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们懂得，在囚徒困境中，对大家最有利的做法是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远离恶性竞争，从而达到双赢。
两个共同偷窃的犯罪嫌疑人甲和乙被带进警察局。警方对两名犯罪嫌疑人实行隔离关押、隔离审讯，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无法观察到同伴的选择。
警方怀疑他们作案，但手中并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于是明确地分别告知两名犯罪嫌疑人：对他们犯罪事实的认定及相应的量刑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供认。如果其中一方与警方合作，供认偷窃之事，而对方抵赖，供认方将不受惩罚，无罪释放，另一方则会被判重刑10年；如果双方都与警方合作共同供认，各被判刑5年；而如果双方均不认罪，因为警察找不到其他证据，则无罪释放。
甲和乙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被无罪释放。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且无法串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选择坦白交代的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无罪释放，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坐10年牢好。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方坦白而自己抵赖了，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如果两人同时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无罪释放）就不会出现。
上面这个故事叫“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最经典的入门范例。它最早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塔克于1950年提出的。
“囚徒困境”的内涵在于，对大家最合理和有利的做法是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但是，在商业交往中，如果一个商家不遵守游戏规则，那么与它合作的商家依然遵守规则的话，自然就会蒙受损失。权衡利害，后者最后也会选择违反规则。这样，双方都选择了非理性的恶性竞争模式，这种恶性竞争的均衡就成为一种“非合作均衡”。
商场中的恶性价格竞争，便是“囚徒困境”的“非合作均衡”的现实写照。
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水平，无论是对提供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商家，还是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件好事。但是，在“囚徒困境”中，一旦某方选择了“非合作”而恶性降价，其他方再以同等程度甚至更为凌厉的降价攻势加以应对，各方均陷入持续的“非合作”僵局，恶性价格战不断升级，那么一场大战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硝烟过后其实并无赢家。且不说会危害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扰乱市场的正常价格秩序，单是对卷入价格战的商家而言，获利能力下降，疲于采取降价策略，必会造成整个行业在产品研发创新方面的“贫血”。
这是在很多穷人身上存在的现状。
穷人要想走出囚徒困境或者为了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就必须远离恶性竞争。
要想远离恶性竞争，必须首先了解其表现形式，一般来说恶性价格竞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势：
第一，低价倾销。即少数实力雄厚的大商家，利用自己在资金、技术、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长期独占市场，阶段性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第二，低价混战。即有些小商家，虽然不一定具有规模经济或技术上的优势，却具有成本与经营上的优势，通过降低产品质量以迎合低消费的需求，或利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不易鉴别的特点，以次充好，进行低价销售，其他与其实力相当的商家为了生存也只好加入价格大战，使价格一降再降，陷入怪圈。
面对这种恶性竞争，穷人要做的就是在一定的限度内采取低价策略。这样一来，假如对手打出的是高价，那么所有的顾客都会跑到你这里来。如果对手打出的也是低价，那么由于你的价格与他相差无几，也会有一部分顾客。所以，无论对手采用何种策略，穷人打出低价都是其优势策略。
当然，假如双方能遵守维持高价的强制协定，就可以互蒙其利。但这种协定很难维持，因为它就像是囚徒困境中的警察和犯人一样，博弈双方想要假装遵守协定，然后等对方打出高价的时候再打出低价，以拿下所有的市场。穷人只要以对方为敌手，不管对方的决策怎样，自己总是采取低价策略会远离恶性竞争获取更大利益。而一旦陷入恶性竞争，最终便会落得一个双输的下场，这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