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荒野里，有一种奇异的毒蛇，草木碰着它就立刻死去，人被它咬了更是无法医治。可是把它晒干了做成药饵，可以治愈麻疯、手脚曲、颈肿、恶疮，并能除去腐肉，杀除人体内寄生虫等。朝廷接受太医的建议，下令凡是能捉住这种蛇每年进贡两次，可以抵他应缴的租税。穷困的老百姓迫于生活，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去捉这种蛇。有个姓蒋的，已经祖孙三代干这行业了。有一次柳宗元访问那姓蒋的，那姓蒋的满面愁容地告诉他说：“我家祖孙三代都干这行业。我祖父是被蛇咬死的，我父亲也是被蛇咬死的。我干这行业已有十二年，曾好几次差点儿把命丢了……。”
柳宗元听了心里很觉凄惨。又问道：“你怨恨这行业么？我可以代你去请求地方官，更换你的劳役，恢复你的赋税，你看怎样？”
姓蒋的听了柳宗元的话，更加悲伤起来，便向柳宗元倾吐了一腔苦水。
柳宗元听完姓蒋的话，十分悲痛，不禁深深地叹息道：“我过去看到古书上说的‘苛政猛于虎’，还有些将信将疑，今天从姓蒋的遭遇看来，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呀。唉！谁知道赋税的毒害比这蛇还厉害呢！”于是他写了一篇《捕蛇者说》，喊出了人民悲愤的声音，向贪暴的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控诉。这篇文章用了衬托的手法，开头极力描写了毒蛇的凶恶，而人民却还争着去干捉这种蛇的行业，就非常有力地反映出赋税剥削的残酷和人民对它的痛恨。文中对蒋氏神情变化和内心隐痛的刻划十分细腻深刻，对广大人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刻划得真是怵目惊心，对悍吏下乡到处骚扰得鸡犬不宁的凶态刻划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又使用了许多排偶句和简劲有力的短句，长短错落，音调铿锵，一千多年来，感染着无数读者。
《田家》三首，是柳宗元某次路过农村，在农民家里投宿后所写的：
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子孙日已长，世世还复然！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长官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扑恣狼籍。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惟恐踵前迹。
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渌，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行人迷去住，野鸟竞栖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今年幸少丰，无厌与粥。”
前两首形象而深刻地描写出农民的悲惨境遇。他们世世代代，从黎明到天黑，辛勤而艰苦地在田间劳动，可是劳动收获却全部被统治者剥削去，自己仍然忍饥受寒，一无所有；缴纳租税稍为迟一点，就被官府鞭打得皮开肉裂；到了晚上，经过一天劳动后，稍微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如虎如狼的差役又来催讨租税，肆行威吓。农民生活如此贫穷，却还不得不杀鸡作饭来招待他们。这是多么痛苦的生活！劳苦而贫穷的农民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出头？第三首写柳宗元有天晚上因迷失路途，无处投宿，受到一位年老农民的关心，留他住宿和殷勤款待的经过。这首诗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刻划了农民淳朴而可贵的感情，也反映了柳宗元和农民比较亲近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柳宗元才能真正了解到农民可爱可敬的品质和可悲可痛的处境，并用自己的笔把它们生动地描绘出来。
八、散文革新
先秦、两汉通行散句单行的散文。这种句式自由、便于表达思想的文体，后来逐渐为骈文所代替。骈文是先秦、两汉辞赋和散文结合诞生的一种格律化的散文。骈文滥觞于汉末，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而大盛。骈文的主要特点是：句式整齐，一般是四字句和六字句；讲究句子的平行对偶；要求音韵和谐，平仄相协。此外，喜爱用典、词藻华丽也是骈文的特色。骈文铿锵悦耳，琅琅上口，有一种整齐匀称的美，也产生过一些情词俱茂、千古传诵的好作品。但是骈文过分地讲究形式的整齐谐美，严重地影响了作家思想的表达；追求词藻华丽又往往使骈文浮艳靡弱而欠缺刚健。骈文在形式主义的泥淖越陷越深，逐渐发展成一种文字晦涩、思想贫乏、内容空虚、格调萎靡的畸形文学。骈文在南北朝是一种通行的文章形式，到中唐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从南北朝到中唐，不断有人提出改变这种浮艳的文风。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作家，他们以“复古”为口号，要求散文回复到先秦、两汉的体裁，提倡在文件方面以“古文”代替时文，这实际是以“复古”为口号的散文革新。他们在理论上提出一系列的革新主张，在实践中采用散句单行、行文自由的体裁，同时又吸取骈文典雅、凝重的优点，创作出一批堪称典范的作品，文坛很快出现一股创作“古文”的热潮。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中唐作家散文革新的胜利，扫荡了六朝以来浮艳柔靡之风，延续数百年的骈文的统治地位，才逐渐为“古文”所代替。
韩愈是中唐散文革新的主要领袖。中唐散文革新的首倡之功属于韩愈。
进入元和时期，柳宗元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才把精力转到文学事业上。这时期他主要用“古文”写作，创作了大量足以彪炳后世的“古文”作品，以杰出的成就成为散文革新的领袖之一。“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他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有大批的追随者，影响不在韩愈之下。这时期，他的散文革新理论也渐趋成熟。他发表了有关散文革新的一系列的言论，与韩愈遥相呼应，为散文革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系统地提出自己关于散文写作的主张：首先，他指出“……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火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即文章是为阐明道理服务的，反对片面地追求形式漂亮、文采华丽、音节动听。这就是主张思想内容重于艺术形式。
其次，既然文章是为阐明道理服务的，他就特别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要求作者在写作时不能有轻忽、懈怠之心，不能有昏昧、骄矜之气，否则写出来的作品就将会浮滑、杂乱而不能为读者接受。“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换句话说，只有作到思想端正明朗，态度严肃谦逊，头脑清醒，作品才能明辨事理，分析深刻，具有逻辑性和感染力。
第三，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他要求文章具有丰富多采的艺术手法：“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这里揭示的“奥”、“明”、“通”、“节”、“清”、“重”六种手法是相反相成的，把它们综合利用，辩证地统一起来，可以使作品深刻而不隐晦，鲜明而不浅露，源流通畅而不一泻无遗，含蕴曲折而不壅塞，清新活泼而不轻浮，质实厚重而不凝滞，达到深入浅出，波澜壮阔，丘壑幽深，结构谨严，气势通畅的境界。也只有作到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担负起反映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和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的任务。
第四，他提倡广泛学习古代文化遗产。“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就是要求吸取从《尚书》、《诗经》、《春秋》、《易经》、《礼经》到《梁传》、《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各种作品的不同特色和长处，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这些都是柳宗元在长期学习和写作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对当时散文的发展是起了很大指导作用的。
柳宗元这些比较成熟的文学思想，无疑是他对于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历史的总结，在指导唐代散文创作实践的健康发展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它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九、再贬柳州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柳宗元忽然接到皇帝诏书，召他进京。那时他真是百感交集，觉得这次可以再见久别的故乡了，有可能再施展自己的抱负了；可是，转念一想，自己一向被朝中许多大官僚所忌恨，此去说不定再遭到什么意外打击，不禁又无限忧虑起来。当他坐船出发，与十年来忧患相共的永州山水和亲戚朋友离别愈来愈远时，更不由得瞻前顾后，感慨万端。“每忆纤鳞游尺泽，翻愁弱羽上丹霄。岸旁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充分反映了作者当时矛盾的心情。然而，这次重回京城毕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舟行重经汨罗江时，他写了一首《汨罗遇风》诗，庆幸自己命运总算胜过屈原，能够重入京门，可以为国家多做点工作。这年二月，春暖花开的时节，“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柳宗元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长安。
因王叔文事件一起被贬的“八司马”，除了韦执谊、凌准已死，程异已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迁官外，其余五人，这次一起被召进京。原来当时执政大臣中有人怜惜他们的才能，建议把他们召回来。但不出柳宗元先前所顾虑的，他们一到长安，就遭到一些大官僚在宪宗面前的毁谤，而宪宗也正对他们怨恨未消，在三月里，就下令派他们为荒远地区的州刺史（一州的长官）。柳宗元被派为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刺史，韩泰为漳州（今福建省漳州市）刺史，韩晔为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刺史，陈谏为封州（今广东省封川县）刺史，刘禹锡被派为播州刺史，后来改为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刺史，官职虽然比司马高了，可是地区却更远、更荒僻了。明代周思兼写的《八司马论》曾说：八司马中，“惟程异之材为下，而元和之末，犹得以自进于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后知刘（禹锡）、柳（宗元）之名愈甚天下，而贬斥之祸愈不得以自伸也。惜哉！”说明在封建社会，才能愈高就愈被人妒忌，遭到更多的打击。
暮春三月，百花如锦，柳宗元、刘禹锡等又带着失望的心情，匆匆离开长安，踏上辽远的征途。“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重别梦得》）他们一直同行到衡阳（今湖南省衡阳市）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一路上相互赠答了不少诗篇，在共同政治思想和生活遭遇的基础上，彼此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当年六月，柳宗元到达柳州。
当时的柳州，不仅远离中原地区，比起永州来也更为荒僻。柳宗元初到那里，只见山重水复，杂树参天，野草丛生，人迹稀少，言语不通，毒蛇猛兽，经常出没；居民的风俗习惯和中原地区也大不相同，一般生活都很穷苦，偷盗甚至劫杀的风气相当严重；他们受迷信思想毒害也很深，生了病就求神问卜，杀掉牲口来祭祀，如果卜出来病不会好就不吃东西等死；因此人口和牲畜的死亡率较高，城乡笼罩着一片荒凉恐怖的气氛。他看到这情况心里非常不愉快，但是他回过来一想：自己这番来柳州和过去做永州司马是不同了，毕竟是一个地方长官，有了政治实权，这里条件虽然很差，难道不可以有所作为么？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柳州的面貌，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适应原来风俗习惯，制订了一系列法令，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经过当地人民共同努力，在不很长的时间内，社会秩序逐步安定，许多荒地得到开垦，牛羊鸡鸭也繁殖了，城廓街道被修治得整整齐齐，路旁还种植了有名树木，交通船只也造了不少，流亡在外的人也纷纷回来。柳宗元还在那里兴办学校，使当地青年获得学习文化的机会。柳州人民由于生产发展、生活和文化修养的提高，劳动情绪更加高涨，比较普遍地树立起事业心和讲道德、讲礼貌的风气，被中原人视为“蛮荒”的柳州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帮助许多奴婢获得赎免。在唐代，官僚、贵族和大地主家里大都蓄养了许多奴婢，进行惨酷的压榨；而贫苦人民则由于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种种迫害，不得不卖儿鬻女或直接沦为奴婢。南方一带，地处边远，抵押、贩卖奴婢风气尤为严重。柳州的情况是：穷人交不起地租或还不清债务，便把自己子女抵押给地主或高利贷者，到期没有钱去赎，本利相加，即被没为终身奴婢。柳宗元订出了一项办法，规定凡是已被没为奴婢的人，可以按照做奴婢的时间计算工资，如果应得工资已达到所欠债务的数目，便可以赎身回家。这个办法在柳州及附近几州被推行，只一年，就有一千左右的奴婢获得了自由。
一转眼，三年多过去了。柳宗元初来柳州时在江边种植的柳树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这使他想到又度过了几年贬谪生涯，引起深深的感慨；但这些柳树也象征了他这几年来工作的成绩，从中可以得到慰藉。不过他感到自己为人民所做的事情太少了。正象他在《种柳戏题》中所说：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柳宗元在这时期思想上不断想念着家乡，伤感着自己的远谪，正是“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春去秋来，惆怅满怀；但也对柳州地区及人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和部属们在路边亭子中一起饮酒，对他们说：“我被朝廷所遗弃而到这里来，可是却能够和你们相处得这么好！”
柳宗元在永州时已经多病，到柳州后由于心情的抑郁，工作的勤苦，健康情况更加恶化。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一月八日，他终于病死在柳州，只活了四十七岁。
柳宗元的死，引起柳州人民沉痛的悲悼，次年即为他修了衣冠墓。三年后，大家又为他在罗池地方起了一座庙，永远纪念着他。后人因为他原籍河东，有时就称他为柳河东；也因为他在柳州做过这一段时期工作，也称他为柳柳州。纪念他在柳州的古迹，历代几经修葺，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公园内还保存着柳侯祠（即罗池庙，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宗元衣冠墓、罗池、柑香亭（原有柑子堂，为纪念他“手种黄甘二百株”而建。宋代堂址废，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重建亭于罗池旁）等。
十、烂灿的文学成就
柳宗元一生留下六百多篇散文和诗赋，这些作品是他思想和艺术的结晶，集中地表现他的进步理想、斗争意志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也形象地显示了他的不幸遭遇和心理矛盾。上面已结合他生平论述了他的创作发展，这里再分体介绍他创作的成就。
说理文
柳宗元作品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说理文，其中包括哲学、政治专门论著以及带有论事说理性质的书信、序、赞、志等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