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原本也有穷困的时候，但穷困中仍守本分。小人一旦穷困就会不顾一切地去为非作歹了。”
孔子又继续对弟子们解释说：“《诗经》上说，不是牛也不是虎，但游荡在旷野。同样地，我们何以会在旷野受苦，你们知道么？”
子路抢着回道：“也许是我们不仁，所以人们不相信我们；或者是我们无智，所以人们不能实行我们的主张。对不对？”
孔子摇摇头说：“如果仁者必能见信于世，那么，伯夷、叔齐就不致饿死首阳山了。如果智者必能用行于世，那么，臣子比干就不致遭到剖心了。”顿了一顿，又再剖析说：“你们要知道，遇或不遇要靠时肌，君子博学深谋而怀才不遇的，多得很呢。生长在深谷的幽兰，并不因无人欣赏就不散发清香。君子修德立道，不可因穷悃而败节，当年晋公子重耳困于曹卫而生霸心，越王勾践困于会稽卒能图强。”
子路默然而退。
子贡进来的时候，孔子又用同样的话问他，子贡恭敬地回答说：“也许是夫子的道理太深、理想太高，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若是把它略为降低些，说不定可以行得通。”
“赐啊！你要知道，一个终年辛劳的农夫，也不能保证年年丰收，遇到天灾，他仍然无能为力。一个手艺精巧的匠人，他所制作的东西，未必每个人都合意。你不在修道方面去下工夫，却希望博得世人的欢迎，你的志气未免太小了，这是不对拒绝属下的建议，不祭河神。孔子称赞他不越祀、不媚神，认为他是有道之君，很想去见见他。
楚昭王虽在病中，却抱病出迎。他对孔子极为礼遇，经常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并且准备把书社地七百里封给孔子。却遭到令尹（楚国的官名）子西的妒忌。
子西暗想，孔子在鲁国时出任大司寇，政绩远播，一旦楚王重用他，我将失势，我必须加以阻止。首先不使他获得封地，他没有禄养，自然不能久居，让他自动离去，这样才不露痕迹。
子西计议已定，于是向楚昭王进谏说：“如果办理外交，我王的属下有人能够及得上子贡的辩才么？”
楚昭王：“没有。”
子西：“冲锋陷阵，勇冠三军的将才有人及得上子路么？”
楚昭王：“没有。”
子西：“王上的辅佐，有人及得上颜回那么优秀么？”
楚昭王：“也没有。”
子西：“办理政事，有人及得上宰予的才干么？”
楚昭王：“没有。”
子西继续鼓起他如簧之舌，说：“当初我国受封的时候，仅只数十里，后来逐渐垦拓，才扩展到今天的局面，实在得来不易。”
“孔子的政治理想向来是主张遵从古制，他要重新实现周代的遗风，如果采用他的主张，我们楚国将如何维持堂堂数千里的国势？”
“从前周文王在丰、武王在镐，地仅百里，他们能够修德行仁，最后终于成就了兴周灭纣的功业。”
“如今，孔子名闻天下，他的弟子中，人才济济，文武兼备的不乏人在，一旦将封地给了他，恐怕不出多久就将……”
一向多疑的楚昭王不待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了，不必再说下去。”
从此孔子被冷落下来。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在郊外散步时，见到一个披头散发的狂人，一面走着一面唱歌。
这个人姓陆名通，字接舆。他鉴于楚昭王政令无常，故意披头散发，佯作癫狂状态，人家都称他为楚狂。
孔子听了他的歌，心有感触，正想走过去攀谈一番，他却疯疯癫癫地一溜烟跑走了。
孔子的心情和他们有所不同。他们只求独善其身，苟全性命于乱世，清高、雅洁固然没错，但对世道、人心有何裨益呢？
孔子一生怀抱着匡时济世之心，要使天下无道变为有道，他只知爱民，而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孔子曾说过，“如果天下太平，他又何必如此凄凄惶惶地劳碌奔波呢？”
总结一句话，这就是“仁”。仁，是孔子理想中的做人最高准则，也是孔子思想的中心。
七、重回鲁国
公元前484年，也就是鲁哀公11年的秋天，孔子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一路上感触万分。
孔子回想这14年间，辗转于各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也遇到几次意外的惊险。而自己的政治抱负始终未能有所施展，甚至遭受猜忌，险遭杀害，流落到郑国时还被喻为丧家之犬。
至于那些自命清高的隐士们，他们歌咏、嘲讽，如今想想，倒还蛮有人情味，不由得感到惋惜。
将届古稀之年的孔子，他的政治见解早已成熟，对政治生涯也看得很淡，他觉得不朽的事业仍以教育为先。
想着，想着，已经抵达曲阜郊外，弟子冉有等人早就等候多时。
对一般百姓来说，孔子终于返国，使他们雀跃不已。当年孔子任大司寇时的政绩，他们记忆犹新，一致认为今后又可重见政和邦宁的安乐日子了。
至于鲁哀公和季康子他们又是怎么想呢？目前北有世仇的齐国，南有新兴的吴国，一南一北，虎视眈眈。鲁国处在两强之间，而国内政纲废弛，国力日弱。尤其是与各国间的外交更是一个难题。为了应付客观局势的需要，有时不得不和一些国家缔结密约以暂保平静。可是，万一实情暴露，难免不受责难，尤其是虎狼般的强国们更是得罪不起。
他们认为孔子在各国游历多年，对各国的政情必然有深入的了解，他必能对这个棘手的难题提供宝贵的意见。
鲁哀公和季康子的想法均认为孔子可以用来咨询，但不准备让他实际秉政。
鲁哀公第一天接见孔子的时候，开头一句就问孔子说：“请您告诉我一些为政的道理。”
孔子答道：“很简单，用人的时候，必须加以选择。选用优良的官吏，政治必然会上轨道。”
话虽然简单，但却语意深长。
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问政。
孔子说：“选用正直的人，摒弃邪恶的人，百姓自然会服从。如果在上的人都是正直之士的话，那么在下的受到感化，也都会变得正直了。”
季康子鉴于窃盗案件日增，就这件事请教孔子。
孔子干脆坦白地告诉他说：“遏阻盗风的首要之途是无欲、戒贪，只要自己不贪得无厌，即使你奖赏别人去盗窃，他也不会干的。”
季康子想用重刑来改变社会风气，孔子不客气地说道：“在上的人，决心为善为正，做一个好榜样，人民就可安居乐业，风气淳朴，社会安定。居上位的好比是风，下面的百姓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就会顺势弯倒下去。只要在上的好德乐善，老百姓还会做坏事么？”
孔子对鲁哀公和季康子直言诤谏，毫不掩饰。因为他看到鲁哀公不能选贤与能，不能远离奸臣，所以劝他要慎重择人。至于季康子，孔子早就知道他处事不公，自己又贪得无厌，不能为民表率，所以毫不客气地当面指责他的错误。季康子每次去见孔子，听到的全是逆耳的忠言，心里很不是滋味。之后，除非万不得已，他很少去亲近孔子。孔子并不热意于仕途，对这件事也就淡然置之。
季康子生性极贪，恣意剥削人民，广积不义之财。由于挥霍无度，入不敷出，他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为由，企图增加田赋。他想请教孔子，如果孔子认为可行，那么，他就不必背上什么恶名，一切责任都可以转嫁到孔子的身上去。
季康子心里这样盘算，但又不敢亲自去见孔子。他想到一个好主意——让冉有出面，因为他是孔门弟子，也是自己的家臣，由他出面去请孔子发表意见最为妥善。他编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冉有据此去试探孔子的反应。
孔子想起自己初次担任官吏时的种种，他知道老百姓一年到头胼手胝足地辛劳，不遇荒年还好，万一遇到荒年，真是苦不堪言。靠天吃饭的人民已经够值得同情了，怎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何况并非真正是国家需要。只是为了填补私人的欲壑。所以，孔子根本就不赞成。
冉有往返跑了三趟，孔子总是一语不发，对这种无言的抗议，季康子应该死了这条心才对。但他仍旧再三打发冉有去试探。
最后，孔子觉得不耐烦了，他对冉有说：“你是我的弟子，你明知季康子是假公济私，怎可帮他搜刮？”
冉有在老师面前不敢再说假话，只好坦承说：“弟子在季氏手下做事。他命令我这么做，我不好不从。”
孔子说：“若要赋税公平，可以参考周公所定的税则，以圣王的法制为依归，总不会错的。”
事后，孔子痛心地说：“冉有没有资格做我的门徒，弟子们，你们可以声讨他的罪恶，尽量发话攻击。”
春秋时，鲁国有一个小小的附庸国，名叫颛臾（故城在山东费县西北），季康子准备去攻打它。
子路和冉有都是季氏的家臣，赶快跑来告诉孔子。孔子责备冉有说：“是你策动的吧？”
冉有赶紧否认说：“完全是季康子的主意，我们两人都不赞成。”
孔子说：“先王封颛臾为东蒙山的主祭者，一向是鲁国的臣属。如今的鲁国邦域被三家瓜分，季氏独得两份，叔氏和孟氏各取一份，只剩下颛臾还算是公臣，竟还不放过它，季氏实在太过分了！”
“你们两人深受季氏的器重，为何不力加劝谏？谏而不听，就当离去。周任曾经说过一句话：‘权衡一下自己的力量，然后才去做。干不了，就不干。’”
“譬如替一个盲人引路，眼看他有危险，却不去帮助他；眼看他将跌倒，却不去扶持他。那么，何必替他去引路？”
“我觉得你们没有尽到责任。好比说，老虎逃出了笼，珠宝箱的美玉都碎了，难道说，看管的人没有责任么？”
冉有却还辩解说：“颛臾的城堡极为坚固，而且靠近季氏的费城，如果现在不把它取下，将来可能终为大患。”
孔子乘机教训他说：“一个国家，不怕财富少，只怕不均；不怕人少，只怕社会不安。如果分配平均，就不会有贫困现象；如果大家和睦相处，就不怕人民缺少。社会安定以后，政权才能稳固。”
“假如远方的人仍有不顺服的话，就以文化道德来感召，他们自然会被吸收过来。”
“你辅助季康子多年，却不能使境内人民生活安定，不能吸引远人来归，反而动起干戈。我生怕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是在内部呢。”
鲁哀公14年，齐君被弑的消息传到鲁国，又激发起孔子的正义感。在齐景公时代，齐国的田常（原是陈国的贵族，逃亡齐国后改姓田氏）自从晏婴死后便想谋叛，篡夺君位，但是手中没有兵权，又惮于高、鲍两位重臣的威势，不敢轻举妄动。
他终于找个借口，劝齐景公伐鲁。齐景公准奏，命他训练军队，后来由于子贡的游说才未伐鲁，但他已兵权在握，种下了祸根。
齐景公死后，三传至简公。简公过去曾经一度亡命于鲁，国内的实权都操之于田氏之手。当时简公的一名部下宰予（字子我）深受器重，简公返国继位后，就想把政权从田常的手中夺回来交给子我。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愈来愈表面化。
简公准备先发制人，下令子我率军讨伐田常，却不料事先被田常获悉，索性提前下手刺杀了简公，立简公的弟弟平公为主。田常为宰相，继续掌握实权。
孔子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叛臣、逆子。他虽然久已不问朝政，此时却按捺不住。他斋戒沐浴后，郑重其事地奏请鲁哀公出兵去惩治这个弑君的叛逆。
鲁哀公不像孔子那么富有正义感，而以利害得失为前提，他考虑良久，找一个借口说：“齐国强大，我们弱小，以弱攻强，有把握么？”
孔子回答道：“鲁与齐国情谊深远，田常弑君，大逆不道，出兵讨伐名正言顺。再说，齐国自齐景公以后，被弑的已有三人，目前举国愤怨，情势极为紊乱，附和叛臣的只是少数。我们以堂堂之师前往征讨，必可获得齐国正义人士的跟随，胜负之数，不言可知。”
鲁哀公始终拿不定主意，何况实权都操在三桓之手，尤以季氏的势力最强。于是他敷衍着说：“这件事牵涉颇广，最好和季康子商量后再作决定。”
孔子退出以后，叹息着说：“我曾做过鲁大夫，遇到这种事，我不能不说。但鲁哀公不能做主，反要取决于季氏，真是可叹！”
孔子本不愿去见季康子，但责任在身不容推卸，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季康子。
季康子自己也是一个目无君上的权臣，而且他和田氏还有私谊，当然不肯赞同孔子的主张，但又不好露骨反对。因此，他以另一个理由婉拒了孔子的建议。他说：“田氏杀了齐君，随即立他的弟弟继位，情尚可恕。再说，他们国内政治上的纷争，外人似乎不便干涉，不知道意下如何？”
孔子已经看穿季康子的用心，知道事不可为，也就不再多说，愤然告别而去。伐齐的事，就此被搁置不提了。
孔子倦游归鲁，虽不愿出仕为官，但仍想以在野之身匡君救民，协助弟子从政。现在见到鲁哀公懦弱无能，实权仍操于三桓之手，而以季氏最为跋扈。孔子眼见如此情势，愈加心灰意冷，准备以此余年，将全副精神致力于教育事业，他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的身上。
这段期间发生了几件令他悲痛欲绝的不幸事件。
鲁哀公13年，孔子70岁的时候，孔子的独子伯鱼去世，享年50岁。伯鱼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孔促，字子思。子思后来受学于曾子，也是著名的学者，被尊称为述圣。《中庸》就是子思所作。
三年前，在孔子还没有返回鲁国的时候，他的夫人亓官氏病逝。老年丧妻又丧子，终究是人间伤心事。
孔子有异母姐九人，都没有记载留传下来。孔子的异母哥哥伯尼生有一男一女，男的名孔忠，字子蔑，也是孔子的弟子之一，后来在鲁国任官。女的由孔子择配，嫁给他的弟子南容。因为南容为人谨慎，所以孔子就把侄女嫁给了他。
孔子自己除了独子伯鱼外，还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幼年夭折；另一个嫁给自己的弟子公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