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精英雷履泰
雷履泰，山西平遥人，生卒年月难以考证。
雷履泰最初受雇于同县李姓，在天津主持一家颜料铺，招牌叫做“日升昌”。雷履泰很善于经营，他对颜料的品质要求很高，总是采用质地最好的颜料，所以他经常不辞辛劳亲自入川采购铜绿等颜料。
产品的高品质，提升了日升昌在顾客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赢得了极好的信用，因此他所经营的“日升昌”很快便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
日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打理下，营业日盛、声誉日振，由于雷履泰经常入川采购颜料，连四川都知道日升昌这块“金字招牌”。
四川的交通极不便利，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交通不便利的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的交易所奉行的交易规则是：现款（银两）易现货，也就是说不能延期付款。所以，雷履泰每每入川采购颜料，都要携带大批银两。
雷履泰对颜料的品质要求特别严格，如果颜料不能达到他所要求的技术指针，宁肯空跑一趟，也不会购买劣质的颜料。可见“信义”二字是雷履泰经商所遵循的“铁律”。
因为雷履泰认为，商业信誉高于一切。在他看来，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要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
诚信不欺是经商彻底取胜的基本因素，由上可见，雷履泰具备了这一因素。
从相对应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有利必有弊。
雷履泰这样做虽然为日升昌赢得了很好的信用，提高了日升昌这一招牌的含金量，但却给他的经营带来了不少麻烦。他不得不经常携带大批量的银子出川入川，这样做不仅仅是运输上的麻烦，而且不安全，风险性极高，无形之中便提高了经营成本。
雷履泰很善于经营管理，他总是想尽方法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利润，当然是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加之他身受携带钜资出川入川之苦，这更坚定了雷履泰改革现有经营管理方式的决心。
而且，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时值清嘉庆末年，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携带钜资的交易方式风险性很高，也就是说当时的交易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式的需要。
雷履泰分析并认清了当时的时局、形势，认为现行的管理及其交易方式已经落伍。为了免作时代潮流的“弃儿”，就必须满足交易的便利性需求，降低成本。
那时，在京师做生意的西帮商人很多。每到年关时候，都要往晋省老家捎寄银钱。捎寄的途径，只能交给镖局押运。
镖局运现费用很高，路途上也常不安全。辛辛苦苦出来挣点钱，往家中捎寄却也这样不容易。
有一位在京做干果生意的西帮商人，与西裕成京号掌柜相熟，便与之商量：他往老家捎的银子，先交到西裕成京号，由京号写信给平遥总号，等他回晋后，再到西裕成总号取银。因是熟人，京号老帮也就同意了。
由此，开了异地汇兑的先例。
但起初，也没有谁把这当回事，只是觉得这样比镖局运现便捷许多就是了。西裕成也只是继续接受朋友的托付，两相兑拨，无偿帮忙，不收任何汇费。
渐渐地，西帮商人觉出了用此法调度银钱的便利，来求兑拨的越来越多。这才两相协商，交付一点汇水，变无偿为约定付费。
日升昌的掌柜雷履泰，独具眼力，很快看出了其中的巨大商机：这种汇水虽少，但钱生钱，来得容易，如广为开展，获利必丰。
大方向定了之后，雷履泰便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智能是无穷的，尤其是精明的商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后，雷履泰开创了汇兑法，亦即由日升昌收银出票，凭票到指定地点的联号兑取现银。
这样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满足其便利性需求，还可以降低风险性。如此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汇兑要收“汇水”，所谓汇水也就是汇费。汇水应该如何确定呢？这着实让雷履泰伤了一番脑筋。
深思熟虑后，雷履泰便确定了汇水的计算方法。汇水并无定额，而是根据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来确定，具体而言要根据三个因素计算出来：
一、路途的远近，远则贵，近则廉。
二、银根的松紧，大致由小地方汇到大地方来得便宜，由大地方汇到小地方来的贵，因为地方大则银根松，地方小则银根紧，如某处缺乏现金，而有待兑的汇票，则此时有客户交汇，正好价急，反有倒过来贴补客户汇费的。
三、计算银锭的成色。银锭的大小，通常分为三种：最大的五十两，为了便于双手携捧，做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式，即所谓“元宝”，而出于各省藩库的，称为“官宝”；其次是中锭，重十两，有元宝形的，称为“小元宝”，但通常都做成秤锤式，最小的或三两，或五两，通称“银锞”；再就是碎银，轻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制，如江浙称为“元丝”，底凹上凸，以便迭置。但不管任何形式、大小，银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汇时核算扣足。
待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完之后，雷履泰便将自己这一成熟的想法及其汇水的确定方法一并上报于财东。
异地运现，一向就是商家的大难事。但是没有哪一个商人怕钱多扎手，而是出于本能希望多多益善，有钱赚财东当然乐意。
所以，当雷履泰将其间的利害关系讲给东家后，财东大为其悦，当即便表示同意采纳雷履泰的提议，并以雷履泰所经营的颜料庄作为试点，对汇兑办法进行试营业。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
雷履泰是经商高手，他由民用家资，推想到商家贷款；由京晋两地，推想到国中各地；由北出口外的西帮，推想到纵横江南的茶帮、米帮、丝帮，银钱的流动那是无处不在的。
于是，就选派干练诚实的伙友，逐渐往南北各大码头设庄揽汇。
做金融生意，“信誉”是第一要紧条件。
雷履泰也是沾了西帮的光，靠着西帮既有的声誉，再加上他的巧为运筹，生意很快就兴盛起来了。
雷履泰在经营汇兑业务时，其初时的汇水，亦即汇费，只取百分之一，一两银子取一厘，比起镖局运现的收费，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是明处取利，定得低微，易于被更多客户接受，雷履泰还有暗里取利的手段，那就是在银子的“平色”上做文章。
那时代，白银为市面流通的主要货币，无论碎银、银锭、元宝……都有一个“平色”问题，“平”就是银子够不够它标定的分量，“色”就是银子的成色，即它的含银量足不足。
按道理，作为货币使用的银子，应该是既足量，又纯质的。但实际上，各地银两的“平色”，差异很大。
所以，在异地汇兑中，要换算出这种“平色”差异，加以找补扣除。
正是在这种换算中，雷履泰为其汇兑制定了自家的“平色”标准，使换算变得有利可图。
这种由兑换而得的暗利，一般是从“平”中取千分之四，从“色”中取千分之五六。“平色”合起来，又是一个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中，汇水多了一倍。
不过，这种“平色”暗利，雷履泰也严格守定于上述那个限度，再不叫扩张。因为太贪暗利，暗利必显，谁还信赖你？
不因一时利厚而太贪，这是雷履泰的精明处，也是西帮的商风。在收取汇水和平色换算上，日升昌以及后来的西帮票号，都恪守了雷履泰所定下的这些规矩，使汇兑得以做成大事业。
雷履泰经营有道，日升昌在他的主持下，日趋昌盛，生意越做越兴旺。雷履泰所创的汇兑法，极大的降低了经营成本，营利颇丰。其财东看在眼里，乐在心头，从此更加器重雷履泰，并对其信任有佳。
后来，出现了跟风现象，其它商家也效仿日升昌的汇兑法。也就是说汇兑法在商界逐渐被广为沿用。但是，由于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科学的管理方针、管理规章制度，使得汇兑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
雷履泰根据当时的时局预测，如果有一套科学并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将汇兑作为“主打”业务经营，必获大利。因此他便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
雷履泰素来“先行后言，而言之必果”，也就是说他重行讲效。所以雷履泰并没有停留于空想状态，而是将这一想法付诸于实际行动，开始起草创办票号的计划书。其中即有对当时形势的详尽分析及其今后的发展趋势，而且还有关于票号的发展战略及各种规章制度等，其中最为详尽的是有关票号的经营管理方略。
人们常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雷履泰制定的计划书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能，即便从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所以像雷履泰这样的管理“专家”，完全可以称之为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
雷履泰将计划书拟完之后，便拿着计划书去找财东。待见到财东之后，雷履泰说明来意并将自拟的计划书拿给财东过目。财东接过雷履泰的计划书，详细地从头到尾看了多遍，之后拍案连声叫道：“好！好！好！”但票号应命以何名呢？财东征求雷履泰的意见。
雷履泰沉着稳健，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答道：“以日升昌命名为最佳。”
财东接着问道：“何以见得？”
雷履泰答道：“无论是从知名度，还是从美誉度来看，日升昌都无可非议。因此，如果以日升昌这一‘金字招牌’命名，很容易被客户接受，可节省‘宣传费用’，而且可以将日升昌这一称号其无形资产的价值渗入到票号业务中，那么票号生意必会水涨船高。”
雷履泰提议以日升昌命名票号，再一次充分展现了雷履泰其过人的经营管理理念，他总能走在时代的前沿，还能想方设法做到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
财东听完雷履泰的科学性分析后，认为其言极是，说道：“好，就叫做日升昌票号。”并接着说：“从即刻起，我就正式雇用你为日升昌的大掌柜，委你全权负责一切具体事务。”
雷履泰听到财东的话心中很高兴。因为，第一、自己的提议被财东采纳了；第二、财东委以大掌柜之重任于己，说明财东不仅欣赏自己，而且对自己很信任；第三、自己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这正是自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所以，雷履泰没有推辞，接受了财东的聘用。
道光初年，也就是一八二一年，西裕成颜料庄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
这个由西帮新创的商行，就被称为汇兑庄。
汇兑庄，也就是俗称的票庄、票号。由于汇兑凭票兑银，所以叫做“票号”。我们知道，早先运送现银的方法，如果不是随身携带，就得交镖局保送，费用大、麻烦多、走得慢，而且还有风险，万一被劫或者出了其它意外，镖局虽然照赔，但总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号一出，请走镖英雄好汉的人就少了，也就是说票号业很兴盛。
一八二一年西帮票号的开山老店，或者说晋中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便诞生了！它的创始者是雷履泰。当然，雷履泰并不知道他的此创举是开了中国银行的先河。
自此，雷履泰的事业青云直上。从这一视角来看，称雷履泰为金融业领袖精英，其当之无愧！
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是现代银行的前身。票号在那时，无疑是朝阳产业，一旦“降生”出世后，很快就如火如荼，不可限量。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为春。
在平遥县西街，有一侯氏开办的名为蔚泰厚的绸缎庄，其与著名的日升昌票号中间只隔了一个小烧饼铺。侯氏眼见日升昌由颜料庄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十分眼红，便效仿日升昌的做法，于道光十四年（公元一八三四年）正式改组为票号。由于票号是很能赚银两的生意，所以后来其它商家纷纷将自己的庄铺改组为票号，票号生意成为山西商人的主营业务。
也就是说自日升昌票号开了票号业的先河之后，西帮的票号便风起云涌，出现了遍地开花之势。
雷履泰不仅经营管理上精明老练，而且在谋略上也颇具才能，运用得得心应手。这表现于他对人员管理的“能黑能白观”。
日升昌票号的大掌柜雷履泰和协理（俗称二掌柜）毛鸿翙，两人在日升昌票号创办初始之际亲同手足，相得益彰，劲儿往一处使，合作的比较愉快。但在事业成功之后，由于某些原因使两人原本和谐的关系产生了“裂缝”——他们开始了争名、争功、争权的明争暗斗。在两者的名争暗斗过程中，雷履泰奇招百出，稳操胜券。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具体事务不插手，全交由二掌柜毛鸿翙打点，但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来拍板决定，这使毛鸿翙觉得很不痛快。
此时两人之间的“裂缝”已越来越深，矛盾日渐尖锐。毛鸿翙想趁此机会排挤雷履泰。于是，毛鸿翙就去拜见了财东李箴视，不露痕迹地进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