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也不忘妥当地解决安置中小将领的问题。公元前201年，他分封萧何等大功臣20多人后，由于中小将领很多人都争功不绝，暂时没有行封。有一次，高祖在洛阳南宫望见很多将领坐在沙地上窃窃私语，就问张良：“他们都在议论什么呢？”张良说：“陛下，他们是在谋反。”高祖百思不得其解地说：“天下已经安定，为什么还要谋反？”张良解释说：“他们是怕你不能尽封，还怕你记仇杀掉他们。”高祖问怎么办，张良则问他平生最恨而又人所共知的人是谁。高祖便说是雍齿，并说曾想把他杀掉，但是他功劳大。张良便说：“现在应赶快封雍齿为侯，大家看到雍齿都能先受封，自然人人安心，不会忧虑了。”不久，高祖大摆宴席，封雍齿为什方侯，并催促丞相、御史赶快“定功行封”。这一招果然很灵验，酒后众多将领高兴地说：“雍齿还能封侯，我们肯定也都能封侯了。”这样，众将领才稍安定。
对于六国的残余贵族，汉高祖也同样没有忘记要消除他们。
公元前198年，他接受娄敬的建议，并命令娄敬把六国的残余贵族和各地的一些名门豪族十几万人都迁到了关中。这样一来，表面上是对他们的恩宠关怀，实际上是便于高祖对他们进行控制，也使他们丧失了当地的社会基础。
为了更加稳固统治，高祖即位后还极力强化皇权。这是因为，尽管当时封建专制已经建立，但不少人仍然保持着战国以来那种“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观念。故此，高祖认为必须从礼仪规制和道德观念上加以引导、整肃。他采取了一些方法。
一是尊父亲为太上皇。高祖为了表示孝顺，每隔5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太公习以为常，可是他的属官却认为这不符合礼法，就对太公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皇帝虽然是您的儿子，但是他的地位在万人之上；虽然您是他父亲，可事实改变不了你是臣子。怎么能让皇帝拜见臣子呢？这样，皇帝的威信都没有了。”于是高祖再来拜见太公时，太公就手持扫帚出门迎着退行，不再让高祖拜见。高祖看到大惊，赶快下车去扶着父亲。太公说：“你是皇帝，怎么能为我乱了天下礼法！”高祖知道是太公的属官所劝后，对属官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很欣赏，就赐给他们黄金500两，然后下诏尊太公为太上皇。以后，他既可以名正言顺地拜见太上皇，又借机宣扬了皇帝的至高无上。
二是对季布、丁公的不同处理。季布和丁公两人是异父同母的兄弟。楚汉战争时，他们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曾率兵几次把高祖打得很狼狈，一点不留情。丁公也曾率兵追击过高祖，但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高祖称帝后，想起季布给自己的难堪，就下令捉拿季布。但他考虑到自己正需要忠臣来巩固统治，于是就改变初衷，抓住后又下令赦免季布，并拜季布为郎中。丁公听说季布都能赦免拜官，想到自己曾对高祖有恩，如果去见高祖肯定更会受到重赏，于是他就去谒见高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祖却把他抓了起来，对群臣说：“丁公作为项王的臣子不忠，以致项王失去了天下。”接着就把他杀了，在军中示威，并对群臣说：“请诸位都不要像丁公那样！”
除了引导、整肃，刘邦也采取铁腕手段打击权臣，巩固皇权。刘邦感到相权太重，对皇权已构成威胁。公元前195年，刘邦的少年朋友萧何代表老百姓对他建议说：“长安地方狭小，而上林苑中空地很多，已经废弃。希望陛下能下令允许百姓进去耕作，不要把它变成了养兽的场所。”刘邦听了大怒，认为对萧何下手的机会来了，于是，他说萧何是受了商贾的贿赂，才来为他们请求开放上林苑的，便不顾多年交情，下令把萧何逮捕，关进监狱。过了几天有人问他相国犯了什么大罪。刘邦解释说：“我听说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功都归于秦始皇，有坏事都算在自己头上，现在相国不仅接受商贾的许多贿赂，还请求开放我的上林苑，讨好百姓，所以我把他关进监狱治罪。”通过整治萧何，刘邦打击了相权，进一步提高了皇帝的权威。
轻徭薄赋重农抑商
刘邦即位之初，由于秦王朝严重的赋税、暴政，加上3年农民起义和5年楚汉战争，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创伤。人口散亡，经济凋敝，物价上涨，民不聊生。
米至1万钱1石，马100金1匹，“人相食，死者过半”。连刘邦所乘坐的马车，也配不齐4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们只能坐着牛车上朝，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
大臣陆贾曾对刘邦说：“过去骑马打天下，现在不能骑马治天下了，只有用文和武两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我认为对农民应该采取宽松的政策，让大家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刘邦就采用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如下。
1.增加劳动力
战乱造成劳动力不足，是当时农业生产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为了尽快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刘邦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兵卒复员，“兵皆罢归家”。刘邦对很多当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兵卒，根据他们的不同战功，赐给他们爵位和土地，动员他们复员回乡，进行农业生产，以充实农村劳动力。
招还流散人口。刘邦登基当年的5月，颁布了一道“复故爵田宅”令，号召各地流散人口返回原籍，原来有爵位的恢复他们的爵位，原先有田地、房屋的，还给他们田地和房屋。而且命令地方官吏对这些返乡人员好好安置，不得歧视、刁难和侮辱。
释放奴婢。作为奴婢，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即使参加一些劳动，积极性也不高。刘邦在诏令中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奴婢们获得自由后，可以参加个体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释放非死刑的犯人。这是刘邦挖掘人口潜力的又一个措施。他在消灭项羽之后，就立即向全国下了一道大赦令：“今天下之事已毕，当赦天下殊死以下。”把死刑以外的犯人统统释放，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鼓励生育。为了刺激人口迅速增长，刘邦从长计议，鼓励人民多生多育。“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是说，生了儿子，可以免除徭役二年。
2.调整土地政策
要发展农业经济，除了劳动力，还必须有土地。刘邦早在楚汉战争中，就注意到了土地问题。他把过去秦朝围禁的“苑囿园池”，分给农民耕种，暂时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的需要。
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大规模地调整土地政策。西汉实行土地私有制，刘邦除了给流亡回乡的流民、“诸侯子弟及从军归者”分配土地之外，还规定：凡有军功、爵位的人，也要分到相当的土地，“有功劳，行田宅”。大小官吏及有军功者，很快有一部分成了军功地主。不少从军者原先都是下层人民，个别地主官吏不愿给他们较多的土地，为此，刘邦一再训斥地方官吏，让任何人不得拖延怠慢，违者以重罪论处。
土地的多少，与分土地者的爵位高低是密切相关的。汉王二年，刘邦就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之内，普遍“赐民爵”一级，使一般人民的社会身份普遍提高了一级。汉高祖五年，刘邦又规定给那些逃亡回乡的人，原先有爵位的，一律“复故爵”。对于那些军吏士卒因犯了罪而被赦免的，或者无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的爵位。原来就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再另增一级爵位。爵位成了社会身份的标志。许多人社会地位高了，分得土地多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3.轻徭薄赋
自秦朝以来，广大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重徭厚赋制度。为了使人民能够有时间、有条件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就规定：关中从军者免除其全家徭役1年。他称帝之后，又规定：诸侯子弟留在关中的，免除徭役12年，回原籍的免除6年，军吏士卒爵位在6级以上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后又规定：吏卒从军到达平城以及守卫城邑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一年又规定：士卒随从进入蜀、汉、关中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二年又规定：二千石官吏进入蜀、汉、平定三秦的，世世代代免除徭役。据说，有一次刘邦到长安，看到宫殿建设非常宏大，很生气，责备萧何“治宫室过度”，会加重徭役，妨碍农业生产。其实，汉初的徭役制度并不算太重，男子从23岁到56岁是服役年龄，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1个月，称为更卒。每人一生中到京师服役1年，称为正卒。到边疆戍守1年，称为屯戍。尽管这样，刘邦还是尽量减轻群众的徭役。
薄收赋税，是刘邦采取的又一种措施。他让中央财政有关官吏，根据政府的各项开支，制定征收赋税的总额，额度不能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当时的赋税规定主要有如下几种：
田租：原先为十税一，刘邦减为“十五税一”。
人口税：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人头税，从15岁到5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向政府交纳一百二十钱，叫一算，故叫算赋。口赋是儿童税，从7岁到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
更赋：是一种代役税。西汉规定，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每人要到京师和边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个月，如有不愿去的，可出钱两千，叫践更。
这样的赋税，比起秦朝来说，减轻了许多。除此之外，遇到天灾歉收或遭受战乱破坏比较严重的地方，刘邦还临时豁免租税。这种轻徭薄赋制度，在汉初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除此之外，刘邦还采取了抑商的办法，主要内容有：
商贾及其子孙，一律不准从政，不准做官为吏；商贾一律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商贾不得穿锦、绣、等名贵的丝、葛、毛织品，不得乘车、骑马、携带兵器；商贾不得购买饥民作为奴婢；商贾要比常人加倍交纳算赋，即丁税。
这种办法对商人从政治身份、生活待遇以及经济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但比起秦始皇对商人的惩治来说，相对地轻多了。因此，汉初的私营工商业仍然非常活跃。
箭伤致死英明长留
公元前196年，刘邦平定英布叛乱时被流矢射中，在回长安的路上箭伤开始发作，回到长安后病情已经很严重。吕后找来太医，刘邦问他自己的病情如何，太医说能治。刘邦听了太医的口气，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了，就对太医说：“我出身百姓，手提三尺剑得到天下，此乃天命。现在天要我死，就是神医扁鹊来了也没有用！”说完赏赐太医五十金打发他走了。
刘邦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便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为了确保汉朝万世的江山，刘邦召集群臣特意宰白马，与群臣歃血为盟：“从今以后，非刘姓者不能称王，谁若违背此约，天下可共起而击之！”
吕后看着弥留中的刘邦，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刘邦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又由谁接替，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断大事。
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为国立功的肯定是他，让他做太尉吧。”吕后又追问多年之后怎么办，刘邦有气无力地说：“以后的事你也无法知道。”
晚年，刘邦宠幸爱姬戚姬而疏远了吕后。
吕后作为刘邦的皇后，平时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总要参与国家大事，刘邦对她很不放心。吕后的儿子刘盈却生性软弱，他被立为太子，刘邦又担心他将来做不了大事。
戚姬的儿子叫如意，言谈举止都有刘邦的风范，刘邦对他十分钟爱，加上戚姬的枕边进言，刘邦曾经有废掉刘盈的太子头衔，另立刘如意来继承帝位的打算。
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吕后整天胆战心惊，眼看戚姬先是夺走丈夫的爱，如今又要攫取太子的位置，一个是情仇，一个是政敌，她必须反击，但也必须小心翼翼。
汉代定鼎以来，刘邦千方百计想要罗致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来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但“商山四皓”始终不肯答应。所谓“商山四皓”就是商山之中的四位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里。这四位饱学之士先后为避秦乱而结茅山林。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林壑幽美，云蒸霞蔚，地势险峻，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
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地位，吕后求计于张良。经过张良的穿针引线，刘邦都没有请动的“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和吕后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作太子的宾客。经过这四位长者的教导及潜移默化，刘盈的修养和见识大有长进。
一天，宫中大摆筵席，四位须发皆白的长者，肃立在太子刘盈身后，等到刘邦得知他们就是“商山四皓”时，便知道太子已不可废。他知道，连自己都请不动的“商山四皓”都已成为太子的宾客，看来太子羽翼已成。当刘邦回到后宫把这一消息告诉戚姬时，戚姬立即泪流满面。戚姬为排遣心中的悲痛和不安，悲歌一曲，希望能在今后的生活中得到保证。刘邦无言以对，也只能用一曲悲歌诉说无奈。
这次吕后在张良的帮助下，取得意外的胜利，连雄才大略的刘邦也一筹莫展。
巩固了太子的地位，吕后接着就是要树立自己的威望。吕后在树立自己威望的过程中，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在萧何的协助下杀了韩信，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韩信的人头之上，使群臣慑服。
汉初三杰之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在汉朝建立后就过上半隐居生活，已不构成威胁；抚百姓，致稼穑使国富民强的萧何不是那种争天下的人。
只有领兵多多益善，攻城夺隘，出奇制胜的韩信，始终是刘邦放心不下的，更何况韩信当年在楚汉之争中，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要挟过刘邦要封他为王。
刘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与他的功臣们在一起时，仍然举止粗豪，不顾礼法，甚至醉后拔剑起舞，砍倒殿柱，闹得不成体统。直到经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朝廷之上才算有了规矩。据说汉高祖刘邦当时由衷地说道：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滋味。
但一班自视功高盖世的将帅仍有不臣之心。厉行打击，首当其冲的便是令刘邦心里不安的韩信。刘邦首先把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又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又用陈平的计谋捉住韩信，废为平民，但汉高祖刘邦一直没有杀韩信，因为高祖曾与韩信有约：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吕后就偏偏把刘邦都不忍杀的韩信，用布兜起来，用竹签刺死，杀他个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史记》记载刘邦听到韩信被吕后杀后的心情是：“且喜且哀之”，这话道出了多少背后的故事，自己不忍心杀戮的功臣，却被自己的妻子果断地杀了，使刘邦感慨万千。
吕后这招使得朝中大臣看到她的野心，不免都对她畏惧几分。
淮南王英布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刘邦正在病中，原本他是要派遣太子刘盈率兵讨伐，却硬是被吕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逼上了战场，说什么“英布是天下猛将，很不容易对付，太子去岂不是羊入虎口？诸将又多是太子的叔伯辈，只怕难以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说来说去还是心疼亲生儿子。
刘邦扶病出征，虽然很快就平定了叛乱，但也不幸身中流矢，伤口溃烂，拖了3个月而驾崩，只活了63岁。
刘邦死于公元前195年，即高祖十二年4月25日。葬于长陵，谥号为高皇帝，庙号是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盈为帝，即孝惠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