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保存在各地博物馆的唐宋时期的木雕佛像与器件，也有好多件，如：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唐代迦叶菩萨头像，精雕细镂，把菩萨的宽厚、慈祥的面容，刻画得淋漓尽致，高鼻深目、长眉宽额，俨然一位天竺长者形象。辽宁省抚顺博物馆珍藏的唐代菩萨之像，两颐丰润，双耳有轮，眉毛细长，口鼻小巧；头戴莲花宝冠，身穿紧身上衣，左手下指，右手下弯，既现人间佳丽之娴雅，又呈佛界菩萨之庄严。如此艺术造诣，也非一般匠人所能为。苏州市博物馆珍藏的宋代木雕“真珠舍利宝幢”，以楠木为之，高122．6厘米。宝幢的柱体，雕镂佛宫景象，既有相貌、神态各异的佛祖、天王、金刚，又有威武勇猛的雄狮；佛宫所在的须弥山，峰峦耸翠，洞穴幽深，须弥山四周则是波涛汹涌、浩瀚无垠的大海。整个立体画面，篇幅不大，却神秀萃集，气象万千。形象个个传神，刻工精湛奇妙。美国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的“观世音坐像”和“善财童子像”更属宋代木雕的经典之作。观世音像呈跏趺状，正倾耳静听着什么，神态文雅、恬静，整个造型显得雍容大度，达到了以形写神、以神写心的至高艺术境界。“善财童子像”取材于佛经中的“五十三参图”，在以后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中，被描绘成观音菩萨的一位可爱的侍者。这尊南宋木雕作品，高70厘米，它把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形象，刻画得如此栩栩如生：头面浑圆、满脸笑容；上身微倾，赤足而立，仿佛正在参访着哪一位“善知识”菩萨。作者在刻画这一艺术形象时，运刀细腻，连衣着的质感都表现了出来，褶波深曲，边角分明，束带下垂，仙扶飘举，宛然似真，与河北定县静志寺的北宋“力士木雕像”所表现的粗犷豪放的写意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一历史时期的木雕，除了宗教寺庙的建筑装饰和佛像、器具之外，日常生活领域中也多有精品佳制出现。例如：《开元天宝遗事》介绍：唐代，宁王府帐前，每夜“罗列木雕矮婢”数名，使之“各执华灯，自昏达旦”，并名之为“灯婢”。
新旧《唐书》中说，中唐著名宰相李泌也是一位木雕家，他曾以天然树根为材料，雕制了一件精美绝伦的“龙形搔背”，上贡给皇上。
《朝野佥载》也记载了两位身怀绝技的木雕高手，一位是县令殷文亮，一位是大匠卿杨务廉。殷文亮“性巧好酒”，曾“刻木为人”，使之“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刻歌女，使之“唱歌吹笙，皆能应节”。杨务廉“甚有巧思”，曾“刻木为僧”，使之“手执一碗，自行乞讨”，产生了“市人竞观”，“施者日盈数千”的轰动效应。
唐宋时期木雕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如中唐大诗人韩愈所写的一首《木居士》诗。“木居士”即木刻的居士形象。韩愈见此木刻精妙无双，赞叹之余，便赋诗—首以咏之。
众所周知，中国的雕塑发展到唐、宋两朝，便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奢侈浮华的生活风尚和厚葬习俗日益盛行，雕塑工艺品也层出不穷，量大艺精，其中尤以陪葬俑为甚；陪葬俑（如“唐三彩”）所表现的那种饱满瑰丽的作风和洗炼圆熟的手法，往往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木雕与雕塑是两种不同的工艺，但在当时，两者之间交互影响，它们所表现的时代风格与艺术特征却完全一致。1973年，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民一大批木俑；1979年，江苏连云港市晚唐墓出土了一组木俑，以及19印年江苏江阴县北宋古墓中出土了木俑和浙江杭州市南宋墓出土了文侍俑，使我们有幸一睹其风采，领略它的艺术旨趣。
这些出自贵族墓葬的木雕艺术形象，从各个角度折射出封建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同时，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去分析，它所表现的艺术张力，又是唐代以前同类作品无法比肩的。新疆吐鲁番张雄墓出土的唐代女舞俑、宦官俑都是分别雕刻出头部和胸部，在胸部的左右两侧各钻一小孔。
头、胸部粘合后，再粘接在圆角长方形木柱上。木柱下部两侧附片状腿足，使其站立。两臂则是用废纸拧成纸捻，分别插入胸部两侧的小孔内，外面穿上黄色丝织衣袍后，才表现出来的。然后施彩绘，并精细地描绘出眉目及发饰等。江阴县宋墓出土的俑非常奇特，6个木雕的女侍俑，分别钉在陪葬的供桌、靠椅的6条腿上，这是一组非常罕见的陪葬品。
刻意表现人物、动物的表情与神态，注重人物造型的生动，以及从不同的服饰打扮和发式的刻画中来反映各个时代的风貌，这应该是唐宋时期木俑雕刻艺术的独特的个性和魅力所在；人们从上述作品的鉴赏中，也完全可以感受到。
六、流派纷呈的明清木雕
宋朝以后，辽元时期的工艺美术发展极不平衡。因为当时的贵族统治者追求豪华富贵，铺张、炫耀。在这种情况下，工艺品生产畸形发展，那些可供奢侈享用的金银器、丝绸、漆器和瓷器，生产势头很盛，竹雕、木雕则凋零衰落。
朱元璋领导起义军推翻元朝政权，建立明朝后，直至清嘉庆朝，这四百多年时间里，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商业随之繁荣，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因此，城市经济空前活跃。当时的工艺美术领域，明显地形成宫廷工艺、民间工艺两大体系。宫廷工艺是为少数贵族统治阶层服务的，做法讲求细巧、严谨；民间工艺因为是民间创造、民间享用，供需矛盾、信息反馈很快，所以能生动反映民俗风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很讲究艺术性。其中，雕刻业更为发达。雕刻业中的木雕艺术，也深入到城市现实生活领域，创造出许多民间喜闻乐见的工艺性器具和陈设品。这一时期的中国木雕，终于可以与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瓷器、书画和漆器等艺术门类齐驱并驾，赢得它本应该得到的声誉。
明清时期的木雕，由于它的开拓和进取，形成了佛教造像、建筑装饰、家具装饰和文人用具、小件摆设等四大创作领域。
佛教造像作为中国木雕艺术的传统制作门类，到明、清时期仍然兴旺，而且精品迭出。例如：泉州开元寺内，明代建成的甘露戒坛佛像群：卢舍那佛和“千佛莲台”，众护法金刚，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和弥勒佛，个个刻画得形神毕肖，刀法也苍劲有力，它们相互呼应，蔚为壮观。坛顶藻井上雕刻的24尊“飞天乐伎”，体型苗条，面部丰满，神态潇洒，也展示出高超的雕刻技艺。清代，由于朝廷扶持佛教密宗，于是密宗的佛教造像获得了很大发展，世人正是从这些木雕形象中，更多地了解了密宗。密宗的佛、菩萨造型，与中原地区的不一样。北京市雍和宫内，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山西省五台山黄庙中，至今供奉着许多清代制作的这类宗教神像，如“迈达拉佛像”、“千手千眼菩萨”、“欢喜佛”、“吉祥天母”、“白度母”、“绿度母”、“金刚”、“婆娑仙人”、“功德天女”等等，这些作品的雕刻饱满生动，衣纹流畅，刀法遒劲，不愧为清代木雕佳作。
明、清两代的木雕，还开拓了建筑装饰雕刻这一广阔天地，尤其是安徽徽州和江、浙、闽、粤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那里的民间艺匠敢于创新，木雕艺术也因此得以充分发展，如：徽州歙县，历史文化悠久，明清时画家济济，名工辈出。这种环境实际上对木雕艺术的发展非常有益。现在徽州地区留存的大量建筑装饰木雕，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浙江衢州市宁绍县9号建筑的檐柱，所附“刘海戏金蟾”木雕饰件，造型生动活泼，也不失为众多建筑木饰雕中的一件佳品。广州陈氏书院大门的屏门，更名闻遐迩。这对屏门以历史人物故事和吉祥图案为题材，双面镂、浮雕并举，结构巧密，正反两面内容相同，形象也生动、逼真。它的右屏以松树巧妙地分割成三个画面，左屏以对称图形也分割出三个画面，内容丰富、和谐，而且耐看，具有很浓厚的地方特色。事实上，这一时期全国很多地方的能工巧匠，在图案组织风格和刀法上都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给我们留下了充溢着乡土气息的文化瑰宝。
家具装饰是木雕艺术的又一表现领域。八仙桌、太师椅、柜橱、梳妆台、大花床、盆架及婚嫁喜事器物、祖宗牌位等器物上，雕神仙，刻故事，或狮，或象，或龙，或凤，福禄寿喜、吉祥如意，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俗文化内涵。
明清两朝，木雕工艺之所以兴盛，固然是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中下层官僚家庭、知识分子和平民，不仅对住宅环境的美化有了普遍的要求，也对艺术欣赏产生了浓厚兴趣。木雕的用料，一般都能就地取材，比起玉、瓷、金银器乃至竹雕工艺品的制作，有着更大的优势。所以，当时一些文人书画家也积极参与构思和雕刻，创作出一般文人所喜好的文具和艺术摆件，这样也导致木雕艺术在纯欣赏性、陈设性领域得以发展，能从原先的附属地位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个艺术门类。
明清时期的木雕艺术成就，同当时的竹雕艺术一样，也以巧手如云、名家辈出为标志。
明代的木雕艺术，以濮仲谦、朱缨、王叔远、江春波和孔谋最为著名。
朱缨，字清父，号小松，擅长竹刻，也巧雕紫檀、香木图画，作品很有灵气，意旨精妙。
濮仲谦是竹刻、木雕双兼的高手，他的技艺超卓，善因材施艺，善制紫檀、乌木器件，作品有扇骨、笔筒、臂搁等。
王叔远，常熟人，明代万历、天启年间的木雕名家，既精于木雕，又擅长果核雕。当时的文学家魏学咿说他“能以径寸之木，表现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称他为“奇巧人”。
苏州人江春波，又名江福生，以根雕著称于万历朝。他用瘿木、古藤、树根刻制的各种艺术品，构思奇特，造型活泼生动，在当时很受青睐。沉香木根雕“山水”杯，是他传世之作的经典。
这只高10．2厘米的杯子，原系锥形带平底的沉香木树根，琢成杯形后，以浅浮雕技法，在外壁雕镂山水画远景，再采取镶拼的办法，将另一块刻有山水画近景的沉香木木片粘接上去，而使外壁呈现完整的近、远景交辉、高低相形的瑰丽景象。这是一件表现山林隐居生活的作品，刻工精巧，宛如工笔画。左下角署款识：“癸丑仲冬月，江春波制”：作品经长期磨娑，还透出晶莹的光泽，真惹人喜爱。
孔谋是明末清初的木雕名家，福建长乐人。他开创以树干上的天然疤痕为材料，进行雕刻的新领域，即木雕“天然疤”技艺。孔谋的树根雕、“天然疤”雕，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作品多人物、禽鸟形象，线条飞动流畅，因此往往能取得栩栩如生的艺术效应。在孔谋的影。向、带动下，福建一带的木雕，自清初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象园”、“大坂”、“雁塔”等三个流派。象园派擅长黄杨木雕、树根雕，以刻工精细、造型自然为特色；大坂派的龙眼木雕技艺精湛，形式古朴，刀法简练；雁塔派则以漆器雕饰的花样繁多、色彩绚丽而著称。
明代木雕高手，除以上三位名家之外，吴孺子、孟仁父、严望云、陆恩、周柱、丘山亦佳制叠出，在地方上小有名气。
清代的江南，文人荟萃，竹雕盛行，有为数不少的竹雕艺术大师，既熟谙竹雕技艺，对木雕也颇有研究。他们通诗文．又擅长书画，文学艺术的根底非常厚实。木雕的创作由于有这些大师的积极参与，不仅题材开阔，并且融入书画创作中的一些内容和意韵，艺术化的倾向愈趋明显、强烈，因而最终导致木雕各大艺术流派的出现，迎来了中国木雕艺术发展的新高潮。
清朝初、中期，是木雕艺术发展的鼎盛期，名家辈出，高手如云，名声最响的当是吴之王番。
吴之王番于康熙年间参与木雕创作：黄杨木雕“东山报捷”笔筒，是他将竹雕技法移于木雕的代表作。这只笔筒高17．8厘米，所雕画面以东晋“淝水之战”为题材，赞扬东晋谢安运筹帷幄、以少胜多的丰功伟绩；画面以一座山崖作间隔，形成正、背两大部分；正面是谢安与客对弈的场面，背面反映信使飞马报捷。谢安处变不惊，谈笑破敌的主题非常突出。对弈的场面，处在山崖右侧横生的几株松树下，身材高大、长须飘拂的谢安，正右手指着棋盘，左手捂着棋盒，谈笑自若。他的对手似乎举棋不定，一位旁观者则是拢着双手，笑吟吟地面对举棋不定者。谢安身后的三位侍女，云髻高卷，娴静端庄，举止亲密、祥和。侍女们的右侧，山壁的凹处．一个头梳双鬏的侍童双手端着茶盘，躬身徐行，准备为三位下棋、观棋的老人送茶，但是眼睛却朝相反方向望去，仿佛是听到了远处飞奔而来的马蹄声。背面，即山崖的另一边：悬崖峭壁、苍松翠柏之间，骏马飞奔，马鞍上的信使高举小旗，兴奋异常。很显然，吴之王番是巧妙地利用了圆形笔筒的特点，将报捷与对弈联系起来，一张一弛，使得构图起始有致的。这件作品，在刀法运用上，高浮雕与薄地阳文刻法相辅相成，景物的远近关系处理也恰到好处，能给人以纵深感，由此也见出作者的功力。这件笔筒的背面，有作者的题款，刻在山崖石壁上，谓“槎溪吴之蹯”，系阴刻、隶书，下有“鲁珍”阴刻篆书小印。据说，当年乾隆皇帝观赏后，大喜过望，向侍臣查问作者之来历。侍臣罔然，后遍查有关笔记，才从《南村随笔》中看到吴之蹯的简历。吴之瑶从此名声大振，妇孺皆知。
清末，福建福州和江苏苏州是木雕高手云集之地，柯世仁、陈天赐、殷根福为其中之翘楚。他们争奇斗艳，各有创新，使清末的木雕艺术再现繁荣。
柯世仁，福州象园村人，是“象园派”木雕的革新者、开拓者。
他的木雕以观音、普贤、达摩、铁拐李像为最多，这些雕像因形神兼备、风情万种，而被誉为“神品”。柯世仁还喜欢在雕刻中表现古人射猎之举，且场面宏大，人物众多，蔚为壮观。
柯世仁作为木雕领域的多面手、集大成者，能根据各种木材的不同性能，娴熟地运用多种传统技艺，雕刻出风格迥异的各类作品。因而声名鹊起，耸动中外，曾应聘至印度尼西亚传业授艺，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贡献。
陈天赐，福州大坂乡人，是“大坂派”木雕的奠基者。擅长雕刻花鸟、仙佛。他对龙眼木雕情有独钟，沉潜于此多年，终于有所突破。陈天赐创作的龙眼木雕，皆加工成棕褐色，并装上骨质牙、玻璃眼，以求生动逼真，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喜欢用大块劈削的刀法，作品传神写意，显现出一种粗犷质朴的风格。
清代木雕高手，除上述之外，民间传扬的还有黄履庄、程嘉荫、郭全局等数十人。
黄履庄巧思巧作，所雕木人、木车、木狗、木鸟等，皆能活动。
据说，其木车能载一人，日行百里；其木狗，触机则吠，惊走盗贼；其木鸟能欢舞飞鸣，声如画眉。
程嘉荫有感于诸葛亮所制“木牛流马”的失传，依据《诸葛亮集》所载“木牛流马”的各部位尺寸，精心雕制出一头“木牛”。据说，这头“木牛”可负物而行，为人代劳，且能调控其速度之大小。
程嘉荫由此而一举成名。
郭全局则精通“画理”，把画理融入木雕后，创造了“绘画体”木雕技艺。他的作品十分讲究画面的章法和布白，所刻人物形态逼真，神采奕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