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仆抬起了帆布床，绕着那些绿色的帐篷兜了一圈，然后沿着岩石走到那片平地上，走过那两股浓烟——现在正亮晃晃地燃烧着，风吹旺了火，野草都烧光了。他们来到那架小飞机前。好不容易把他抬进飞机，一进飞机他就躺在皮椅子里，那条腿直挺挺地伸到康普顿的座位旁边。康普顿发动了马达，便上了飞机。他向海伦和两个男仆扬手告别，马达的咔哒声变成熟悉的吼声，他们摇摇摆摆地打着转儿，康普顿留神看着那些野猪的洞穴，飞机在两堆火光之间的平地上怒吼着，颠簸着，随着最后一次颠簸，起飞了，而他看见他们都站在下面扬手，山边的那个帐篷现在显得扁扁的，平原展开着，一簇簇的树林，那片灌木丛也显得扁扁的，那一条条野兽出没的小道，现在似乎都平坦坦地通向那些干涸的水穴，有一处新发现的水，这是他过去从来不知道的。斑马，现在只看到它们那圆圆的隆起的脊背了。大羚羊像大拇指那么大，它们越过平原时，仿佛是大头的黑点在地上爬行，现在当飞机的影子向它们逼近时，都四处跑散了，它们现在显得更小了，动作也看不出是在奔驰了。你放眼望去，现在是一片灰黄平原，前面是老康普顿身着的花呢茄克的背影和那顶棕色的毡帽。接着他们飞过了第一批群山，大羚羊正在山上奔跑，然后他们又飞过一片高峻的山岭。在那陡峭的深谷里生长着浓绿的森林，还有那生长着茁壮的竹林的山坡，接着又是一大片茂密的森林，他们穿越一座座尖峰和山谷。山岭渐渐低斜，接着又是一片平原。这时候天热起来了，大地显出一片紫棕色，飞机里显得有点闷热，康普顿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他在飞行中的情况怎么样。飞机前面又是黑压压的崇山峻岭。
飞机没有往阿鲁沙方向飞，而是转向左方，很显然，他认为他们的燃料足够了，往下看，他看见一片像从筛子里筛落下来的粉红色的云，正掠过大地，他知道那是从南方飞来的蝗虫。忽然他们爬高，似乎他们是往东方飞，接着天色晦暗，他们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大雨如注，仿佛象穿过一道瀑布似的，当他们穿出水帘时，康普顿转过头来，一面咧嘴笑着，一面用手比划着，于是在前方，他看到一个象宇宙那样宽广无垠，在阳光中显得那么高耸、宏大，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的山峰，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这时他明白，那儿就是他要去的目的地。
正在这时，鬣狗在夜里停止了呜咽，开始发出一种奇怪的几乎象人那样的哭声。女人听到了这种声音后，在床上不断的辗转反侧着。她正梦见她在长岛的家里，那情景好像是她女儿第一次参加社交的前夜，似乎她的父亲也来了，他看上去显得很粗暴。接着鬣狗的大声哭叫把她吵醒了，她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她感到很恐惧。接着她拿起手电朝另一张帆布床照去，哈里睡着以后，他们把床抬进来了。在蚊帐里，隐约可见他的身躯，他把那条伤腿伸出来了，在帆布床沿耷拉着，敷着药的纱布也都掉落了下来，她不忍再看这副景象。
“莫洛，”她喊道，“莫洛！莫洛！”
接着她又说：“哈里，哈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她提高了嗓子，“哈里！请你醒醒，啊，哈里！”
他没有呼吸了，也回答不出话来了。
帐篷外，鬣狗还在尖声怪叫着，她就是被这种叫声惊醒的。可是因为她的心在猛烈地跳动着，所以她没有听见鬣狗的哭叫声。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他的父亲在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时就去世了，他的经理替他把他父亲长期安葬了。就是说，这样他父亲可以永久享有这块墓地的使用权。不过他母亲去世时，他的经理就想，他们之间不可能永远这么热乎。他们是一对儿，毫无疑问他是个同性恋者，所以经理就替他把他母亲暂且安葬了五年。
第一份通知是他从西班牙回到墨西哥收到的。上面说，五年到期了，要他办理续租他母亲墓地的事宜，这是第一份通知。永久租用费只有二十美元。当时我管钱柜，我就说让我来办理这件事吧，帕科。谁知他说不行，他要自己料理。因为葬的是他母亲，他要亲自去办。他会马上料理的。
第二份通知是在之后的一个星期收到的。我念给他听，我说我还以为他已经料理了呢。
没有，他说，他没有料理过。
“让我来办理吧，”我说，“钱柜里就有钱。”
不行，他说。谁也无法支使他，等他有了空闲就会亲自去办的。“无论怎样总得花钱，早点花也没什么意思。”
“那好吧，”我说，“不过你一定要把这事料理了。”这时他除了参加义赛外，还订了一份合同，规定参加六场斗牛，每场报酬四千比索。光是在首都他就挣了一万五千多美元。总之，他忙得不可开交。
又过了一星期，第三份通知来了。我念给他听，通知说如果到下星期六他还不付钱，就要挖开他母亲的墓，把尸骨扔在万人冢上。他说下午到城里去，自己会去办的。
“干吗不让我来办呢？”我问他。
“你别管我的事，”他说，“这是我的事，我要自己处理。”
“那好，你既然这样认为就自己去办吧。”我说。
尽管他身上有一百多比索，他还是从钱柜里取了钱，他说他会亲自去料理的。他出去时带了钱，所以我以为他肯定已经把这事办好了。
过了一星期，又来了通知，说他们已经把他母亲的尸骨扔在万人冢上了，因为他们发出最后警告后，没有收到回音。“天啊，”我跟他说，“你说过你会去付钱，你从钱柜里取了钱去付的，如今你母亲落得如此地步。我的天哪，想想看吧！你亲生母亲被扔到万人冢上。你干吗不让我去料理呢？本来在第一份通知收到时我就可以去付的。”
“这事与你无关，这是我的母亲。”
“不错，这事与我无关，这是你的事。任凭别人对你母亲如此作践，你太没人味儿了？你真不配有母亲。”
“这是我母亲，”他说，“现在她跟我更亲了。现在我用不着考虑她葬在哪个地方，并为此伤心了。她现在就像飞鸟和鲜花，在我周围的空气中。她现在随时跟我在一起了。”
“天啊，”我说，“不知你还有一点人味没有？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她就在我周围，”他说，“现在我也不会再伤心了。”
那时，他竭尽其能骗人，在女人身上花了各种各样钱，不过对他的底细稍微知道点的人都不会上当。他欠了我六百比索，不肯还我。“你现在要钱有什么用？”他说，“你对我不相信吗？咱们不是朋友吗？”
“这不是朋友不朋友，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你不在的时候，我拿自己的钱替你付账，现在我需要讨还这笔钱，你有钱就应该还我。”
“我没钱。”
“你有钱，”我说，“就在钱柜里，你还我吧。”
“我这笔钱要派用场，”他说，“我需要钱去派各种用场，你不懂。”
“你在西班牙时我一直呆在这里，你委托我凡是碰到有什么开支，屋里的全部开支都由我支付，你在外面的时候一个钱儿都不寄来，我拿自己的六百比索付了帐，现在我要钱用，你还我吧。”
“不久我就会还你，”他说，“眼下我可急需钱用。”
“派什么用场？”
“我自己的事。”
“干吗你不先还我一点？”
“不行，”他说。“我太急需钱用了，可我会还你的。”
在西班牙那儿，人们受不了他，他们很快就看穿他了，他只斗过两场却做了七套斗牛时穿的新服装，他就是这种东西，随随便便把这些服装打了包，结果有四套在回国途中被海水浸坏，连穿都不能穿。
“我的天哪，”我跟他说，“你去西班牙，整个斗牛季节都呆在那里，只斗了两场。把带去的钱你都花在做服装上，做好又让海水糟蹋掉，弄得不能穿。你过的就是这样的斗牛季节。如今你倒跟我说自己管自己的事。你干吗不把欠我的钱还清让我走啊？”
“我要你留在这儿，”他说，“我不久就还你，可是现在我需要钱。”
“你急需钱来付墓地租金，好安葬你母亲吧？”我说。
“其实我很高兴我母亲碰上这种事，”他说，“虽然你不能理解。”
“幸亏我不能理解，”我说，“你把欠我的钱还我吧，否则我就从钱柜里自己拿了。”
“我要亲自保管钱柜了，”他说。
“不行，你不能。”我说。
那天下午，他把一个流氓小同乡带来找我，他身无分文。他说：“这位老乡他母亲病重，没有回家的钱。”
要知道这家伙只不过是个小流氓而已，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个小人物，仅仅是他同乡，而他竟要在同乡面前充当慷慨大方的斗牛士。
“到钱柜里拿五十比索给他。”他跟我说。
“你刚才还说没钱还我，”我说，“现在你倒要把五十比索送给这小流氓。”
“他是同乡，”他说，“他落难了。”
“你自己去拿吧，”说着我把钱柜的钥匙给他，“你真是个混蛋，我要进城里去了。”
“不要生气，”他说，“我会还你钱的。”
我开着他的车上城里去了。车子虽是他的，不过我开车比他高明。凡是他能做的事我都能做得比他好，这点他心里最清楚。他连写也不会写，念也不会念。我想去找找人，看看有什么办法让他还我钱。他走出来说，“我跟你一起去，咱们是好朋友，我打算还你钱，用不着吵架。”
我们驱车进城，我开的车刚要进城，他掏出二十比索。
“钱在这里。”他说。
“你这混蛋真是没娘管教，”我跟他说，并且告诉他拿着这钱又能怎么样。“你欠了我六百，只还我二十，可你却给那小流氓五十比索。我决不拿你一个子儿。你也知道拿着这钱又会怎么着。”
我一个子儿都没要就下了车，兜里没有一个比索，不知晚上到哪儿去睡觉。后来我同一个朋友出去把我的东西从他那儿拿走。从此我再也没理他，直到今年的一天傍晚，我在马德里碰见他跟三个朋友正一起走在到格朗维亚的卡略电影院去的路上，他向我伸出手来。
“嗨，罗杰，老朋友，”他跟我说，“你怎么样啊？人家说你在讲我坏话，你讲了种种冤枉我的坏话。”
“我仅仅说你根本没有母亲。”我对他说，这句话在西班牙话里是最损人的。
“这话倒不错，”他说，“先母过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我看上去就像根本没有母亲，这真不幸。”
看看，搞同性恋的就是这副德性。你碰不了他，什么都碰不了他，什么都碰不了。他们把钱只花在自己身上，或者摆谱儿，想尽办法叫人家出钱但是他们自己根本不会掏钱出来。我在格朗维亚当着他三个朋友的面，当场跟他说了我对他的看法；可这会儿我碰到他两人竟然像是朋友似的说话。这种人那里还有人味啊？
《世上的光》
我们进门时，酒保一边望着我们，一边不由得伸手把玻璃罩子盖在两盆免费菜上面。“我要杯啤酒。”我说。他倒了一杯酒，并且把上面那一层泡沫顺手用刮铲刮掉了，杯子却握在手里不放。我在柜台上放下五分镍币，他才把啤酒往我这儿一塞。
“你要什么？”他问汤姆道。
“啤酒。”
他倒了一杯酒，把泡沫刮掉，看见了钱才把那杯酒给汤姆推过来。
“怎么啦？”汤姆问道。
酒保也不理他，直接从我们脑袋上面望过去，冲着进门的一个人说：“你要什么？”
“黑麦酒。”那人说道。酒保摆出酒瓶和杯子，还有一杯水。
汤姆伸出手去揭开免费菜上面的玻璃罩。盆子里放的是腌猪腿，有一把像剪子似的木头家伙搁在盆里，头上有两个用来叉肉的木叉。
“不行。”酒保说着重新把玻璃盖在盆上。木叉还在汤姆手里。“放回去。”酒保说道。
“不必多说了。”汤姆说。
酒保在酒柜下伸出一只手来，用眼睛盯着我们俩。我把五毛钱放到酒柜上，他才挺起身。
“你要什么？”他说。
“啤酒。”我说，他先把两个盆上的罩子揭开了，再去倒酒。
“真混帐，你们店的猪腿是臭的。”汤姆说着把口里东西全吐在地上，酒保没吱声。喝黑麦酒的那人付了帐，头也不回就走了。
“你们自己才臭呐，你们这些流氓都是臭货。”酒保说道。
“他说咱们是流氓。”汤姆对我说。
“听我说，咱们还是走吧。”我说道。
“你们这帮流氓快给我滚蛋。”酒保说道。
“你不说，我们也会走。”我说道。
“回头我们还来。”汤姆说道。
“你们最好不要来，”酒保对他说。
“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自己错了。”汤姆转身跟我说。
“走吧。”我说道。
外面漆黑一团。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汤姆说道。
“我也不知道，咱们还是去车站吧。”我说道。
我们从这一头进城，从那一头出城。城里一片皮革和鞣树皮的臭味，还有一大堆的木屑发出的味儿。我们进城时天刚黑，这时候天已经又黑又冷，路上水坑都快结冰了。
车站上有五个窑姐儿在等火车进站，还有六个白人，四个印第安人。车站很挤，烟雾腾腾的火炉烧得烫人，发出混浊的气味。我们进去时没人说话，票房的窗口关着。
“关上门，行吗？”有人说。
说话的是个白人。他穿着截短的长裤，套着伐木工人的胶皮靴，花格子衬衫，除了没戴帽子，跟另外几个穿着是一样的，他脸色和双手发白，瘦瘦的。
“你到底关不关啊？”
“关，关。”我说着连忙把门关上。
“谢谢了。”他说道。另外有个人嘿嘿笑着。
“跟厨子开过玩笑吗？”他跟我说道。
“没。”
“你不妨跟这位开一下玩笑，他可喜欢呐。”他瞧着那个叫厨子的。厨子避开他的眼光，嘴唇紧紧的闭着。
“他手上抹香油呢，”这人说道，“他死也不肯把这双白白的手泡在洗碗水里。”
有个窑姐儿放声大笑。我生平还是第一次见到个头这么大的窑姐儿和娘们儿。她穿着一种会变色的绸子衣服。另外两个窑姐儿个头跟她差不多，不过这大个儿准有三百五十磅。她看起来让人不信她是真的人呢。这三个身上都穿着会变色的绸子衣服。他们在长凳上并肩坐着。个头都特大。另外两个窑姐儿模样就跟一般窑姐儿差不多，头发染成金黄色。
“瞧他的手，”那人望着厨子那儿说着。那窑姐儿又笑了，笑得浑身颤动。
厨子连忙回过头去，冲着她说：“你这个一身肥肉的臭婆娘。”
她只管哈哈大笑，身子直打颤。
“噢，我的天哪，”她说道，嗓子还挺甜的。“噢，我的老天哪。”
另外两个大个头的窑姐儿，装得安安分分，非常文静，仿佛什么都没感觉到似的，不过个头都很大，跟个头最大的一个差不多。两个都足足超过两百五十磅。还有两个安安分分坐在那。
除了厨子和说话的那个男人外，还有两个伐木工人，一个似乎感兴趣的在听着，却红着脸儿，另一个似乎打算说些什么，在长凳的另一端还有两个瑞典人。两个印第安人坐着，另一个靠墙站着。
打算说话的那个悄悄地跟我说：“肯定像躺在干草堆上。”
我听了不由大笑，把这话说给汤姆听。
“说良心话，象那种地方我还从没见识过呢，”他说道。“瞧这三个。”这时厨子开腔了：
“你们哥儿俩多大啦？”
“我九十六，他六十九。”汤姆说。
“咯！咯！咯！”那大个儿窑姐儿笑得浑身都在颤动。她嗓门的确甜。另外几个窑姐儿却没笑。
“嗨，你不能说句正经话吗？我算是对你友好才问你的呢。”厨子说道。
“我们一个十七，一个十九。”我说道。
“你这是怎么啦？”汤姆冲我说。
“好了，好了。”
“你叫我艾丽斯好了。”大个儿窑姐儿说着身子又打着颤了。
“这是你名字？”汤姆问道。
“是的，”她说，“艾丽斯，对不？”她回过头来看着坐在厨子身边的人。
“一点不错，叫艾丽斯。”
“这是你们另外取的那种名字。”厨子说道。
“这是我的真名字。”艾丽斯说道。
“另外几位姑娘叫什么啊？”汤姆问道。
“黑兹儿和埃塞尔。”艾丽斯说道。黑兹儿和埃塞尔不太高兴的微微一笑。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娘们道。
“弗朗西丝。”她说。
“弗朗西丝什么？”
“弗朗西丝·威尔逊。你问这干吗？”
“你叫什么？”我问另一个道。
“嗨，别放肆了！”她说。
“他只不过是想跟咱们大伙交个朋友罢了，难道你不想交个朋友吗？”最先说话的那人说道。
“不想，不跟你交朋友。”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娘们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