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新闻本质的认识
自从新闻产生后，它便和人类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因此从根本上认识新闻，便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想彻底认识新闻，就必须弄清新闻的含义、本质和特征，即进行所谓的新闻本体研究。只有对新闻的本体认识清楚了，才能解决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创始人和他们在中国的继承者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新闻的含义、源起和发展
现代学术、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含义（或定义）的界定。只有确定的研究对象，这门学科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基点。新闻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者在对新闻的源起和发展规律的探讨上也有不小的建树。
（一）新闻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新闻的含义进行明确的概括，只是对新闻的某些属性（如与历史的关系）有过考察。列宁多从新闻的功能角度着眼谈新闻，也没有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李大钊是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学者。1922年2月12日，他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是我国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新闻现象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李大钊提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我们看到，这个定义抓住了新闻“新”的特点，立足于“写真”之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1942年的延安整风期间，陆定一针对唯心主义新闻观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新闻定义：“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立足于唯物主义的新闻观，既强调了事实对新闻的决定作用，又扣住了新闻时新的特征，总体上比较科学，在我国新闻学界一直被广泛使用。
1943年，萨空了站在哲学的高度，完成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在书中，他认为：“凡世界上新发生的新发现的与人类生存有关的事实与现象，都是新闻。”这个定义虽稍显广泛，但也基本上可以接受。恽逸群的代表性著作《新闻学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下定义，但列举了新闻的四个要素：和大众有利害关系的，为大众所关心的、注意的；新鲜的；用最迅速的方法及时传播；大量散布。这些定义都抓住了新闻的某些构成要素，十分可贵。
建国后，随着我国新闻实践和理论逐步发展，学者们开始借鉴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不断修正上述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中和甘惜分两位教授。王中为《辞海》（1981年重版）写的新闻定义是这样的：“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这一观点打破了人们头脑中原有的禁锢，有助于人们把新闻学研究推向深入。甘惜分则认为“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个定义，突出了新闻的政治宣传作用。1984年，宁树藩提出新闻“信息观”，影响更大，已经得到了当今新闻理论界的基本认同。所有这些探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新发展，都无疑值得肯定。
（二）新闻的源起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事实的变动对于新闻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重大的变动往往会产生大量的重要的新闻，反之，则新闻少且可能很不重要。例如他曾经这样评论《泰晤士报》：“这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掉了头颅的财产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金镑啊！如果大陆没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场的劣等货色，伦敦烟囱的煤烟、泥泞、粗暴的马车夫、泰晤士河上的六座桥梁、市区内的出殡、感染鼠疫的墓地、肮脏的饮水、铁路上的灾祸、伪造的尺子和天平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静无事的时候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货品的有趣题材来勉强度日了，那时，《泰晤士报》将多么地不幸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是符合他们的唯物主义一贯立场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新闻作为一种精神交往的凭借（或介质），当然直接与人们的物质交往、活动（也就是事实的变动）相关。它的发展（或新闻的变化）更是与事实的变动密不可分。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分析新闻形象的代表人物，萨空了认为人类活动的合作共存本性决定了“相互报道消息，提供意见这一事实……而这需求逼迫人类，必须创造种种工具，发展种种技术适应它，来扩大它的影响与范围。在这要求的逼迫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工具一天天的演变，技术一天天的进步。”可见，萨空了也承认新闻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这样的唯物主义立场也很明显。
二、新闻的本质及其特征
新闻的本质研究，是对新闻质的规定性的揭露，回答的是新闻的共同本质是什么。而新闻的本质在具体领域中的延伸和展现，就表现为新闻的特征。
（一）新闻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阐述新闻的本质是什么，但是他们都认为事实的变动产生新闻，实际上已经暗含有新闻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属于意识现象的意思。******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虽然在这里谈的是文艺作品，没有论述新闻，但是至少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东西，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属于意识现象的范畴。1957年6月14日，******为《人民日报》写了一个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可见，******是把新闻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来看待的。
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唯物主义立场，明确把新闻宣传和文学艺术、出版等归到意识形态。他说：“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同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出版等事业也一样，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和具体发展规律，但是它们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组成部分，都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新闻作为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江****的论述，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场意义重大。
当然，至于现阶段新闻学界的其他观点（如坚持新闻的本质是信息等），在理论上并不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这种立场冲突：信息实际上还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反映，仍然可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两种观点只是所分析论证的角度不同，不会相互矛盾。
（二）新闻的特征
新闻虽然属于意识形态，但在反映客观社会时具有自己的特点，与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或形式（例如哲学、文学等）有很大区别。
首先是真实性。真实性，即新闻必须如实报道事实的真相，不允许掺杂使假。真实性是新闻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尤其强调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反驳普鲁士政府强加给他的“捏造传闻”的罪名：“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这一番严厉的诘问，正是马克思对新闻真实性的捍卫。恩格斯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同时对于您决心向我们如实地叙述实际情况，表示感谢。我们的协会十分强大，不怕了解真实情况，哪怕这种情况看来是不利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毫无根据的虚浮报告更能削弱文明协会的了。请您这样做吧，您从我这里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到哪怕是稍微地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消息。”列宁也曾经说：“如果认为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内容是真实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主张报纸应该忠实地报告革命工作的事实。他在1925年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刘少奇一向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实事求是。早在1948年，他就强调：“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反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胡乔木作为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也注意强调新闻的真实性：“现在应该把记者的手足耳目解放开，让他按照实际事物去报道，按照实际去求真理。”这些论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唯物主义立场，对中国新闻学的健康发展弥足珍贵。
其次，新闻还具有快、新和引人关注的特点。新闻的快速、新鲜和引人关注与否，关系到新闻媒体的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深有体会。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然问题的热情关心。”恩格斯在谈到时事诗时特别叮嘱编辑：“这些东西，特别是关于金克尔的诗，除非必要，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马克思还就一本时事小册子说：“你应当立即动手，因为在这里时间就是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确实抓抓住了现代市场经济中新闻的这几个重要特征。
（三）新闻的客观性和倾向性
新闻报道忠实于客观事实，就是新闻的客观性。而新闻报道所持的立场和观点，被称为新闻的倾向性。新闻实际上集两种特性于一身。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是西方新闻传播业转型的历史时期。在从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洞察到了新闻的这两个特性。他们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这里很明显地突出了新闻的客观性。但同时，他们并不否认新闻具有倾向性，只不过他们强调新闻应该对倾向的流露要隐蔽、自然，保持相对公正，尽量不造成直接对读者施加影响的印象。例如马克思在批评英国财政大臣的预算时，还写了这么一些话：“单纯的公正心还是使得我要说，格来斯顿先生的预算是一种出色的和大胆的财政手腕。……这个预算是了不起的。”恩格斯在报道法奥战争时，将双方情况都予以报道，并根据事实否定了奥军暴行的传闻。他在报道中写道：“我们请读者注意这个事实，不只是为了要对双方严守公道，而且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报道的不信任曾被曲解为我们对弗兰茨·约瑟夫的同情；其实，与此相反，我们甚至不希望这位帝王被推翻的日期延迟一天。”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既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同时又考虑到了自己的立场问题，比较妥善地处理了新闻的客观性和倾向性的关系。
列宁主张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和相互联系上去把握事实，也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他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当然，列宁也并不忌讳谈新闻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他对党报党性原则的坚持就是极好的明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张闻天也曾经关注过这个问题。他在1941年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文中，张闻天强调党的宣传要符合客观真理、符合全民族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实际上也是正确处理新闻客观性与倾向性的观点，且更符合中国国情。
刘少奇领导我国新闻工作期间，对新闻的客观性问题也作过认真的思考。他批评一些报纸倾向性太重时指出：“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可见，他认为新闻必须坚持客观性。但是，他并不认为客观性与倾向性完全对立。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媒体的客观报道后，十分欣赏。他说：“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他们立场站得很稳。人们从他们的报道中能够看到一些真实情况。”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十分可贵，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新发展。当然，他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国新闻学研究出现严重挫折，实在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后，党的几代领导人******、江****等都一再强调新闻既要讲真话，同时又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这些思想对于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建设走上正轨、获得新的发展影响深远。
第三节 关于新闻事业的论述
如果对新闻活动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自近代以后，新闻活动渐渐开始形成规模、系统，并且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这种“人类运用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系统的新闻媒介（包括报社、新闻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通讯社、新闻图片社、西文电影制片厂等）有组织地采集、报道、评述和传播新闻以影响舆论、服务社会的经常活动”，就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经产生，便给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作为一项严肃的新闻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必须对这一历史产物作出理论上的系统分析和说明。
一、新闻事业的性质
新闻活动，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和特性。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其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闻工作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要考察新闻事业的性质，就必须认识到，它的性质实际上包含在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研究一切精神现象，“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呢？马克思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段论述，点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构成，两者之间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有一定的能动作用（或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基本上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新闻事业性质研究定下了基调：要认清这个有关精神生活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就必须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视角来考察。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新闻事业并不是一般的精神生活现象，它与政治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现象并不相同。只有揭示出它的特殊之处，才能弄清新闻事业的真正性质。这一点，对于研究尤其重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过多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直接论述，因为新闻事业与社会存在（或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新闻性质研究的根本。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理清新闻事业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新闻事业反映和服务于经济基础时的特点。因为这些特点的揭示，正是新闻事业内在特殊性质的展露。也只有这样，才算是对新闻事业性质真正的深刻领会。恩格斯在《1850年****权的废除》一文中写道：“当时法国的出版法，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废除****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为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单子期票，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恩格斯在这里批评了法国的新出版法中的两条规定：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和保证金制度。因为这两条规定实际上扼杀了报纸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功能，吞没了报纸（或新闻事业）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如文学、艺术、哲学、法律等）的特殊性质——社会舆论的工具。由此看来，恩格斯已经看到并且十分重视新闻事业的社会舆论工具性质。这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者的一贯立场。
作为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研究新闻工作的学者，张友渔也对新闻事业的性质问题有自己深刻的认识。1933年，天津《益世报》将其他报纸刊登的一条传闻当做了“要闻版”的头条报道。这一事件在当时影响十分大，也引起了张友渔的深思。在仔细分析之后，他提出了著名的“报纸是阶级斗争之武器”的观点。他认为：“报纸本身是阶级社会中之一种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它的背后，常站着一种阶级的势力，至少，也站着党派的势力；因而它所登载的消息，不能不渗透过这种阶级意识或党派意识的作用，隐蔽了或改变了它的真象。”当然，他的这种观点源于他对苏联新闻学的学习。他说：“无疑地，新闻是社会的一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之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它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新闻是阶级斗争之武器，“即支配阶级对于被支配阶级在暴力统制之外，又借新闻来实行的一种思想的统制；同时，被支配阶级，也在暴力的反抗之外，常拿新闻来做一种反抗的工具”。而统制新闻，“便是一方面能够利用的新闻，另一方面，压迫不能够利用的新闻”。
应该讲，张友渔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新闻的性质，十分深刻、到位，利于人们认清各种报纸的阶级背景。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指出，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是片面的。因为新闻的属性绝非仅是阶级性，它还有其社会性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谈的是舆论工具，更能全面反映出新闻的特性。而张友渔的观点缩小了新闻性质的内涵。不过，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他的认识已经是很可贵的了。至于一些缺憾，这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在所难免。问题的解决，只能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断的摸索中才能完成。
建国后，******在《〈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中，也专门谈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与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形式相区别的特色。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可见，******认为新闻是手段，是反映经济基础这个社会存在的手段。这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侧面承认了新闻事业就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以新闻为手段的舆论工具。
江****非常重视新闻事业。在1994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提出了“四以”方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可以看出，江****明显继承了革命导师们对新闻事业的定位，赞同新闻有舆论工具的性质。事实上，江****的论述更全面、更深刻。他首先强调了新闻舆论工具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福祸论”。1996年，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江****借鉴了古人“谬误出口，乱及千里”的经验教训，把报纸报道的重要性提高到与中国政治全局休戚相关的高度，这样无疑有利于人们对于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
同年，在视察《人民日报》工作时，他把上述关于报纸作用的论述进一步抽象为对整个舆论工作的重视。他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因此，我们党一贯强调，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舆论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模糊、不能动摇。”这里指出了新闻舆论的重要性，还明确要求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方法和原则：政治方向放在工作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服务于大局。这些论述都不失为精辟的见解。
江****的这些思想，已经被各级新闻事业主管领导和新闻学界、业界所深刻领会，并成为广大新闻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工作指针，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新闻事业的原则
正因为新闻事业具有极强的舆论工具性质，所以各种势力、利益集团和阶级、阶层都异常重视，纷纷加以利用。这样，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浮现出来，那就是党性原则。同时，新闻事业除了体现各个阶层自己的利益以外，还维系社会关系，代表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共同的声音，这就是新闻事业的社会性（有学者亦称之为人民性。在一般意义上，这两种提法等同，可以互换使用）。
（一）新闻的党性原则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意志的集中体现。在阶级社会中，代表一定阶级的政治集团、政党为了自己本阶级的利益必然发展其党性。正如列宁所说：“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公开的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
新闻事业的党性是一定集团或政党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意志在新闻工作中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期的新闻实践和研究中发现，一定阶级或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利用新闻事业这个舆论工具为实现自身的利益或目的服务。他们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点明了精神生产（包括新闻事业）总是受一定阶级支配的事实，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闻事业必然有阶级性。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在各种场合强调无产阶级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新闻事业资源，捍卫本阶级的利益。
当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发展史上，第一个使用“党性”概念并进行了深入论证的人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而是列宁。在重建党的过程中，列宁发现小组习气和派别意识与事实上建立的党存在矛盾，必须借助党报的力量予以改变。于是，1905年他为《新生活报》写了一篇名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稿子。文中，列宁写道：“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落实这些思想，列宁要求：“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品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1913年，列宁建议党**********改组《真理报》编辑部，结束该报党性原则不强的错误。改组决议写得很明白：“编辑部贯彻党的精神不够坚定。坚决要求编辑部更严格地遵守和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合法办报的方针必须遵循。”“编辑部应该重视阐明整个取消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尤其是《光线报》宣传的错误和危害”；“编辑部对它的前进派撰稿人应该采取特别审慎的态度，以免妨碍刚开始的互相接近，以免犯原则性的路线错误。”按照这样的要求改组后，《真理报》终于成为真正的党报，列宁所强调的党性原则得到真正贯彻。
作为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人，******更多的是从政治家的视角谈党报的党性问题。由于1942年前的《解放日报》（党中央的机关报）受教条主义影响严重，总是刊登一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内容，不能适应当时形势发展，更不能满足党和人民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主张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他说：“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至于党报如何才能增强党性，******作了指示：“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章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针对党报违背党性的错误，******全力纠正。1948年，党的媒介发出了一些错误报道，致使解放区的****错误有所加剧。******及时发现后，指出：“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而我们的通讯社、报纸和广播电台竟将这类通讯发表。各地党委宣传部，对于此类错误竟没有任何的反映。此类宣传，在过去几个月中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相当多，以致造成了一种空气，使我们误以为似乎这是正确的领导思想。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可见，******已经意识到了党报的影响之大。这样我们不难理解他的另一段话：“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路线和政策”，各“中央局（分局）和区党委（省委）对自己的报纸，必须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尽管在这里******没有谈到一些具体操作上的问题，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已经为党报坚持党性原则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今天我们新闻产业中的一些指导方针性的规范，都和这一思路不无关系。
（二）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规定了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的人民性原则，即把党的新闻事业同时视为人民的事业，坚持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的方针。
马克思早在1842年就已经主张报刊等出版物，应当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这一思想，与其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新闻事业作为历史活动的一部分，自然也应该是群众的事业。而列宁则把“是不是真正联系群众和是不是代表了无产阶级群众的策略”作为鉴别布尔什维克报刊和孟什维克报刊的标志。这一提法，实际上也是对新闻事业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的肯定。
******十分重视报刊的人民性联系，他的思想被概括为“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统一。他曾经说过：“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党是依靠你们的。……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你们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党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的同时，并不否认其人民性的一面。他们总是将两者联系起来考虑。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新闻事业的原则也有过精彩的论述。鉴于改革开放前新闻界的混乱局面，******严厉批评了宣传工作不注重效果、不对党的全局利益负责的倾向。他说：“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了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把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同能够不随风倒、独立思考和承担责任联系起来，是一种认识上的深化。当然，这和他所提出倡导的“实事求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口号相吻合。
江****同******、******一样，也十分重视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他曾经这样说：“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完全可以看做是人民的事业，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另外，他把党性原则的内涵概括得更明确了：“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各级党报要这样，部门的和专业的报纸也要这样。……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决不是机械地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而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把党的政治观点、方针政策，准确地生动地体现和贯注到新闻、通讯、言论、图片、标题、编排等各个方面。”他还特别强调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坚持党性原则，就必须在新闻宣传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点决不能含糊。”很明显，江****十分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八九风波”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新闻事业党性和人民性原则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因此，江****的这番话很有针对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又一丰富和发展。
（孙坤明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