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信传中说他从吉州欲往衡山
路次江州，道信留止庐山大林寺；虽经贼盗，又经十年。蕲州道俗请度江北黄梅。县众造寺；依然山行（适按，“依然山行”，似是说他不管县众造寺，他还要寻山水。）遂见双峰有好泉石，即住终志。……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刺史崔义玄闻而就礼。临终语弟子弘忍：“可为吾造塔，命将不久。”又催急成。又问中（日中）未，答欲至中。众人曰：“和尚可不付嘱耶？”曰：“生来付嘱不少。”此语才了，奄尔便绝。……即永徽二年（651年）闰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
此传似是根据碑传材料，虽有神话，大致可信。如道信死日，我试检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永徽二年果闰九月。即此一端，可见此传可信的程度。又如道信临终无所付嘱，这也是“付法传衣”的神话起来之前的信史，可证此派原来没有“付法传衣”的制度。
道信在当时大概确是长江流域的一位有名大师。《续僧传》里，道信专传之外，还有三处提到他：
（1）荆州神山寺玄爽传（卷二十五）
玄爽，南阳人，早修聪行，见称乡邑。……既无所偶，弃而入道。游习肆道，有空（有空与空宗）俱涉。末听龙泉寺璇法师，欣然自得，覃思远诣，颇震时誉。又往蕲州信禅师所，伏请开道，亟发幽微。后返本乡，唯存摄念。长坐不卧，系念在前。……以永徽三年（652年）十月九日迁神山谷。
看此传，可知黄梅道信一派的禅法。
（2）荆州四层寺法显传（卷二十五）
法显，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层寺宝冥法师，服勤累载，咨询经旨。……有顗禅师（智顗，即天台宗巨子）……隋炀征下，回返上流，于四层寺大开禅府。……（显）遂依座筵，闻所未悟。……顗师去后，更求明、智、成、彦、习、皓等诸师，皆升堂睹奥，尽斲磨之思。及将冠具，归依皓师，诲以出要之方，示以降心之术。因而返谷静处闲居。……属炎灵标季，荐罹戎火，馁残相望，众侣波奔。显独守大殿，确乎卓尔，旦资蔬水，中后绝浆。贼每搜求，莫之能获。……自尔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余载。贞观之末，乃出别房。……梦见一僧威容出类，曰：“可往蕲州见信禅师。”依言即往双峰，更清定水矣。而一生染疾，并信往业，受而不治，衣食节量，柔顺强识。所往之寺五十余年，足不出户。……永徽四年（653年）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时年七十有七。
（3）衡岳沙门善伏传（卷二十六）
善伏，一名等照，常州义兴人。……五岁于安国寺兄才法师边出家，布衣蔬食，日诵经卷，目睹七行，一闻不忘。贞观三年（629年）窦刺史闻其聪敏，追充州学。因尔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后逃隐出家……至苏州流水寺壁法师所，听四经三论；又往越州敏法师所，周流经教，颇涉幽求；至天台超禅师所，示以西方净士观行。因尔广行交、桂、广、循诸州，遇综会诸名僧，咨疑请决。又上荆、襄斫部，见信禅师，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庐山，见远公（晋时的慧远）净土观堂。还到润州严禅师所，示以无生观。后共晖、才二师入桑梓山，行慈悲观。……常在伏牛山，以虎豹为同侣，食（饲）蚊虻为私行。视前六尺，未曾顾眄；经中要偈，口无辍音。……显庆五年（660年），行至衡岳……端坐而终。
像善伏这样一位终身行脚，游遍诸方的苦行和尚曾到过黄梅见道信，当然不足奇怪。但像法显那样“五十余年足不出户”，也居然赶到双峰去见道信，这可见黄梅教旨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了。
道信有弟子弘忍，见于《续僧传》的道信传。弘忍死在高宗咸亨五年（674年），在道宣死后七年，故《续僧传》无弘忍传。宋赞宁续修的《高僧传》成于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已在道宣死后二百二十一年，其中的弘忍传（在卷八）已受了8世纪以下的传说的影响，不很可信了。敦煌本《楞伽师资记》成于8世纪的前半，其中弘忍一传全采玄赜的《楞伽人法志》，时代更早，比较的是最可信的史料。我们现在抄玄赜此传于下：
大师俗姓周，其先寻阳人，贯黄梅县也。父早弃背，养母孝鄣（彰？），七岁奉事道信禅师，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憨，怀抱贞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具？）足焉。调心唯务浑仪，师独明其观照。四议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嘿之恒一。时四方请益，九众师□；虚待实归，月逾千计。生不属文而义符玄旨。时荆州神秀禅师伏膺高轨，亲受付嘱。玄赜（《楞伽人法志》的作者自称）以咸亨元年（670年）至双峰山，恭承教诲，敢奉驱驰。首尾五年，往还三觐。道俗齐会，仂身供养，蒙示《楞伽》义，云：“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成亨五年（674年）二月，命玄赜等起塔，与门人运天然方石，累构严丽。月十四日，问塔成未，奉答已了。便云，“不可同佛涅槃之日”。乃将宅为寺。又曰：“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云（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资州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兼有文性；华州智藏，随州玄约，忆不见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惠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越州义方，仍便讲说。”又语玄赜曰：“汝之兼行，善自保爱。吾涅槃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其月十六日……中，面南宴坐，闭目便终。春秋七十四。
《宋高僧传》说他死在上元二年（675年）十月二十三日，与此传相差一年零九个多月（咸亨五年八月改元上元）。玄赜自称当日在弘忍门下，他的记载应该可信（《唐书》一九——《神秀传》也说弘忍在咸亨五年，与《师资记》同）。玄赜死年已不可考，但净觉于《楞伽师资记》自序中说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敕召玄赜入西京，其时弘忍已死三十四年了，神秀已死二年了。玄赜必已是很老了。《楞伽人法志》成于神秀死（706年）后，大概作于708年左右。内，我们已见着资州智诜和韶州慧能的名字了。智诜是成都净众寺和保唐寺两派的开山祖师，又是马祖的远祖。慧能是曹溪“南宗”的祖师，后来他的门下神会和尚举起革命的大旗，推翻了神秀一宗的法统。当玄赜著《人法志》的时候，曹溪、净众、保唐三派都还不曾大露头角，法统之争还不曾开始，所以玄赜的记载应该是最可信的。大历（766-779年）以后，保唐寺一派所作《历代法宝记》（《大正大藏经》二○七五，182页）有弘忍传，全采《楞伽师资记》的材料，也有这传法弟子11人，但因时代不同，曹溪一宗已占胜利，故《法宝记》把这11人的次第改过了，成了这个样子：
又云：吾一生教人无数，除慧能，余有十尔：神秀师、智诜师、智德师、玄赜师、老安师、法如师、惠藏师、玄约师、义方师刘主簿，虽不离我左右，汝各一方师也。
这里把慧能提出，是已承认慧能真是传衣得法的冢子了。
我们看8世纪初年玄赜的记载，至少可以承认这一点：当8世纪之初，楞伽宗的大师神秀在北方受帝王和民间的绝大崇敬的时候，楞伽宗的玄赜在他的《楞伽人法志》里，正式记载韶州慧能是弘忍的11个大弟子之一。但我们同时也可以承认：在那时候，并没有袈裟传信的法统说，也没有神秀与慧能作偈明心，而弘忍半夜传衣法与慧能之说。
净觉所记，除全引玄赜的弘忍传之外，他自己还有几句话值得我们的注意。净觉说：
其忍大师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在人间有《禅法》一本，云是忍禅师说者，谬言也。
这是很谨严的史家态度。《续藏经》（第二编，第十五套，第五册）有弘忍的《最上乘论》一卷；巴黎所藏敦煌写本中有“蕲州忍和尚道凡趣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一卷”，即是《最上乘论》。这大概就是净觉在8世纪所否认的忍大师“禅法一本”了。
七、神秀
弘忍死在高宗咸亨五年（674年）。这时候，蕲州黄梅双峰山的一门，有道信、弘忍两代大师的继续提倡，已成为“楞伽”禅法的一个大中心，人称为“东山净门”，又称为“东山法门”。弘忍死后，他的弟子神秀在荆州玉泉寺（天台大师智顗的旧地）大开禅法，二十五六年中，“就者成都，学来如市”。则天皇帝武后的久视元年（700年），她下诏请神秀到东京；次年（大足元年，701年）神秀到了东京。宋之问集中有《为洛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可以使我们知道神秀在当时佛教徒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表文中说：
伏见□月□日敕遣使迎玉泉寺僧道秀（即神秀）。陛下载弘佛事，梦寐斯人；诸程指期，朝夕诣阙。此僧契无生至理，传东山妙法，开室岩居，年过九十，形彩日茂，弘益愈深。两京学徒，群方信士，不远千里，同赴五门；衣钹鱼颉于草堂，庵庐雁行于邱阜。云集雾委，虚往实归。隐三楚之穷林，继一佛而扬化。栖山好远，久在荆南，与国有缘，今还豫北。九江道俗恋之如父母，三河士女仰之犹山岳。谓宜缁徒野宿，法事郊迎；若使轻来赴都，遐迩失望。威仪俗尚，道秀所忘：崇敬异人，和众之愿。……谨诣阙奉表，请与都城徒众将法事往龙门迎道秀以闻。轻触天威，伏深战越。（《全唐文》卷二四○）看这表文，可见神秀名誉的远播，和北方佛教徒对他的热诚欢迎。张说的《大通禅师碑铭》说：
久视年中，禅师春秋高矣，诏请而来，趺坐觐君，肩舆上殿；屈万弃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武后、中宗、睿宗）国师。仰佛曰之再中，庆优昙之一现。……每帝王分座，后妃临席，鹓鹭四匝，龙象三绕；时炽炭待矿，故对默而心降；时诊饥投味，故告约而义领。一雨溥露于众缘，万籁各吹于本分。
这是帝后宫廷方面的隆礼。其实这时候的神秀已是太老了。碑文中说他“久矣衰惫，无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遗力谢”。他北来才六年，就死在神龙二年（706年）。张说碑文中说：
盖僧腊八十矣。生于隋末，百有余岁，未尝自言。故人莫审其数也。
张说也曾拜在神秀门下，故他撰此碑文，很用气力。他叙述神秀是陈留尉氏人，少为诸生，游问江表。老庄玄旨，《书》《易》大义，三乘经论，四分律仪，说通训诂，音参吴晋。……逮知天命之年（五十岁），自拔人间之世。企闻蕲州有忍禅师，禅门之法胤也。自菩提达摩东来，此法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继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远遐阻，翻飞谒诣。虚受与沃心悬会，高悟与真乘同彻。尽捐妄识，湛见本心。……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于是涕辞而去，退藏于密。仪凤中（676-678年）始隶玉泉，名在僧录。寺东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门兰若，荫松藉草，吾将老焉。”
他虽属玉泉寺，而另住寺东的山上，这也是头陀行的“阿兰若处”的生活。宋之问表文中也说他“开室岩居”，与此碑互证。因为他住在山岩，来学的人须自结茅庵，故宋之问表文有“庵庐雁行于邱阜”之语。
张说的碑文说达摩以下的师承世系，只是神秀自叙他的蕲州东山一派的师承。我们看了《续僧传》的达摩、慧可、法冲各传，应该明白达摩以下，受学的人很多，起自东魏、北齐，下至初唐，北起邺下，南至岭南，东至海滨，西至成都、绵、梓，都有达摩、慧可的后裔。单就慧可的弟子而论，人名可考者已有十二三人。僧粲一支最少记载，而他的派下道信与弘忍两代继住黄梅，就成为一大宗派。神秀所述世系只是这僧粲、道信，弘忍一支的世系。而后来因为神秀成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他的门下普寂、义福、玄赜等人又继续领众，受宫廷与全国的尊崇——因为这个缘故，天下禅人就都纷纷自附于“东山法门”，就人人都自认为僧粲、道信一支的法嗣了。人人都认神秀碑文中的法统，这正是大家攀龙附风的最大证据。南北朝的风气，最重门阀，故碑传文字中，往往叙门第祖先很详，而叙本身事迹很略，和尚自谓出世，实未能免俗，故张燕公的《大通禅师碑》的达摩世系就成了后来一切禅宗的世系，人人自称是达摩子孙，其实是人人自附于僧粲、道信一支的孙子了！
张说的碑文中有一段说神秀的教旨：
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人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前后。趣定之前，万缘皆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递为心要。过此以往，未之或知。
此段说的很谨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道宣所述达摩教旨的大意还都保持着。这种禅法，虽然已很简单了，但仍然很明显的是一种渐修的禅法。《楞伽》一宗既用《楞伽经》作心要，当然是渐修的禅学。《楞伽经》（卷一）里，大慧菩萨问：
世尊，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为顿为渐耶？
佛告大慧：
渐净，非顿。如庵罗果，渐熟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譬如陶家造作诸器，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譬如大地渐生万物，非顿生也，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譬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成非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