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本文对现代性、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经验现实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并对新型现代性、当代社会学重建的趋势、社会互构论的意涵进行了探讨、阐发和陈述。这当然绝非易举，但我们愿意进行这项深具意义的尝试。
一、现代性的危机、转折与社会学的成长机缘
当代现代性汇聚了全球化过程，正在风驰电掣般地推进。这一过程的迅猛转换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性和失控感，使其实质深藏不露，前景也更加难以捉摸。总起来看，现代性使人悬念叠生，人们感到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个过程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从多种多样的疑问中产生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现代性或被理解为对传统规范的反叛，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或被设想成从“简单现代性”向“反思性现代性”的发展，以不断地“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产生对现代性的超越（吉登斯）；或者从这一过程揭露西方现代性的虚假性，重申了理想主义的人类自我解放目标（沃勒斯坦）。也有人认为现代已经终结，我们正在迈向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所有这些不同的解释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现代性正面对深刻的危机和重大的转折。
旧式现代性的危机与新型现代性的曙光尽管当代对西方现代性的解释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争论，但从传统上看，资本主义是其根本性的制度纬度（关于这一点，马克思、韦伯、吉登斯、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已有明确的阐释）。欧美资本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价值观有天作之缘，这种价值取向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崇尚冒险，成功和创造性行动，为“初生的世界经济”（沃勒斯坦.2002）的形成，为生产率和利润率的不断提高、资本和财富的无限制积累，以及欧美资本主义的扩张提供了持久的动源。同时，在资本掌控中的科学技术发挥了”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哈贝马斯），极大地增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也膨胀了攫取资源的欲望。然而，自然的开发使资源日益变得短缺，财富的增长使贫困成了社会的痼疾，赢家拿走一切，悲痛留给了失败者，最终使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难以治愈的顽症。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迈尔斯），西方现代性的破坏性完全显露了出来。当人和社会选择了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趋向恶化，陷入了无可挽回的极度紧张和冲突激变的现实境地。于是，在这种现代性的推进之中，人赢得了对自然的控制，却丧失了整个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理想前景。而且，这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的不断扩展，逐渐祸及了“南方“和整个世界。正剧如此，即使“现代”是以最彻底的方式对以往的传统规范和腐朽观念实行“反叛”和“无可挽回的断裂”，事实上，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理念本身从一开始就发生了问题，注定了西方的现代性与传统性或陈旧性难解难分。--我们把这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当代现代性面临的危机，实质上正是这场源于西方、殃及全球的旧式现代性的危机。
上个世纪后半期，对现代化进行重新探索的思潮和实践在非西方世界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世界也出现了对旧式现代性的批判前锋。之后，苏东巨变、隔离两半球的铁幕消失，世界多极化政治格局逐渐形成，经济市场化浪潮在全球化的推进。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了重大转折来临的种种迹象：倒行逆施的自然政策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促使旧观念所建构的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之间界别的悄然消融，以这种界别为基础的各种裂变--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人类生活样式、社会组织模式、文明类型乃至国家界限所造成的分隔--也在漂移和重构，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世界重现了其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固有质性，这一切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性的陈旧理念基础，促使旧式现代性更加迅速地走向了危机时期。同时，这一系列社会巨变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人们越来越省悟到，人类对自然的掳掠和人类的自相奴役，是与人类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现代性就其实质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学技术的解放而是人类自身的解放，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现代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取决于它能够服务于人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否则，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因此，不能以科学技术的现代性取代人类解放的现代性。人们同时也认识到。尽管在资本的掌控之下，科学技术及其进步和创新依然显示了它作为生产力的独特效用，为解决人类已久的生活困扰、改变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促进人和社会的进步速率奠定了不朽基业。当今世界新科学技术体系的潜能，固然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社会，但也足以造就一个理想世界。
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的现代性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特别是在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开放、科教兴国、共建两种文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西部开发和扶贫共富，以及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等概念、思想和实践，强烈地透显出新型现代性的理念和初始内涵。我们认为，新型现代性必然是能够充分发挥本国特色优势，包容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切优点的现代性，是能够促进两种文明的共同发展、全面改善生态环境系统，使人与自然永远相携共存、使人类社会自身获得永久安全的现代性。简言之，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双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在我们看来，使科学技术的现代性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现代性，使现代性最终向人类自身解放的目标回归，这种自觉和由此而来的远大抱负，对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关于现代性与社会学，沃勒斯坦这样认为：“自从在大学有了讲授社会科学的院系以来，在其整个有建制的历史上，社会利学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刻，社会科学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社会科学既然是在这个熔炉里面形成的，它在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沃勒斯坦.2002：183）。这种情形对于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的社会学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说，西方社会学因现代性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而兴起，这些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就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这一过程造成的“独特的现代困境”--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紧张关系，成为了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论题；对这一论题的探索、歧见、争论，形成了这一学科的经典思想和学术传统。所以亚历山大认为，社会学的研究总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亚历山大，2000：9）。从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甚至直到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的思考可以看出，西方现代性困境及其造成的社会问题始终是西方社会学的基本内容。总而言之，以往的社会学是由西方的旧式现代性锻造而成的--它的感受力和想像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
尽管中国社会学的初源来自西方社会学，但两者的经验事实基础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现代性过程，这一过程由西方现代性扩散而引发，展开在由特定的时空具体性结成的中国本土社会背景之下，构成了中国社会学赖以生成的基本经验事实。因此，对上述两个密切关联但又相互区别的现代性过程的认识，对中国现代性本土取向的不断探索，以及对以西方旧式现代性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的认识，在中国本土社会学的构建和确立过程中始终具有重大的意义。当代现代性已经呈现出了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这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之时。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视野的重大调整、预设的根本变化、理论的重铸和再生。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当代中国社会学面临着新的成长机缘。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二、社会学的传统--二元对立的性状
走向现代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归根结蒂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构成了社会学研究、思考和想像的经验事实的基本来源。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学的诞生和成长阶段也是旧式现代性的成熟和扩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经历的裂痕、紧张、对立和冲突，在社会学记忆中久久萦回迁绕，挥之不去。通过社会学的思考，这一问题获得了知识的多种表达形式，成为实质性的内容沉淀在宏大叙事或个人述说、科学主义型理论或人文主义型理论之中。因此，这一问题与社会学知识中种种传统化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社会学后来的发展继续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直接造成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和取向、理论和方法的不同学术倾向的区分与对立，这些学术倾向在各自承续中的传统化，成为社会学知识体系及其格局的结构性因素，并导致了体系和格局的成长、积累和持续方式。所以，社会学的重大变化、危机和转折来自于旧式现代性的变化、危机和转折，而这两者的变化、危机、转折的具体内容，则来自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现代性不同阶段的演变与走向。
从米尔斯的概括质疑当代后现代主义
米尔斯曾对社会学研究的传统做了一个简洁的概括，认为存在如下三个总体的发展方向：第一种方向倾向于“历史理论”。他列举了孔德、马克思、斯宾塞和韦伯，认为在这些社会学家的思考中，社会学成为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尝试”，关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进行研究。这种尝试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和系统性的，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生活的规律性。第二种方向则倾向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突出例子是齐美尔和冯·维泽，他们的研究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社会学被用于对社会关系的划分和洞察其普遍一致特征。这类研究的观点“过于-静态和抽象”。第三种是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在此情况下，只要社会学被定义为对一些社会专门领域的研究，它就很容易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打零工的人，包容了学术剩余物的形形色色的研究。”对这三个总体发展方向，米尔斯强调“每个方向都易遭扭曲，甚至走火入魔”（米尔斯，2001：21-22）。
按照当代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时尚，在米尔斯所述三个发展方向中，“历史理论”和“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被讽刺意味地称为“鸿篇叙事”、“宏阔之论”或人类解放的“规划工程”（如作为“宏大理论”典型之一的帕森斯理论体系，甚至被视为“皇帝的新衣”）。这样一来，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三种研究方向，经过后现代主义者的简约，只剩下了一种研究。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否定了社会学对于确定性、普遍性知识寻求的必要，拒绝对社会生活的“宏观”现象进行研究，因而他们主张从个体和群体等“主体”立场出发进行小叙事和“述说”，侧重对局部类型的具体情境和有限题材进行研究和调查。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是个多彩多姿、丰富多变、多元多维的时空延伸缩扩过程，任何问题的理解都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方法、一种逻辑、一种陈述。人类对追求真、善、美的强烈愿望，正是人类思维和实践的无穷创造能力的底蕴所在。社会学不仅有必要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式对时空变换的社会生活进行观察、进行经验实证性调查研究、阐释和创建特定社会范域的应用理论，而且，无论从学术或实践意义上考虑，社会学都有必要对社会生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综合的和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当今世界的人们不是带着经验走向生活，如果没有一般观念和知识的引导，每个人都将面对一个似乎碎化了的、陌生的表象世界。反思过去、评价现在、探察未来并不是简单明了的感性直观，也不是日常知识、个人话语以及有限的具体的实践和经验形态所能够包容的。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种社会组织模式（经过规划的或未经规划的）能够使人们进入普遍认可的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因而声称“历史的终结”还为时尚早。因此，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宏大构想也不可能就此偃旗息鼓。在我们看来，正是由于“个人话语”、“小叙事”试图使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整体性社会世界情境变为原子式的破碎状，人类对自身生活的积极建构、对“规划工程”的能动策划也就具有了更为现实意义。社会学研究中的三个总体发展方向--“历史理论”、“形式主义”和经验实证性的调查研究，无论对于社会学还是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还是米尔斯说的好，“每个方向都易遭扭曲，甚至走火入魔”。我们从米尔斯的这些概括所得到的启发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反思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社会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一些极端倾向及其传统的重新审查，这一任务已经将社会学研究的多元多维性质作为前提蕴含其中，肯定了社会学的每一重要方向都有他其知识意义和思维合理性，也肯定了这种反思将产生社会学的“综合”发展趋势。
社会学的传统--二元对立的性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