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拯救地球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最早始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0年发表的《第一次评估报告》，确认了对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促使联合国大会作出了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决定。
1992年5月22日，IPCC就气候变化问题起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通过了UNFCCC，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中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该公约，1993年1月5日交存加入书。截至2009年8月，已有192个国家批准了UNFCCC。UNFCCC由序言及26条正文组成，常设秘书处设在德国波恩。
UNFCCC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第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旨在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其浓度稳定在使气候系统免遭破坏的水平上。这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方案。UNFCCC敦促人们转变发展观念，并逐步对生产和生活方式作出调整，促使人们增加对共同利益的考虑。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工业、土地利用、森林等重要基础经济资源密切相关，因此它也促进了全球气候问题与国际能源、贸易、投资等重大问题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
UNFCCC所有缔约方都有义务编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汇的清单。它们同时承诺制定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中考虑到气候变化。它们还必须促进可持续管理、节能、增强温室气体汇的功能，包括森林和其他所有陆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
大气中现存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70%~80%是由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造成的，而且它们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如果没有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可能在必要期限内使排放量达到目标甚至开始下降。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因为自身发展的需要仍在不断上升。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及其履行程序，UNFCCC的规定有所区别。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它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的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
UNFCCC指定全球环境基金作为它的临时资金机制，并在1996年第二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同GEF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了各自的职责和义务。1998年第四次缔约方大会委任GEF为其永久资金机制机构，每四年进行一次评审。资金机制向缔约方大会负责，后者决定气候变化政策、规划的优先领域和获取资助的标准，因此缔约方大会定期向资金机制提供政策指导。
1995年3月28日首次缔约方大会在柏林举行以来，缔约方每年都召开会议。其中，1997年在京都、2000年在海牙、2002年在新德里、2003在米兰、2007年在巴厘岛和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几次缔约方大会，是几个关键的里程碑，尤其是京都、巴厘岛和哥本哈根这三站，更是决定了这份拯救地球的解决方案的核心架构。
二、《京都议定书》的得与失
1997年12月11日，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此前，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1995》提交给了第2次缔约方大会，为京都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最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这里通过了里程碑式的《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从2008-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在跨国范围内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额度，它和市场交易机制的结合，成为《京都议定书》革命性的制度创新，开启了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时代。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作为UNFCCC的补充协议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缔约方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附件一国家在第一阶段须各自承担一定的减排承诺：与1990年排放水平相比，欧盟15国减少8%，美国减排7%，日本、加拿大各减排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同时，议定书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1%。
非附件一国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人均排放和总排放量激增的阶段，尽管现阶段作出某种明确的量化承诺较为困难，但也应该循序渐进，做出与各减排阶段相适应的努力。这是全球统一碳市场建立的重要条件。
为了降低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成本，同时把非附件一国家也吸引到减排行动中来，《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国际排放权交易、联合履行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IET是附件一国家之间针对配额排放单位的交易，各国可以将分配到的AAUs指标根据自身排放情况买入或卖出。JI主要是附件一国家之间的减排单位交易，各国通过技术改造和植树造林等项目实现的减排量，超出自己承担的减排限额的部分，可以进行交易。CDM与JI类似，只是交易双方换成了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附件一国家可以通过向非附件一国家进行项目投资或直接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证减排单位。京都三机制把温室气体减排量成功变成可以交易的商品，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的附件一国家及其企业，可以通过买入减排指标来缓解减排约束，或者降低自己的减排成本，这实际上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其中的CDM项目交易，作为一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转移的渠道，也在日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无疑是人类社会迎接全球变暖挑战的重大进展。旦这个重大进展的背后，也存在着重大的缺憾，这使它的历史效果大打斤扣。
最大的缺憾，是美国的退出。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是最大的排放国家，排放总量占全球的1/4，人均排放量20吨/年左右，是英国人均排放量的2倍，中国的4倍和莫桑比克的20多倍。《京都议定书》谈判之际，正值克林顿总统执政后期，在戈尔副总统等的推动下，尽管国会态度消极，美国政府仍然积极参与了京都谈判，不过，克林顿还没来得及将议定书提交给国会审议就已经到任了。随后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布什全盘推翻了前任达成的协议，表面的理由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美国的减排没有意义，真实的理由则是其最大的支持者能源企业不愿受到减排责任的束缚。美国的退出，在京都精心设计的减排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几乎要了《京都议定书》半条命。牛仔布什消极抵制之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铁杆盟友也借势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其阶段限制。目前，议定书只规定了第一阶段的减排目标，2012年之后的目标还悬在半空，“后京都时代”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减排框架将走向何方等根本问题，都还是一个谜。这也是迄今历次气候谈判的核心课题，由于涉及各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各国围绕2012年后的博弈也就分外激烈。
三、气候明星：斯特恩与戈尔
在动员世界舆论关注气候变化方面，尼古拉斯·斯特恩和阿尔·戈尔是两把最嘹亮的号角，真正唤醒了公众的气候意识，并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这两位表情严肃、语调平和、讲话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学者型政治人物，在全球气候领域却具有摇滚巨星般的影响力。
斯特恩是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2005年7月，时任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要求斯特恩提交一份研究报告，分析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代价，以及减排的花费和收益。2006年10月30日，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斯特恩主持完成的600页评估报告《斯特恩回顾：从经济角度看气候变化》，这就是著名的《斯特恩报告》。报告很快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爆炸性的反响。
一开篇，报告就用克制和冷静的语言写到：气候变化将影响到全球人类的基本生活元素，包括水的获得、粮食生产、健康和环境。随着世界变暖，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受饥荒、缺水和沿海洪水的威胁。“科学证据现在不容置疑：气候变化是对全球的严重威胁，急需做出全球反应。”
在和IPCC的专家们沟通后，斯特恩相信，如果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稳定在450~550ppm碳当量，气候变化产生最坏影响的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而当前的水平是430ppm，同时每年还在上升2ppm。因此，要实现稳定，最终必须把每年排放量降低到现有水平的80%以内。在经过计算之后，斯特恩给出的经济学结论很简单：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益处远远超过不采取行动的经济代价。“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水平稳定在500到550个碳当量，每年的代价大概是全球GDP的1%。”斯特恩写到，“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至少失去全球GDP的5%，年年如此。如果考虑到更广泛的风险和影响，估计损失将上升到GDP的20%或者更多。”他认为，这些损失的规模，只有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差堪比拟，而且这些变化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逆转。
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所以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斯特恩说：“这种反应必须建立在共识之上，既有共同的长期目标愿景，也有在今后十年中加快行动的框架；而且必须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之间继续采取相互支持的做法。”
在灰暗的调子之外，斯特恩也给全球公众带来了令人鼓舞的信息。他安慰说，世界并不需要在避免气候变化和促进增长和发展之间作出选择，应对气候变化是有利增长的长期战略，而且不会限制富国和穷国的发展愿望。虽然忽略气候变化将最终损害经济增长，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则将带来可观的商业机会，因为低碳能源技术和其他低碳商品和服务将形成新的市场，每年价值数千亿美元，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也将相应扩大。
《斯特恩报告》非同寻常的历史性意义，用英国《独立报》环境版编辑迈克·麦卡锡的话来说，就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数据和逻辑“击碎了所有用来拒绝采取行动的借口”，无论这些借口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是道德的。相反，报告简单有力、不容置疑的结论，使得任何对气候变化紧迫性的反对之声在道德上都变得可疑了。麦卡锡说：“反对者原来唯一还能找到的托词就是有关经济发展会受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你现在还反对立即采取行动，那就是在自欺欺人了。”
斯特恩用严谨的报告占领了人们的大脑，阿尔·戈尔则是用同样严谨但却更直观生动的电影方式震动了人们的心灵。
戈尔在哈佛大学的老师罗杰·内维尔是第一个在环境中测量碳含量的科学家，是他激发起了戈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兴趣。进入美国国会后，戈尔成为第一位关注全球变暖的议员，他在1992年推出的《濒危的地球》一书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成为克林顿总统的副手后，戈尔开始力推美国政府征收碳税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但因为参议院反对而未果。在2000年参选美国总统时，戈尔表示当选后将致力推动签订《京都议定书》，最后却惜败于小布什之手。
失之东隅，收于桑榆。没能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却在环保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败选后他把主要精力投注到气候变化领域，亲自研究制作了全球变暖的多媒体资料，并在全球各地巡回演讲，呼吁人们关注这一迫在眉睫的风险，数年下来已经不下千场。电影导演戴维斯·古根海姆看了戈尔的演示后感到“极为震撼”，他说：“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离开，想着全球变暖就是最重要的议题。我不知道要怎么拍这部电影，但我想要试试看。”随后就有了戈尔亲自主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在影片中，戈尔引用了大量图片、冰芯样本过去60万年间的温度和碳含量检测数值等一手资料，让公众明了气候变化的真相：格陵兰和南极冰床溶解可能使全球海平面升高近6米，沿海地区将被淹没，一亿人将成为难民，冰雪融化后大洋盐分含量降低可能会中断墨西哥湾流并造成北欧地区气温骤降。影片的最后，平静深沉的戈尔呼吁公众，每个人都能有所作为，尽快采取适当行动阻止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比如减少日常生活的碳排放，种植更多植物。
《难以忽视的真相》把戈尔的学术兴趣、政治生活、家庭经历、个人信念和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巧妙地融化在了一起，在谨严的事实分析之外，散发出一种无法言传的道义感染力，令人很难无动于衷，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对此片的评价都极为正面。看过电影的19位顶尖气候学者都表示，戈尔在片中表达的科学观念是正确的。知名的气候科学家博客“真实气候”认为，片中的科学观点非常新颖，并引用了许多最新的研究。一直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史学家迈克尔·夏默说，《难以忽视的真相》“让我震惊到不再抱持怀疑”。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写到：“你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如果你没看，而你又有孙子的话，你必须向他们解释你为什么不去看。”
在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最佳纪录片奖，片中的主题曲，INeedTo WakeUp获得最佳歌曲奖。由戈尔编写的同名书籍，也在2006年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更大的肯定来自挪威，在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2007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IPCC和戈尔。
四、巴厘岛路线图
京都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之旅的下一个枢纽站是印尼的巴厘岛。2007年12月3日到15日召开的巴厘岛会议，吸引了来自UNFCCC192个缔约方以及《京都议定书》176个缔约方的1.1万名代表，这也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变化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