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托克维尔的表现要优秀得多，虽然本文认为他的身上天主教影响的因素至少不低于其自由主义者的因素，可是几乎没有什么学者怀疑他的自由主义者身份。另一方面，当今天的学者近乎忘记了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的概念差别之后，托克维尔这样一个本人并未自称“XX主义者”的学者的法政因素则很容易被他的自由主义因素给遮蔽住。本文无意把玩这样一个也许思想家本人都不屑一顾的盖棺论断的学术游戏。可是，当联系托克维尔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问题意识进行学术思考之后，我们更为惊讶地发现，我们这种习以为常的话语表达习惯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的知识增长空间，而这种知识增量的扩大，则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能够改变我们的理想图景。
托克维尔的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卷是1835年问世的，第二卷是1840年问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在1856年才正式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年份，整整相差了16年。可是，别以为仅仅是《论美国的民主》的写作在先，实质上是作者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反思在先，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序言中所说的，他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问题意识却不是美国，而是他的祖国法国。托克维尔一家深受雅各宾派专政的毒害：其曾外祖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连同外祖父被处死；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判处死刑，所幸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但母亲因此终生惊恐。为此，托克维尔求学于法国“空论派”（亦称正中间派）学者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等人。这个派别奉行一条介乎民主与保守之间的“中庸”路线，提出了“理性主权”、“能力合格原则”及代议制政府等政治主张，试图终结大革命，建立理性主义政治。然而，由于缺乏底层社会的特别关注，及其结构性正义落实之整全认识，基佐在首相任内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在1848年革命中被推翻。
托克维尔说：“我之所以考察美国，并不单纯出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尽管好奇心有时也很重要。我的希望，是从美国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谁要认为我想写一篇颂词，那将是大错而特错。任何人读完这本书，都会完全承认我绝没有那种想法。夸奖美国的全部统治形式，也不是我的全部目的，因为我认为任何法制都几乎不可能体现绝对的善，我甚至没有奢想评论我认为不可抗拒的这场社会革命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我认为这场革命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事实，并欲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辩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我自信，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了美国自身持有的。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我想弄清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DA，第16页）
对于法国旧制度的迅速崩溃与大革命的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托克维尔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思考，涉及中央集权制、小农经济、赋税制度等诸多方面。其中，不被认为最重要，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则是大革命时代的社会风尚与政治文化，用《论美国的民主》里总结为在美国民主制度得以保持巨大生命力的三大原因之一的“民情基础”。不过，托克维尔同情并理解大革命。他充满政治家气质，是真正的宪政主义者，而不是如今天中国儒家文人动辄宣布“告别革命”。也正是基于尊重革命权利的理想主义思维，托克维尔要面对革命的土壤，并力图清除这样的土壤，至少试图制衡并归正革命。
托克维尔无疑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文风与品性颇为不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三编第一章，针对“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托克维尔这样描述（文章中充满了鄙夷的语气）：“与英国不同，这些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然而，他们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本文之所以长篇引用托克维尔的原话，在于这种充满了启蒙主义色彩的士人之风太能体现出法国大革命的特色了。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这种特色的准确把握，一旦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叙述进行仔细的比较，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启蒙运动之中所蕴藏的“寻求现代性的根本之道”的理性主义色彩。可是在大西洋对岸，人们几乎很难看到类似卢梭、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夸夸其谈之徒，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小农场主对于物质利益的斤斤计较以及律师和法学家对于个人自由的无微不至的法治关怀。搬用中国胡适那句经典的话语就是:在美国，人们的生活原则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托克维尔这样盛赞美国的宪法原则：“在美国，宪法也像制约普通公民一样制约立法者。因此，美国的宪法是一切法律之首，其他任何法律均不能修改它。可见，法院在服从法律的时候要优先服从宪法，也是正确的。这正是坚持司法权宗旨，即法官在选择合法的处置办法时，要从其中选择最合乎根本大法的办法，乃是他的天然权利。在法国，宪法也是一切法律之首，法官均有权以它作为判决的根据；但在行使这项权利时，他们又可能侵犯比这项权利更为神圣的其他权利，即侵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利。”（DA，第112—113页）“美国人也经常感到这种办法的不便，但他们甘愿修修补补，不作彻底修正，唯恐修正之后会在各种案件上产生危险的后果。授予美国法院的这种范围有限的可以宣布某项法律违宪的权力，也是人们迄今为反对议会政治的专横而筑起的强大壁垒之一。”（DA，第114一115页）这里的意思是，在美国奉行的是普通法的法政正义，法官有权依据自然原则和自由原则进行违宪审查而捍卫宪法所代表的自由与正义原则。
在美国是宪法至上，在法国则是法官至上。在现代国家，法治秩序需要宪法至上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而任何一部宪法、法律的执行与审判都需要法官、陪审团与辩护律师的专业工作。从来不存在一种法治秩序可以脱离人的活动而独立存在，也从来不存在一种自由原则可以脱离人们的形而下的当下生活得以真正落实。抽象的政治价值固然重要，宏大叙事固然可以促进人们的远见卓识，可是这一切都不能让小市民在物质利益上的斤斤计较、让法庭上对于法律案件的层层剖析这些看似无聊却又无比重要的琐碎之事化为虚无。换而言之，人们需要对于主义的论证，更需要对于问题的分析。
对于启蒙主义，托克维尔非常富有信仰决断精神：“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和一切有德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灵魂，把人们的灵魂引向天堂。凡是关心民主社会未来的人，都应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不断努力，使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洋溢于民主社会。如果民主国家的舆论界有人散布有害的理论，说一切将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灭，那就应当把主张这种理论的人视为这个国家的大敌。唯物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使我反感。我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有害的，他们的妄自尊大使我讨厌。如果说唯物主义的体系对人还有一点用处，那大概是它使人对自己有了一个朴素的认识。但是，唯物主义者本人对自己却不这样认识。当他们自以为有充分根据证明自己也不过是兽类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却十分高傲，好像自己就是神明。”（DA，第677页）
可以想象法国的作家对于美国的法官的不屑一顾，同样也可以想象启蒙对于法治的巨大破坏，对此，托克维尔看得清清楚楚。提到美国的“多数暴政”的一项预防措施时，他说：“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学家对付民主的最醒目工具。”（DA，第309页）
如果本文使用新鲜一些的语词来总结，那就是，法国是由卢梭和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启蒙系”主导的人治社会，而美国则是由孟德斯鸠和汉密尔顿这样的“法政系”主导的法治社会，前者通向了道德理想国最终走向了覆灭，后者通向了宪政民主的尘世国最终成为了今天的超级大国。在总结有助于美国预止多数专制现象出现、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之时，托克维尔列举了三项，“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而且特别强调这三项因素是“我一直认为”的。（DA，第320页）在这三项因素中，一项是神给美国人民的恩典，一项是以基督教为主要特征的“生活习惯和民情”，另一项就是体现了美国宪政民主原则的“法制”。以某种东方式思维来表达，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得天独厚”。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曾经分析政治权力的特征，认为权力天性就带有扩张的特点，直到扩张到它不能再扩张为止。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权力里，行政权最爱扩张，天生就带有集权扩张的特点，司法权最为保守、最富有贵族精神。自古罗马开始，人类就逐步确立起了“不告不理、有告必理”与“无罪推定”以及法官的“中立”、“回避”等程序正义原则。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六章《美国的司法权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里，托克维尔提到了“不告不理”原则，认为这是司法权最重要的特征。凡未经起诉之犯罪，及未经追诉之犯人，法院不得加以审判；法院审理中受原告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范围的约束，不审理诉讼请求范围以外的问题。如上种种规定，充分体现了司法权的被动性特征：未经公民申请，法官决不能主动介入公民生活。同样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法政系对原则的维护是被动和低调的，它没有那种主动建构与主动干预的特性，从而留下了更多的选择空间给小共同体及其共同体社会。
与法政系相反，启蒙系视大众启蒙和政治批判为其根本使命，以道德诉求咄咄逼人，以简单的道德眼光臧否复杂的政治生活，采取了一种主动建构的理性主义姿态对待私人生活和小共同体，它总是倾向于深入到共同体社会和私人领域。另一方面，启蒙系无论多么鼓吹道德价值，其本性仍然带有人性与生俱来的罪性与有限性等特点。将道德与政治合二为一，虽然常常鼓吹反对政治，启蒙系推行的却是反政治的政治，并将反政治的政治发展为了反人性的政治，无非是以另一种形式收回社会发展的空间，最终与它反对的对象走在了一起。启蒙系不是要求自我反省，而是号召、甚至强迫他人悔改，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精神秩序与政治结构。
从来不存在一个多层多面的思想家可以用一种“主义”的宏大叙述完整总结和准确概括。如果要求用一种身份概括托克维尔，本文更愿意说他是一个深受天主教文化影响的、天主教价值观的保守者，认真考察过美国这个清教社会，依据他彻底的尘世怀疑论思维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如果再用一个身份概括托克维尔，本文还愿意说他是个宪政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个“法政系”的成员，非常反感大革命时代的法国这样的“启蒙系”主导的社会；如果还要用一个身份来概括托克维尔，本文也许会说他是一个法国旧贵族，也许还会说他是一个“无比珍视自由”的自由主义者。
可是，对于江宜桦先生来说，托克维尔让他最感兴趣的似乎仅仅是“自由主义者”这个身份了。在《自由民主的理路》一书有关托克维尔这个思想大师的这一章（即该书的第五章），江先生使用的是“托克维尔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分要点是“民主时代的来临”、“旧体制与大革命”、“民主社会与平等原则”、“自由与人性尊严”、“托克维尔式自由主义”，恰恰没有提到托克维尔更为重要的两重身份（“天主教保守者”和“宪政主义者”）以及这两项身份背后的一些特定的坚定价值观。
同样地，谈到康士坦和约翰·密尔，对于前者，江先生提到了他的“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对于后者则只是把“平等”换成了体现功利主义哲学的“功效”二字，反复出现了“自由”和“民主政治”这两个词语，几乎没有出现同样能够概括这些思想大师的思想特点的“宪政主义”一词。“宪政主义”到哪里去了？“宪政法学”到哪里去了？国家具体制度的建构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几乎都是“自由”、“平等”、“民主”、“效率”这些抽象的宏大叙事？为什么几乎都是抽象的哲学名词和数不清的主义之争？是不是对于这些哲学词汇的抽象堆砌足以预止民主制度下的“多数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