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里，歌德体内多年郁积的苦闷淋漓尽致地发泄着，几乎不用费力地略施想象，魏玛公国就成了地狱中的天国。没完没了的狩猎，与得意忘形的乡村姑娘的翩翩起舞；此起彼伏的冰上舞蹈，假面露天晚会。……歌德简直是一快乐天使，惊得孤陋寡闻的魏玛贵族王公们目瞪口呆。奥古斯特公爵目不暇接地看着歌德层出不穷的花样，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私下对宫廷教师维兰德说，没有歌德，就不再出游。可怜的奥古斯特，魏玛公国的一国之君，尾追着歌德不放，甘愿做歌德的一道影子。
宫廷里的不满开始向外界渗透——王公贵族们几乎同时发现后院起火，夫人争着吵着要参加歌德的游戏，迟迟不愿归家，归来后也兴犹未尽地左一个歌德右一个歌德，家里的火药味日渐浓厚，而村姑们也着了魔，宁愿抛了家务去大饱眼福——他们夸大其词，说歌德显然带来了某种古老而荒诞的妖术。好在奥古斯特公爵母子都是着魔者，而且程度最深，宫廷里的流言便知趣地自我流放了。
两个月的狂欢是一场序幕，歌德似乎有意以此作为他在魏玛亮相的开端。他是这些狂欢活动的称职的首领，追随者光芒四射的眼睛就确证了这点。
歌德舍不得离开魏玛了，他测出了魏玛人激情的深度，眼前总有一位大人物在晃动，这位从他心底走出的大人物将在魏玛的舞台上大显身手，而魏玛人总是会准备好雷鸣般的掌声。公爵也将会是一位忠实的观众，正如现在。
他踌躇满志地想对治国安邦一试身手了。而年轻的公爵刚爬上钦佩他的心理顶峰，当年6月至1776年6月，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任命他为枢密院参事。六年后，又为他申请了贵族称号，从此，歌德的名字前多了一顶散发人类的特有臭味的帽子：“冯”。
权力和幻想结合了，却没有结出预想的硕果。在一切触及当权者的既得利益方面，歌德的幻想都一一破灭了，尽管他小心谨慎地伸出触角，但那触角都撞上了公爵身边密布的长矛，不得不痛得缩了回去。只有在具体的工作中，如矿业总监、军政大臣、筑路大臣、财政大臣时，他才有限地发挥，取得一些并不骄人的政绩。在魏玛公众的印象中，歌德正日益灰暗，远不抵乍来时善于煽情的形象鲜明。在他昔日的伙伴与同道者眼中，歌德也正令人惋惜地滑向封建统治者的怀抱。朋友伦茨走了，后因精神病了却残生；诤友克林格尔也走了，怀着对宫廷畏缩的歌德的厌恶与失望；克洛普施托克愤然与他断交；赫尔德则沉默着，两眼漠视着歌德……这期间，他的妹妹与父亲也相继于1777年和1782年去世了。
歌德两面背敌。一面是魏玛的大臣们充血的眼睛，眼睁睁地看着歌德官职的升迁与两倍于他们的薪俸；一面是昔日为他呐喊鼓掌的同道们鄙夷地旁观着他的“堕落”。因此，除了工作上必须的交道外，他几乎不见任何人，他过着一种不被人理解的两重生活——“我的政治上的和事务上的生活同我的道德上的和诗的生活是完全分离的，”——一种极具东方色彩的所谓外圆内方的生活。“邦无道，危行言孙”的西方孔夫子形象呼之欲出，但歌德的言行却证明他顶多是西方二流的孔夫子，并未得中国孔夫子真传：他小心翼翼地侍奉着公爵母子。其谨慎之极简直令人由可怜至厌恶；1779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时，他之狂喜溢于言表：“真像做梦一样，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德国公民能得到的最高职位。”……
然而，两种完全分离的生活只是他主观的良好愿望，他的心头始终埋藏着深深的不足与外人道的不安。从来就被朋友羡慕“不用考虑怎样挣面包”的歌德总是爱注意农夫、矿工、猎人怎样辛劳地挣面包，而且常常挣不来，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的悲哀，还遑论什么理想、道德？比动物还不如。而公爵醉心的却是风流韵事、狩猎饮酒，仿佛他一人吃饱，全国不饿似的。但惟因他不是一十足的混蛋，对歌德宠爱有加，歌德也就心存幻想，企图裹挟着公爵向理想主义冲击。公爵却懒得动步，一切都再理想不过了，只需要歌德帮着点缀点缀；王公贵族们则惶恐不安，生怕他会把既定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且歌德确也没拿出什么像其诗一般富有诱惑力的纲领来，有的只是对个体的远景式扫描。这个中原委除了诗人规划的太多易被自己动摇的诗意外，还不排除他过于敏感的眼睛：风吹草动只能为自己造就上下左右掣肘的政治环境以及泥淖似的道路。想象在现实中无插足之处，只好退回到内心，在诗剧《伊菲格尼》与《颂歌》中对现实做迂回的非分的想象。
歌德仿佛从狂飙突进中隐退了，站在了渺小与伟大的交界处。其实，在狂飙突进中，他已自觉地抽身了，他已清醒地认识到那只是一场文艺革命，而对于反对旧势力的斗争，五十年太短，而且战火会在更高的领域漫延，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至于《少年维特的烦恼》，他只是迫于内心要倾吐的愿望，那些无所事事的文评家的无限上纲的吹捧，他乐于接受，但又绝不承担什么责任。
魏玛十年，他几乎被众口一词地斥责为“渺小”，仿佛他一生下来就是伟人，而伟人总是被界定为不是人一样。大概是这些评论家们感到无从发挥，不如“死谏”“抗争”“悲惨命运”给他们创造的说大话、挣稿费的机会多。而这些人，几乎都是思想与行动上的双料侏儒。很难想象，一个伟人，如果没有像样的自身生活，其伟大性会有多少可信之处。伟大，应当是丰富的单纯，复杂的高洁，劣根性与优越性的合力，箭头指向未来。
可幸的是，在魏玛，不仅有公爵母子的用心不明的呵护，歌德还遇上了冯·斯泰因夫人，须臾不离爱情的“歌德式生活”算是又有了眉目。
其时，斯泰因夫人与丈夫御马总管过着富足太平却缺乏梦幻的日子。丈夫整日与动物之善者——马打交道，因而性格上倒超脱于一般的王公大臣，保留着通常人所不抵的不独属于动物的优点：善良、耿直，但这些优点在斯泰因夫人眼中却无足轻重。她琴棋书画都略知一二，雅人自扰的本事远在丈夫之上，但身心却已深入冬季：生过七子的身体常常受病菌的骚扰，所有的不满与渴望都自觉地处于克制状态，不算漂亮的脸上潜伏着深刻的忧郁，热情却蕴积在眼角，时刻想发芽。她在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一位不用介绍就能读懂她的全部的读者的到来。
歌德是解读女人的能手，以至晚生海涅恨得咬牙切齿，大骂其只知吻女人的香唇。但斯泰因夫人却并不像她的前几位，如激情主义的抒情诗，她仿佛知道如何对待歌德：冷静而不乏激情，亲热又不失距离，她以自己的言行为美作了一相对完美的注脚。因此，从1776年至1788年十二年间，两人的交往也没引起多大非议。在这十二年间，斯泰因夫人的情感几经大起大落，青春期的最后骚动被歌德的一千多封书信有效地平息了，终不失贵夫人的身份。而且还为魏玛留住了歌德，为歌德留下了《意大利游记》和四十余首抒情诗。
当初，他与斯泰因夫人的交往就被友人警告为“冒险”，但他却并未感到冒险的巨大欢乐。一个颇为自持的有夫之妇所能给予的远远不能满足歌德，尽管歌德在献诗中说：“我的生命也完全仰仗着你，”但这只是诗人的诗的语言，与歌德已隔了一层，好在斯泰因夫人并未全信，她始终脚踏魏玛那块庸俗的土地，未敢抬脚蹈空，除了放纵一下思绪。歌德也未全信，他选择了出游——一是找回一下浪迹天涯的感觉，二是为了与职务有关的科学研究的兴趣。但短暂的出游并不能了结思想上的愁结。1779年与公爵结伴出游，只发现卿它宫廷“主要是由笨蛋和无赖组成。”而1784年他的科研的最真实的硕果——人类颚间骨的发现，也因一位专家对管闲事的门外汉的轻蔑而被科学史拒之门外。
歌德变了，浑身甲胄，外表像一戚戚小人。他不得不考虑一次出游，从甲胄中，从魏玛半死不活的氛围中出逃，否则，他是万难新生的。
四、漫游意大利
歌德在魏玛从政期间，主要精力都放在管理国家大事上，但也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他研究过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
歌德把当时的魏玛剧院看成是他施展艺术才能的地方。他写的《葛兹》《哀格蒙特》等剧，都在这个剧院演出过。在上演由他编写的《伊菲格尼在陶洛斯》时，他不仅担任导演，还亲自饰演男主人公奥列斯特。女主角则由著名的女演员科罗娜担任，扮演伊菲格尼。某位亲王演皮拉达。宫廷侍从官克涅别利演福安特。不说剧情怎样，这些演员就很吸引人。歌德经常在这个剧院里自编、自导、自演，很受观众的欢迎。演出时，他穿着古希腊式的白色短长衫，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雄健优美。演伊菲格尼的科罗娜，穿着女祭司的长袍，庄重素雅，很像古希腊的女神。两人的精彩表演，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伊菲格尼在陶洛斯》是歌德来魏玛后的第四年写出来的。他所以要写伊菲格尼，是他发现他的朋友封·施太因夫人身上那种忧郁的沉思，那忍受痛苦的精神，那舍己助人的善良品格，很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伊菲格尼。经常和他一起排戏的女演员科罗娜，她那古希腊女神的脸型和比例和谐的优美的身段，也像伊菲格尼。于是他便把施太因夫人的内在美和科罗娜外在的美融为一体，塑造了伊菲格尼的形象。另外的一个原因，他觉得这里的环境鄙俗，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挚的情感。他想借伊菲格尼在祭坛上救出即将被杀死用来祭神的亲弟弟的故事，揭示出人类的天然关系和高尚的感情，唤醒观众的天良和人性。
歌德的国务活动很忙，他往往安不下心来进行写作。他在写《伊菲格尼在陶洛斯》时，为了排除各种干扰，在创作的6个星期内，特意请来音乐师给他演奏。歌德说：“那些美好的声音终于逐渐地把我的灵魂从记录与文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隔壁的那个绿色的房间里，正在演奏着四重奏，我倾听着，悄悄地招引来一些遥远的形象。”《伊菲格尼在陶洛斯》的人物形象也就栩栩如生地产生在他的笔下。
此外，为了节日演出之用，他还编写了许多应景的剧作，这些剧多是半悲半喜的滑稽剧。
为了使魏玛剧院成为一流的剧院，他对剧院的建设、演员的培养、演出的效果，都极为关心。扮演伊菲格尼的女演员科罗娜，就是他从莱比锡请来的。科罗娜原来是一个女歌手，他看她具有演员的素质，就把她从莱比锡带到魏玛，经过精心地培养，科罗娜终于成为名演员。
后来，在他担任文化大臣时，便直接地管理了这个剧院，苦心经营了30多年，花尽了心血。当1825年这个剧院被大火焚毁时，他非常痛心。午夜，他被救火的嘈杂声吵醒，他从窗口望见剧院的上空烟火升腾，接着，他的小孙子跑来告诉他“剧院”失火了。他望着烟火弥漫的夜空，往日的演剧排剧的情景又浮现在心头。他神情发呆，身子在微微地颤动，很久不说一句话。随后，温克尔曼先生来看他，向他报告了剧院起火的情形，他眼角流出了泪水，嘴里不断地喃喃着，“人的遭遇就是这样的惨啊！”
歌德从小就喜欢画画，在莱比锡又跟美术教授埃席尔学过绘画知识和技巧，画出来的画，虽然不像他写的诗那样精彩，但也看得过去。到了魏玛，他整天忙于公务，每当感到疲劳或心烦意乱时，就以绘画为兴奋剂或镇定剂。有时整天地画画，主要画大自然的风景。他幽默地说：“画画——这是我的橡皮奶头，就像人们给婴儿的那样，含着它，婴儿就不再啼哭，渐渐入睡，他还以为含着奶似的。”他还说他得了一种“绘画狂”的病，经常要发作。他提倡人们去学绘画，因此，他特别关心魏玛美术学校。当他得知美术学校的一些老师和学生不懂解剖学时，就想给他们开这门课程。他在莱比锡学习过解剖学。为了开好这门课，他又跑到耶拿大学复习解剖学。他非常运气，正赶上这里要解剖两个青年人的尸体。他参加了整个的解剖工作。他这时忽然想起一个科学命题，就是一些学者认为人与动物头骨的区别，就在于人没有颌间骨，另一些学者则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人也应有颌间骨，只是还没被发现。于是他拿来动物的头骨和这两个人的头骨相比较。从而发现了一个颌间骨的痕迹。他为此写了一篇学术论文，轰动了自然科学界。这让他觉得“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做出了科学发现的那一刹那间”。
他闯入了自然科学领域，大胆地提出人也有颌间骨，并声明：“根本无法找到人与动物之间在骨骼上的任何区别。”这立刻招致学术界的许多人的反对。事隔一个世纪之后，他的这一科学发现，才进一步被证实。
在37岁的歌德身上，作为魏玛大臣的庸人和作为诗人的伟人，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品格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个只想屈从鄙俗的环境，谨小慎微地维护那高官厚禄的地位，贪图过着那种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安逸的蜗牛式的生活；另一个却厌恶这一切，要求还其诗人的自由，到广阔的天地里去，过那丰富多彩的生活，创作具有叛逆精神的伟大作品。这个一无所有的伟人，要想战胜那个官居显要，有权有势的庸人，谈何容易！世上有谁肯轻易地放弃到手的荣华富贵呢？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他居然做了凡人所不能做的事。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他要弃官做自由的诗人了。
歌德向魏玛君主请了一个不定期的长假，他要自由、安静地生活一段时间。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到他向往已久的意大利去旅行。用新鲜的空气来恢复他的身心健康，用新的环境、新的印象来启迪自己的心灵。他还准备在异国他乡的罗马住上几年，安安静静地将自己的著作编成选集出版。甚至他还打算在那里度过后半生。
歌德于1786年9月离开魏玛，没有带侍从和仆人，只身一人，穿着普通人的衣服，隐姓埋名，自由自在地上路了。他先到了风景秀丽的阿尔卑斯山。雪山、森林、山溪、草地、多变的奇峰怪石，美丽的大自然使他像孩子那样狂喜。他大声地喊着：“大自然是我的故乡！”“我又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啊！大自然，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他在这里还捡到一块嵌着碧石的石英石，闪闪发光像宝石一样。他一边研究它的构成和特质，一边玩赏着。他把它带到意大利，后来又带回魏玛，像一件珍品那样收藏着。
他翻过了阿尔卑斯山，穿过了勃伦纳山口，来到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城镇——维琴察。他在这里逗留了几天。他换上意大利市民穿的衣服，整天地逛市场，和市民聊天，跟孩子们一道玩耍，像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浪汉。
他没有带仆人，穿衣吃饭，住店乘车，花钱记账，什么都得自己干。开始他觉得笨手笨脚，慢慢地便熟练起来，人也变得活跃了。他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一个人倚仗着别人服侍过活，就会提前变得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