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是一位比较谦虚的人，他偶尔会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很少在现场，并且对那些社会活动感到反感。
诺贝尔举行过一些大型晚宴，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朋友，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
还有从伦敦来的亨利·德尔默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迈克罗伯托和仑特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德福·奥夫斯拉特在内的一些人，来感受这位单身汉家庭中所充满着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管缺少一位女主人。
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
诺贝尔在其一生中，对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定，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或赌钱。而且乐器也都不会玩，跳舞更不用说了。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
然而，他却是很细心的人，体谅人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非常热情，并且还会为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他身在何处，都会为他们寄去一份漂亮的礼物和一封关切的信件，尤其是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更能体现他的这种品质。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完全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他每次讲故事的时候，都会用到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因为这样更能打动听众的心，更能使他们欢呼雀跃。
但是他也有着特别的一面，当遭遇不测和疾病折磨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会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会出现反复无常、坐立不安等不良反应。他有时感到非常渺茫，无家可归，然后消失几天或几周，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当病魔打击过去后，如果他不是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里。
诺贝尔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弗仑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划，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饭或晚上睡觉的时间，都必须立刻去执行。只有通过紧张的工作才能让自己的疼痛和忧虑去除掉。这些工作包括实验、写信，或是写一些小的文学作品，有时写实验日记。
诺贝尔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尽管整天都忙于工作，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完全独立，但他仍然摆脱不了那种孤寂感。也许这是由于“腐蚀性溃疡”型的内在忧郁症，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家庭。
这位苦恼的发明家对自己那种遗传性的火爆脾气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当与外界发生摩擦时，诺贝尔总要设法尽力控制它，特别是每当发火之后，他的健康总要受到很大的损害。
诺贝尔曾宣称，当他愤怒的时候，“诺贝尔式的血液就会沸腾，我自己的炸药多得很，而令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来，然而，这不过是只能维持半个钟头的事”。
从诺贝尔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如果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和名声受到攻击时，他就会变得异常凶狠。他经常被那些无聊至极的乞求信件折磨。他们通常是以讨好和可怜的语气来表述这些要求，但有时是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厚颜无耻来写的。
诺贝尔对这些要求则表现得非常冷淡，不予接受。但是，像他那样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他们的计划使他产生兴趣时，他就会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人。
不过有一点，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为取得必需品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则记忆深刻。他曾写道：“记忆里没有海绵而只有石板。”“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无需表白信仰的。”
诺贝尔一生简朴，但在对待一位奋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学企业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则表现出热情、乐于助人的一面。
诺贝尔在给一位被他认为对人吝啬的犹太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
不晓得你能否仅仅学会懂得，确实有人能够不带私利，或说不出动机地去帮助别人。在犹太人中间，恐怕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曾经发现过这种思想。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他才被授予神的证书。
诺贝尔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现很多不同的音调。显然，技术和商务性的信件有特别的语调，即就事论事和特别有礼貌；而给亲属、密友和妇女们的私信，也带有他自己的口气。在这类私人信件中，他更多地注意到坦白的话，并且会以生动的言语来摆脱孤独感的困扰。
在诺贝尔所有的书信里，体现了两点：他热爱人类，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偏见，不分贫富贵贱，平等对待。他还对人类各种事业的现状毫不避讳地进行批评，并且常常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诺贝尔带着雄心勃勃的理想，尽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做到最好，完美无缺，这在他的科学工作中还是行得通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在很多给他写信的人当中，诺贝尔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们有着自己杰出的计划，往往在激烈地争吵之后开始行动起来。
我们从复信中发现，诺贝尔与他们讨论着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务，这种讨论往往是比较有价值的，但有时却显得非常的渺小。他对于某些人提出的计划问题，如在研究或金钱给予帮助这一方面，他们始终感兴趣地予以解决。
在某些时候，诺贝尔也会走极端，对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会用热情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但是，当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兴的事情时，他又会以讥讽和嘲笑的语调来恶意地加以谴责。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却很少见到。
在他的书信里，完全没有假装多情的感伤言辞，但却经常出现对人对事的某些相当尖酸刻薄的评论。
在诺贝尔的生活中，若是有人向他借钱，他都会慷慨给予；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数字的商人，他对那些懒惰的人非常厌恶。这位富翁可能会训斥他们说：“我曾有过形势不利的时候，甚至在金钱方面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困难，我从来没有一天出现超支的情况。这使我有理由来要求别人也能像我一样遵守这条规矩。”
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贷款者，他的处境很好，但却经常向诺贝尔索要恩惠，更是拖延还账，于是，他收到了下面一封信：
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而这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延搁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没钱的同胞使用。
果然，从账本上看出的这项“小要求”为1万克朗，后来真的被用于照顾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们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