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契尔特科夫简直是一个命运的宠儿，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而且显赫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做过两任沙皇的参谋总长，他的母亲是个聪明漂亮的女人，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后代。也许是母亲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教育了儿子，年轻的契尔特科夫鄙视权贵、厌恶官场。一次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举办的宫廷舞会上，风度翩翩的契尔特科夫引起了女士们的注意。当乐队奏起华尔兹舞曲时，沙皇的亲属中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走到契尔特科夫跟前，伸出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想跟他跳一圈华尔兹。契尔特科夫却大模大样地一鞠躬，不卑不亢地说：
“对不起，夫人，很抱歉，我不想跳。”
“是吗？傲慢的年轻人，您会后悔的。”夫人愤愤地说着，扭头离开了舞厅。
契尔特科夫的放肆无礼，使廷臣们吓得要命，但他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周围的人谈笑风生。
这就是契尔特科夫的性格，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蔑视权贵的性格使他和托尔斯泰结成了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朋友。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托尔斯泰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工作，为此，他曾多次遭到沙皇政府的驱逐和流放，但他忠贞不渝。
托尔斯泰办出版社的决心已定，于是他叫来了契尔特科夫。
“契尔特科夫，亲爱的朋友，我想为我们苦难的俄罗斯做一点事，您知道有时候我感到千百万俄罗斯的农民站在作家们面前，好像一群雏鸦，他们张着嘴说：‘先生们！亲爱的作家们，请给我们嘴里投下有益于我们也无愧于你们的精神食粮吧，那一本本木刻版的杂货摊上的食物，我们享用够了，请拯救我们的灵魂吧。’怎么样，契尔特科夫，我们共同来做这件事可以吗？”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想得太妙了，让我们为咱们的穿树皮鞋的朋友们办一个出版社吧，专门为他们写一些书，只是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媒介》出版社吧，我们就是要给农民传媒、介绍文学作品嘛。”
两个朋友商量好了办社宗旨，契尔特科夫就开始跟出版商们交涉了。
1884年秋末，萧瑟的秋风吹落了树叶，枯黄的落叶铺了满地。穿着翻皮大衣，贵族派头十足的契尔特科夫走进了出版商瑟京的家。
“请问先生，您找谁？有何贵干？”
“对不起，冒昧打扰了。自我介绍一下，退职上校契尔特科夫，我受托尔斯泰伯爵的委托跟您协商一下出版事宜。”
“出托尔斯泰的书？那可太好了！准能赚大钱，我同意！”惟利是图的出版商高兴地答应着。
“不，我们不想赚钱，本着薄利多销的原则，我们想为人民出些书。”
“为老百姓出书，那能有几个钱？”出版商瑟京犹豫地说，“赔本的买卖，我们可不干。”
“先生，我们不勉强你，你不出，我们可以找别的出版商，我想托尔斯泰、柯罗连柯这些知名作家的作品会有许多人想出的。”契尔特科夫不容反驳地说着。他那种居高临下的贵族气派让农民出身的瑟京肃然起敬，总是从赢利出发考虑问题的瑟京当然对“为人民出书”的目的不感兴趣，但是当他听到托尔斯泰、柯罗连柯、列宾等这些大作家、大画家的名字时，他好像看到了大把大把的卢布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于是他稍加考虑便说：
“好吧，先生！咱们成交了，只要是名家的作品，我愿意优惠出版。”
就这样在契尔特科夫的努力下《媒介》出版社终于成立了。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民间故事集》和一些通俗的外国小说以及托尔斯泰创作的一些通俗读物。这为普及俄罗斯文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之，为了把最好的精神食粮交给人民，托尔斯泰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全部心血，他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实践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托尔斯泰在对人生的不断探索中，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认识到劳动人民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农民有了深厚的感情就毅然走向人民，决心要“劳动、谦卑、受苦、救人”。
每天春天来临，托尔斯泰就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离开莫斯科，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
1883年4月23日，春天的一个早晨，一场大火忽然席卷了雅斯纳雅·波良纳村。火灾是俄国农村最可怕的灾难，因为村里没有消防队，也没有水，每个村庄100户人家才有两三口井，还得用粗绳索在手摇轱辘上用桶汲水。只要一家失火，火势会像闪电似的蔓延，沿着茅草的顶篷、篱笆，从一栋房屋窜到另一栋房屋，火势凶猛，几乎无法扑灭。
大火熊熊地燃烧着，孩子们哭哭啼啼，女人们边哭边数落地喊天呼地，从院子里赶出来的牛马惊恐地嘶叫着，满脸烟灰的庄稼汉们则神情刚毅地从烈火燃烧的房屋里抢救出最后一点家具杂物，同时用钩竿拉开燃烧的圆木，以便阻断火路。人们东奔西跑，呼喊声、咒骂声乱成一片，正好在家的托尔斯泰听到呼喊声立即赶到起火现场，组织抢救。他高大的身影时而出现在这里，时而出现在那里，从容地指挥着灭火工作。他让仆人从庄园里运来了一些大桶，自己亲自提水往火上泼，但是春天气候干燥，火就风势很快就把整个村庄吞没了，只剩下一片灰烬和瓦砾。
托尔斯泰很痛心，他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妻子说：“我很怜悯那些庄稼人，粮食全烧光了。所受损失将超过一万卢布。目前最缺少的是燕麦种子，请和谢辽沙哥哥商量一下，开个条子让我到皮罗戈沃庄园去取一百石燕麦，价钱按他的最高售价付给。”
托尔斯泰就是这样在村民最困难的时候，他慷慨解囊，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贫苦的庄稼人。然而这也正是他和妻子索菲娅的矛盾所在。
1890年冬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下个不停。天气出奇地寒冷。缺衣少柴的农民更是冻得无法忍受，于是几个农民偷偷地砍了托尔斯泰家的几棵松树并把它从林子里运走了。托尔斯泰夫人索菲娅得知后，非常气愤，立即向当局提出了控告，自治会长官就派警察逮捕了那几个农民。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托尔斯泰。他极度痛苦，辗转反侧，夜不能眠。他想：那几个农民砍几棵树不过是被贫困所逼，妻子怎么能让当局把这几个可怜的农民抓去坐牢呢？于是他毫不留情地责备妻子说：
“你太过分了，索菲娅！仅仅为了几棵树，你就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有妻子儿女呀。”
“几棵树，也是咱们家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不及时制止那就会丢失更多。”索菲娅也毫不示弱地说。
“好吧！我要向政府宣布，我不承认私有财产，我还要放弃版权！”托尔斯泰气愤地嚷着。
“什么，你不承认私有财产？你忘了你还有八个孩子，你不怕倾家荡产吗？”妻子说着就大哭起来。
托尔斯泰这时候真想离家出走，他要尽快地摆脱这些私有财产的重压，然而妻子索菲娅是决不允许的。这样，他和妻子的关系渐渐出现了裂痕。
然而托尔斯泰家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
长长的餐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精美食品，四周总是坐着二十几个人。原来，在俄罗斯贵族家庭里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饭桌上总不会少于15人。在谢里耶夫伯爵家，全家16口人，可饭桌上不能少于三十人。在奥尔洛夫公爵家进餐的客人中有半数以上是陌生人。纳雷什金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的，如果饭桌上只有20个客人，他就会生气，认为这是世风日下、家族衰败的征兆。血统高贵的托尔斯泰伯爵家自然也是如此。每到夏天，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骑马、打猎、野餐、出游，人来客往好不热闹。
这热闹，托尔斯泰是决不参与的，他不愿和客人在餐桌上海阔天空地神聊。从早晨起他就躲开这热闹欢快的场合，钻进自己的书房里写作。从下午一点到到八点他都在田野里不停地劳作着。在烈日骄阳下，托尔斯泰一手扶着犁，腰带上还拴着另一匹拖着耙的马，他在为孤寡老人耕地。他累得汗如雨下，那件下地干活穿的粗布“托尔斯泰服”全都湿透了。上坡的时候，他脸色有些苍白，花白的头发粘在汗淋淋的前额上，显出疲惫的样子。但每当他下坡时，目光中总流露出欢快的神情。
托尔斯泰伯爵这个过惯上流社会豪华生活的贵族，这个蜚声世界文坛的伟大作家，他在思想和生活上发生的这些巨大的变化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深受当时进步人士的敬仰。
六、复活
一八八七年，雅斯纳雅曾来过一位特殊访问者——著名的司法界人士、上诉厅总检察长科尼。科尼同时还是一位作家，他与许多文学大师有交情，如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工作中，科尼了解许多案子的来龙去脉，引起托尔斯泰的极大兴趣。有一次，他给托尔斯泰讲了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
七十年代初，当科尼在彼得堡区级法院当检察官时，一位上层社会的青年人来找他，向他申诉，说监狱里的人不许他把一封信交给一个名叫罗扎莉娅的女犯人，除非由监狱的人先拆开看过。科尼向他解释，这是规定，于是青年人着急地说：“那么请您看完信，吩咐把信交给她。”原来那位女犯人是一位波兰妓女，被控告偷了一个喝醉酒的嫖客一百卢布，法庭审决她四个月的徒刑。科尼对青年人说：“这样吧，我可以不拆看你的信，请你简单告诉我信中写的是什么。”“我向她求婚，希望快些举行婚礼。”科尼很奇怪，问他：“你是个贵族吧？”他回答说是的，并说出了俄罗斯一个古老贵族的姓氏。科尼问他能否问他几个问题，他同意了。科尼问：“你是在哪儿认识罗扎莉娅的？”“在法庭上。”“她的什么地方使你入迷，长相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娶她呢？你了解她的过去吗？”“她的案子我清楚，我是这个案子的陪审员。”“你和她结婚后怎样生活？你能和她共同出入社交场合吗？你父母同意吗？假若她故态复萌怎么办？而且你们悬殊这样大，怎么会有共同语言，那不是双方都感到痛苦吗？”青年人站起来，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用自己颤抖的手倒了一杯水，稍稍镇静了一下，断断续续地说：“您说的我都想过，但我还是要娶她。”科尼劝他是否再好好想一下，虽然拯救一个堕落的女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用结婚这种办法也许不会有任何结果……科尼把信转给罗扎莉娅后，很快就收到了她文理不通的回信，她同意结婚。作为一名检察官，科尼认为有责任避免那位神经发热的贵族青年陷入不理智的行为，所以坚持必须在四个月刑满后才准许女犯人同青年结婚，而且很快地，斋期来临，在斋期中是禁止结婚的，所以立即举行婚礼的事只好放下了。在等待的时间里，青年人时常去看望罗扎莉娅，她因为疯狂地用下流话骂同牢犯人，被关入单人牢房。青年送给她许多结婚礼物，她十分高兴。然而，斋期结束时，罗扎莉娅突然得了斑疹伤寒，死了。从此，科尼再没见过那位青年。过了几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尼从一位看管女牢房的可敬的老婆婆那里得知了罗扎莉娅的历史。罗扎莉娅是一位孤女，她父亲死时，把她托付给庄园主，一位阔太太。她长到十六那年，来了一位庄园主的亲戚，就是那位贵族青年，他看上了罗扎莉娅，并诱惑了她，当这事被发现时，庄园主太太不是按常理赶走贵族青年，而是赶走了姑娘。后来，青年人也抛弃了她。她生下孩子，送到育婴堂，一步一步堕落下去。终于有一天，命运使贵族青年做了陪审员，参与了对罗扎莉娅的审判，他认出了她，他知道这个女人的堕落完全是他的责任。于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心灵煎熬后，他知道，唯一的选择就是与她结婚……
托尔斯泰认真地听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后，第二天早上对科尼说，他晚上考虑了很久，建议科尼将这故事写出来，交给“中间人”出版，科尼答应了。托尔斯泰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科尼为人很亲切，他答应给中间人出版社写一个短篇，我对此抱着很大希望，因为情节十分精彩，而他又很有才能。”然而过了不久，一八八八年四月十二日，托尔斯泰又写信给比留科夫：“请您问问科尼，他答应写的那个短篇是否已经写了，如果还没开始写，那他是否可以把这个短篇的题材让给我，因为这个题材非常好，非常需要。”在给索菲娅的信中，托尔斯泰也说：“妙极了的题材，要是能让我写就好了，真想写。”后来托尔斯泰直接写信给科尼说他想采用罗扎莉娅和她的诱惑者的故事。这个创作意图使托尔斯泰一直不得安宁。一八八八年六月一日科尼回信说：“我热切地请求您不要放弃这个念头。经过您的手笔，这个故事一定会让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受感动，最最不动脑子的人看了也会开始思考起问题来。”
托尔斯泰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人性、良心“复活”的故事，是一个人通过非凡的努力走向“天国”的故事，也是一个揭露了社会黑暗，指出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故事，这种故事是晚年的托尔斯泰唯一感兴趣的。
《复活》是一八八九年开始动笔的，直到一八九九年才完成，前后写了十年。为了写这部小说，托尔斯泰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他曾借助于一位司法界人士达维多夫的帮助，多次出席法庭的会议，翻阅法庭的记录，考察监狱的生活情况，与被告和囚犯谈话。犯罪者中有许多妓女。他还为犯案的人奔走说情，宣传他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有一天，他没通过任何人准许，来到莫斯科布蒂尔基监狱，在监狱附近，他碰到一个人，就问他是否是看守，对方回答是典狱官，他问：“您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关于囚犯生活的材料？”那人回答说这是严格禁止的。但当知道问话者是谁时，那人便把托尔斯泰请到家中，尽其所能地回答了问题。谈了一个多小时，托尔斯泰告别时，请这位典狱官有空到自己家去。他的名字叫维诺格拉多夫。后来，在整个一八九九年冬天，他们经常见面。托尔斯泰请维诺格拉多夫看《复活》的校样，请他指出监狱生活的描写中有哪些不准确的地方。维诺格拉多夫指出了一些诸如监狱服装的错误等，最重要的是，指出政治犯和刑事犯从来不关在一起，连接触也不可能，这使托尔斯泰对小说第四稿作了根本性的改动，把女主角玛丝洛娃认识政治犯的时间改在她去西伯利亚的时候。后来，托尔斯泰对朋友说：“在我的小说中原有女刑事犯在监狱里见到政治犯的场面，他们之间的对话对小说情节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后来我从熟悉内情的人那里得知，在莫斯科的监狱里这种会面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把这些章节全部改写了，因为我不能毫无根据地去写。”为了真实性，托尔斯泰甚至跟着押解犯人的队伍一直从监狱走到车站。
《复活》最后完成时速度很快，“就像炮弹接近地面时一样”，原因之一是为了非灵派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