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飞
艾斐先生的新著《晋商》一书，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立意高远，内涵厚重，文字激扬，时代气息浓郁，是一部论述晋商的精当之作、上乘之作、新锐之作。该书从撰著到出版，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但却在原创性和创新性的双重抬升中达到了思想的升华和认知的飞跃，为晋商文化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拜读《晋商》，感受良多，最突出的是耳目一新。晋商是山西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晋商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近年来有关晋商的著述可谓不少，而这部《晋商》却有着自己独有的视野，独有的思考，独有的体悟，从而呈现出了许许多多新的亮点。
改变铺陈过多、提炼过少的做法，以现代化的视觉和富有历史感的人文考证，从深度发掘和高度概括中探寻晋商的精神“质”点和思想“亮”点，是该书最突出的独有特性。在全书的五个篇章中，仅有三、四两篇是具体记述晋商自身发展的史料，其余三篇都是以探寻的眼光，通过对晋商精神内涵进行高层次和全方位的提炼，着力于实现新的发掘和新的发现，并在这个基础上鞭辟入里地洞彻了晋商在其544年发展变化中所呈现出的内在法则和基本规律。作者在书中，不是就晋商论晋商，就历史说历史，而是把充分占有资料作为研究工作的手段，把研究工作的重心和聚焦点始终投放在通过对资料的审视、分析，而不断地从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将之淬炼成新的观点和概念，进而上升到兼具历史感与时代性的理论高度，用以指导和促进现实社会变革与发展。这种论述的思路和创新的做法，无疑是走向精神圣界和学术佳境的新路与蹊径。人贵识见，书贵明达。这样做，便使得历史的研究和学术的研究充满了生机，富有了活力。如果说：“历史事件虽然都会变老，而由历史所创造和积淀而成的经验和精神，则会永远年轻”的话，那么，艾斐先生的《晋商》，便是对这一历史哲理的实践验证。正如******同志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言：“任何历史的价值，都唯在于它能够以自身的经验或者教训而对现实有所启发、有所帮助和有所促进。”可以说，本书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正在于此。
拓宽学术视野，延展研究领域，从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和全方位的周密分析中，着力发掘潜藏于表面现象和具体事件背后的历史精粹与精神内涵，是本书的又一个独有的特性。该书把晋商崛起的条件与动因，放到历史的大格局中去分析，从资源打下基础、政策带来机遇、时势造成条件、自身萌生动力等四个方面，令人信服地论述了晋商兴起的必定和必然。作者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说明，历史上的晋商并不只局限在如今的晋中一带，而是遍及山西全省。当时的平阳、河东、泽州、潞州、汾州、太原县（现晋源区）等地，都不仅是晋商较早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实力派晋商的萃聚地。特别是作者用一个整篇的篇幅，从太原的区位优势和太原作为山西“抚署”所在地的制导地位，以及太原对全省晋商发挥的辐射、护佑、引导和促进作用等方面，论证了“太原自然、必须和必定是晋商的基地、源头与中心，并由此而形成和奠立了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社会职能与历史地位”。可以说，“晋商之都”新论的提出，笃定是为以后晋商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更应该一提的是，通过对晋商兴起的客观“时势”分析，作者把视野和笔锋延展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总格局与大走势之中，首次提出与论证了晋商在世界商业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对唯物主义理论的实践支撑与实物资证。他指出，晋商的发轫和发展，基本上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形成是处于同一历史时空之中的。在当时，晋商不仅充当了商品交流与金融汇通的主体，而且还以其具体行动建立了手工工场，实现了劳资连体分工制，深化完善了典当行，提升或首创了钱庄、账局和票号。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政体中的肇始、萌动与成功演示。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晋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体现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与特点。这一理论发现，对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根本上考量，从源头上追述，深入探求晋商的文化品位与精神境界，是该书的又一个独有的特性。在全书的压轴篇章中，作者深刻而辩证地论述了晋商与文化的依存关系。他明晰而精当地指出：“在晋商从孕育到形成再到崛起的整个过程中，文化的浸润与滋养作用、引领与驱动功能、激励与提升动力都是强烈、巨大而持久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或可认为：没有文化，就没有晋商。”从作者的大量列举和精当的论述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西悠久而丰厚的商业文化，对晋商形成与崛起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和巨大影响，而且也能够明晰地感知到晋商自身对传统文化精神、文化智慧、文化伦理与文化道德的高度崇敬、自觉接受，并在实践中不断弘扬，不断创新。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创立的“利以义制”的理念，是晋商文化中最值得重视的核心观念。这一理念不但消解了“利”和“义”的矛盾，实现了“利”与“义”的统一，而且化解了“儒”与“商”的歧义，促成了“商”与“儒”的合璧。由此便形成了一个由“义”、“商”、“利”三位一体所组成的晋商精神与商业经营逻辑链条和因果关系。这个逻辑链条和因果关系的确立，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体现，更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之韵。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浓墨重彩详尽记述了这一中国独有的商业文化现象后强调指出：“把‘义’和‘利’结合起来，并形成一种以义制利、以利弘义的逻辑链条与因果关系，是晋商文化的最大特征和至高创意，也是晋商在创造巨大物质利益与货币财富的同时而做出的另一重大贡献。”作者接着还强调指出：“晋商文化不仅对晋商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引领、促动、淳化和升华的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商业文化和世界商业文化的建构、完善、创新与发展，起到了启发和示范作用。”书中的这些精当论述，对我们研究探讨晋商文化的思想走向与精神内涵及其在社会实践与时代发展中所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无疑会起到画龙点睛的启示与引领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一部著作的社会价值不完全在于其部头的大小。只要论述精当，思想深刻，立意新颖，见地独到，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理论上的引领作用和实践上的推动作用，就是一部益世惠民的好书。艾斐先生的《晋商》，正是这样一部极具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的精美著作。尤其是在新晋商大军蓬勃兴起的当今，这部佳著的出版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原载《山西日报》，2009年12月14日。
作者单位是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