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到下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先出来，接着是师爷出来，两个人一字儿排在门口，低着头，县太爷诚惶诚恐地用手一摆，指着去后花园的路，说：“请！”接着，那个真正的视察委员昂头阔步，抱着大公事皮包，从下屋走了出来，向后花园去了。县太爷和师爷也跟着进去，很恭顺的样子。
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看到师爷跑进跑出，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第一次出来他是愁眉苦脸的；第二次出来却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了。我们这些老在衙门进出的人，一看就明白，紧张的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是说，“包袱”已经说妥，剩下来的事就是摆出丰盛的接风筵席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晚上在后花园的花厅里灯烛辉煌，本县各方面的当道人物都一个一个地来了。
来得最早的一个是县党部的郭书记长。新生活的事情是他最重要的公事，同时，大概他还要把本县防止共产党活动的事向来的视察大员汇报。因为按照惯例，这种从中央派出来的大员，特别是像这种新生活视察委员，都负有这种秘密使命的，因此书记长要早一步来。
第二个来的是本县县银行的朱行长，人家都叫他“猪头”，不特因为这个人胖得出奇，而且大家一有用钱的事，总是想起他来。他是本县的财神爷。人家恭敬他的时候就叫他“朱财神”。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宴会总是兴趣最浓，因为他的身体对于各种各样富于营养的物质最感迫切需要。今晚上这种丰盛的筵席他是绝不可以迟到的。自然，也许还另外有原因，县太爷许给视察委员的“包袱”，总是先从县银行垫出来的，也许是送大票子来了。你看他手里不是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绿帆布手提包吗？
第三个进来的是本县的中学校长，他也是本县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之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到日本留过学，很带回一些“维新思想”，只要一提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就口若悬河地摆个不停。他很讲究卫生和身体锻炼，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倒霉就因为是东亚病夫。为了去掉东亚病夫的诟病，他年逾六十，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在花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他非常反对随地吐痰，他说这是百病之源。他常常说：“当我在日本的时候……”大家一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又是吐痰的事儿。果然他接着就说：“随地吐痰是犯法的，要罚款的。”说罢，他就摸出几张白色绵纸，很文明地把痰吐在上面，然后谨慎地包了起来，放进他的宽袖里去。他素来是遵守时间的，所以他也来得很早。
以后进来的人就多起来了。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还有圆胖胖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很满意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地主老爷们，还有精神抖擞、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卷着白袖头随时准备打架的袍哥大爷。当然也还有在官场、市场、赌场上以及在公馆、妓馆、烟馆里或者如意或者失意的各色绅士……总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嘻嘻哈哈的，愁眉苦脸的，都来了。大家碰到了有的在握手，有的在打恭，有的在鞠躬，然后都走进花厅里去了。
时间看来已经不早，可是高老太爷还没有到，因此宴会就无法开始。高老太爷是本县的第一块金字招牌，他家几代为官，有良田千顷，他本人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一个举人。据他说，要不是忽然改朝换代了，他准可以上京赶考，中个进士啦什么的，说不定还会有状元之份哩。所以他对于民国就特别痛恨，什么都看不惯。这个国家乱纷纷的不像样子，好像都和他没有来得及中状元有关。但是他有两个儿子却都在民国做了不小的官，大儿子因缘时会，到日本跑了几年，结识了革命党人，回国后一直在外面革命，如今在中央政府不知道做什么官；二儿子当然就可以跟着大儿子高升，听说很做了几任县长。只有三儿子他认为不争气，没有出去做官，但是也算本县出色的人物，年轻漂亮，风度潇洒，手面很宽，花钱如水。不过他的进账也不小，他和几任县太爷做了一揽子生意，把所有要收的捐税包下来。他到处立关设卡，自定名目，收捐收税；他还开了土产贸易公司，专运鸦片烟出口；他还开了县银行，自任董事长，还自发流通券。由于这种种关系，所有到本县来的县太爷，谁都知道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去拜高老太爷的门。一定要赖着做个门生，才敢回来上任接事。无论大小宴会——这种宴会其实是一种联席办公的形式，本县大小政事都在会上商量解决——要不把高老太爷请来，谁也不敢叫开宴。今天为什么高老太爷还迟迟不到呢？
最后听到衙门口守卫的叫“立正”的声音特别响亮，我们猜一定是高老太爷来了。果然，我们看到一乘轿子抬到后堂来才下轿，两个跟班扶出一个白胡子老汉，县太爷拜在他门前当弟子，所以他的轿子可以破格直抬进来。县太爷、师爷，还有许多人跑出来迎接他，一片请安声：“老太爷好！”他不住向大家点头打招呼，大家簇拥着到后花厅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