邻国交界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英国和美国目前也在微妙地施展手脚，以便在强权政治博弈中把同一地区置于它们的联手控制之下。”Banerji， Jogindra Kumar， I report on Kashmir， Calcutta: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s， 1948， p2
一、联合国多轮调解的失败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宣布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因此再次发生重大改变，东西方冷战在亚洲中部的前沿战线，陡然由中亚下滑到南亚和东南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有着星火燎原之势。美国共和党借此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使美国失去了中国。尽管杜鲁门总统辩解美国从来就不曾拥有中国，但他也认识到必须遏制亚洲的共产主义扩张势头。克什米尔于是变得对美国重要起来了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5。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新疆的局势并不稳定，西藏甚至还没有得到解放，尼泊尔的局势也动荡不安，这些都让西方国家心急如焚。美国当时不仅担心尼泊尔可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而且还企图利用新疆和西藏的乱局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政局发展。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攻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魅力，美国急切地想把南亚纳入西方遏制共产主义世界的体系。印巴两国的大量军队被束缚在克什米尔已有两年之久了，美国官员觉得这种局势削弱了对东南亚和中东所有战略规划的基础Quoted in Kumar， Vijay，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38。美国希望印巴和解，于是开始加强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
美国千方百计地拉拢印度，但尼赫鲁政府不为所动。1946年9月7日，担任刚组建的英印过渡政府副主席不久，尼赫鲁在阐明外交政策时就说：“我们打算尽可能地远离党同伐异的强权政治，它们在过去引发了世界大战，而且有可能再次导致更大规模的灾难。我们相信，和平与自由须臾不可分割，否认和平的地方必将危害自由，也将导致冲突和战争。
”Appadoral， A， 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27-72（Vol1），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4基于这种思考，尼赫鲁在外交方面制定了“不结盟”的政策，把它与世俗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列定为印度的四大国策。尼赫鲁认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最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但它并不是中立自闭或消极无为，它意味着印度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对国际事务按照印度的利益作出判断、采取行动。不结盟的核心是不加入对抗性的军事同盟，这反映了二战后赢得独立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两极格局下要求世界和平和自身安全与发展的良好愿望，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容易产生共鸣，很快形成了颇具影响的不结盟运动。尼赫鲁认为，加入军事集团违背了印度独立的初衷，因此坚定地拒绝了美国的引诱和拉拢。
印度地处东西方之间，其地缘战略位置使它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使得尼赫鲁相信，“有些国家可能会觊觎印度，但其他国家会行动起来阻止这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取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其他所有的国家就会阻止和挫败侵略者，这种对抗本身就是使印度免遭侵略的最好保证。”Jayarama， PS，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ABC Pub House， 1987，pp12-15
同时，“不结盟”政策也是印度国力弱小的一个表现。1956年，尼赫鲁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了会谈。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尼赫鲁坚持认为‘中立’还有另一好处。印度与中国有一千一百英里的共同边界。想维持这条边界的防卫力量是很费钱的，这只会使印度完全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饥饿和疾病则会使这个国家更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印度保持中立提出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任何一个放弃中立而参加某个防卫组织的国家，都应当能够担负自己的一份义务。印度完全无力按其人口和地理面积来相应地武装自己。印度和自由世界的任何明确结盟都只会削弱而不是加强这个结盟。”［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着，《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樊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14页。
由于西方国家频繁地制造战争，尼赫鲁尤为看重亚洲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独立前不久，印度政府组织在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关系会议。1947年3月23日，尼赫鲁在会上说，“在过去太长的时间里，我们亚洲人总是向西方的宫廷和大臣祈求。这样的历史必须成为过去。我们打算独立自主，并与所有准备与我们合作的人合作。我们不想成为别人的玩物。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转折关头，亚洲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亚洲国家不能再当作抵押物而被他人利用，在国际事务中它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政策。欧美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赞扬和尊敬，并大量地向它们学习。
但西方也把我们带入数不胜数的战争和冲突中，即便在当前也是如此，在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以及原子时代已经降临的今天，他们还在谈论更精深的战争。在当今的原子时代，亚洲必须有效地维护和平。除非亚洲能够承担自己的职责，否则将无和平可言。”Appadoral， A， 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27-72（Vol1），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6-71949年初，由于西方国家支持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尼赫鲁专门组织了一次亚洲会议，推动印度尼西亚问题的解决。
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用武力干涉亚洲事务，增加了在亚洲发生新战争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尼赫鲁希望通过中印合作以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于是印度不顾美国的压力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由于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殖民主义遭到挫折，美国的亚洲政策更加倚重印度，便邀请尼赫鲁访美；印度也有求于美国，尼赫鲁便欣然接受邀请。1949年10月11日－11月7日，尼赫鲁对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
10月20日，中国的解放战争和尼赫鲁的访美行程都还在进行中，《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美国需要尼赫鲁协助使印度加入包围苏联－中国心脏地带的海洋国家”的文章，里面说到：“新德里的某些人物说，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国家——从英国一直到印度尼西亚——必须共同合作来对抗环绕着苏联的‘心脏地带’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印度的任务是把守住印度洋的钥匙阵地。”转引自纳塔拉詹着，《美国阴影笼罩印度》，姚华译，世界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杜鲁门政府本打算利用这次机会消弭两国之间的分歧，但由于双方立场差别过大而没有获得成功。1950年4月1日，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的遏制政策来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遭到它们的恶毒谴责。
1949年12月12日，联合国印巴委员会的四个委员（美国、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根廷）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提到三个问题：（一）“自由克什米尔”军队的处理，（二）从克什米尔土邦撤退正规军，（三）成为解决争端主要障碍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防务和行政权。安理会在12月17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安理会主席与印巴两国进行非正式会谈，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谋求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办法。依据这项决议，安理会主席加拿大人麦克诺顿将军提出了几项建议，在22日交给印巴两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并在29日向安理会报告。麦克诺顿的主席之职在12月31日到期，但被要求继续进行调解工作。1950年2月3日，他提交了最后报告。报告共有6条，主要内容是在去军事化的条件下，印巴达成协议通过公民投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应该任命一位联合国代表监督非军事化的执行。其中第2条“去军事化为公民投票做准备”遭到印度的强烈反对，其内容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