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宋朝有个青年酷爱杨万里的诗作，便关起门来进行模仿，但无论如何也模仿不像，于是前去拜访杨万里。他来到横山滩头，登上了一只旅游船，谁知着名诗人杨万里正在这只船上，青年便俯首向杨万里请教作诗之法。杨万里提笔写下了几句诗：
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杨万里写成之后，让青年说一说这四句诗的意思。青年恳切地说，这里的“伊”，指船老大；“征行”，指旅行，即深入生活。四句诗的意思是说：船老大驾船乘风于江河之上，破浪于绿水之间，长年深入生活，因此对山川江河产生了无限的情思，即使“雨姿晴态”在船老大的眼里，也变得奇异无比。写诗也是这个道理。你要写出好诗吗？那你就深入生活吧。要知道，脱离生活，闭门造车，是创作不出优秀的诗作的；只有从生活的海洋中，才能汲取创作的丰富营养。
杨万里赞许了青年的见解并深有感触地说道：“我写诗，并没有什么诀窍；如果说有，那就是只有深入生活而已。你只要深入生活，就能够在诗歌的创作中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年聆听了杨万里的教诲，茅塞顿开，十分感激恩师的指点，从此深入生活，果然创作源泉滚滚而来，写出不少好诗。
写诗要深入生活，进行其他文艺创作同样也要深入生活。学生看了电影《英雄儿女》之后，曾经问我：“老师，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朝鲜战场上，难道作者巴金也到朝鲜深入生活了吗？”我告诉学生，巴金不仅前往朝鲜深入了生活，就连电影中王芳、王成的生活原型也是巴金在深入生活之中发现的呢。学生要求我讲讲王芳、王成的生活原型，我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王芳的生活原型，目前知道的有两个。就是李幼莺和解秀梅。
1950年，17岁的李幼莺告别西安，参加了志愿军赴朝参战，成了一名文艺兵。这位年轻而多才多艺的姑娘，曾随部队参加了靖江战役、开城保卫战。她弹着单弦，敲着大鼓，饱含激情地为战士唱歌，鼓励他们浴血奋战，英勇杀敌，被前线将士誉为“战地百灵”。1952年秋天，在朝鲜开城莱凤庄九十六军庆功会上，李幼莺巧遇自己的胞兄-——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西北军代表李佑心。当时六十三军文艺处处长魏巍闻讯赶来，为他俩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随团慰问的着名作家巴金也采访了李幼莺和李佑心并把兄妹俩战场相遇的故事写成小说《团圆》，后来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
这样，李幼莺便成了影片中女主人公王芳的第一个生活原型。王芳的第二个生活原型当是解秀梅。解秀梅，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于堤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49年，年仅：15岁的解秀梅入伍，1951年随部队赴朝参战。在刚刚入朝的18天强行军中，她跑前跑后，以清脆响亮的演唱鼓舞着行进中的战士。而这个柔弱的备受战友们喜爱的宣传鼓动员的肩上，除了背负自己的80斤军用物资之外，还替一个体弱的战士背一个挎包和一条六七斤重的米袋。由于解秀梅在急行军中表现突出，被师政治部评为“行军模范”。1952年5月23日这一天，志愿军归国英模报告团和朝鲜人民访华团共两百多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代表团团长李雪三让英模解秀梅代表志愿军向毛主席献了花。毛主席除了面带微笑、紧紧握着她的手作了“祖国不会忘记你们……”的亲切交谈之外，还在签字本上赠送解秀梅几句话：“中国自古多巾帼英雄，你是志愿军中的花木兰代表，辛苦了！”然后，与解秀梅等代表们合影留念。解秀梅返回朝鲜战场之后的1952年11月30日下午，遇到敌机轰炸，她背着重伤员李排长转移，落下的炸弹就在他们身边。解秀梅立即把李排长放在地上，同时猛地扑在他的身上，李排长得救了，她却负了伤。志愿军总部为解秀梅记了一等功，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女同志中惟一的一位一等功荣立者。不久，解秀梅的父亲解铁作为祖国人民慰间团的代表赴朝，父女二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惊喜地相见了。这与电影《英雄儿女》的情节颇为相似。原因就在于巴金也采访了解秀梅。因此解秀梅是王芳这个艺术形象的又一个生活原型。
王成的生活原型又是谁呢？巴金赴朝鲜深入生活，采访了数以千计的英雄将士，才有影片《英雄儿女》的间世。而影片中的英雄王成的生活原型不是李幼莺的哥哥李佑心，而是志愿军的两位烈士王英和赵友成(据说还有其他生活原型)。王英是四川人，16岁那年，于鄂西解放时入伍。他牺牲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五十军一四八师四四四团二连一排二班战士。抗美援朝的1951年年初，我军连续50个昼夜坚守在朝鲜汉江南北两岸阻击敌人。在修理山阻击战时，处在最前沿的二连，被美军的“羊群”战术包围，战友们相继倒下。王英只身一人坚守阵地，他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手持爆破筒跑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从而保住了山头阵地。赵友成为了守住另一个山头阵地，通过报话机向团指挥部高喊：“向我开炮！”亦与敌人同归于尽。巴金深入生活，将王英、赵友成两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事迹，经过艺术加工，改编成为电影剧本，搬上了银幕。两个烈士的名字改成了王成，更具有典型意义，受到了千百万观众的崇敬。时至今日，凡是看过《英雄儿女》的观众，一提起英雄王成，他那“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还在耳际萦绕。
王成的生活原型王英和赵友成已经壮烈牺牲，可影片中王芳的生活原型李幼莺和解秀梅仍然默默无闻地工作着。1994年，江苏《扬子晚报》报道了李幼莺的有关情况：1953年8月，李幼莺回到了古城西安，先在市妇联工作，尔后又在西安市回民中学任教，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1991年，李幼莺退休后，一直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连她周围的人也不知道她就是影片《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型。她的爱人和独生子也从不向人提起她当年的丰采。只是1994年初，李幼莺在战场上落下的风湿病突然加重，进了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一院救治的时候，有位深入生活的作者在《西安晚报》上撰文对她的情况作了连续报道之后，这才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医院看望李幼莺同志，并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而解秀梅同志的有关情况，《人生与伴侣》杂志(1995年第4期)以《“王芳”住院之后……》为题进行了感人的报道。1956年，解秀梅同志从部队转业后，先后任徐州市鼓楼区团委书记、山东临沂国棉八厂副书记、石家庄地区印刷厂副厂长等职，曾为共青团九大代表。由于频繁的调动，更由于解秀梅同志的谦虚情怀，她的英雄事迹就鲜为人知了。1994年，解秀梅因为患有“多发性脑梗塞”，住进了石家庄市第二医院。1994年12月10日上午近8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的节目使善良的人们流泪了。深入生活的记者，在电视节目中报道说，电影《英雄儿女》中，那位冒着枪林弹雨舍生忘死救伤员，风烟滚滚唱英雄的“王芳”，如今躺在病床上，“由于付不起药费，一纸停药通知单就放在英雄病床旁的床头柜上……”看了电视播映的镜头之后，善良的人们在震动之余，立即伸出了援助之手。节目播出仅一19分钟，河北省乡镇企业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张玉夫便委托两位年轻人前来医院看望英雄；12月10日11时，开发公司的一名副总经理和会计，把该公司干部职工当场捐献的3万元人民币的转账支票送到“王芳”亲人的手里；12月11日，一位叫杨明艳的52岁的劳动妇女，只身从河南平顶山赶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为英雄带来4000元人民币和一颗滚烫的心；12月13日，石家庄市卫生局决定，为英雄继续治疗拨款2万元；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学生，把父母给他过生日的钱送到解奶奶床前；医院了解到解秀梅的事迹后，尽管经费非常困难，也为治疗作了最大努力，再也没有发停药通知单。
由此观之，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不是依靠作家的聪明才智关在房子里、与世隔绝塑造成功的，而是通过深入生活塑造的。正如18世纪德国着名诗人、剧作家歌德所说：“依靠体验，对我就是一切，臆想捏造不是我的事情。我始终认为现实比我的天才更富天才。”
歌德的话告诉我们，作家笔下的典型人物在哪里？就在生活的土壤之中。作家只有深入生活，进行辛勤的笔耕，才能使典型人物带着生活泥土的芳香，放出奇光异彩。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嘎子已经家喻户晓，不少人认为小兵张嘎仅仅是一个艺术形象，并不存在什么生活原型。其实，张嘎也有生活原型，这个生活原型就是着名战斗英雄燕秀峰。1938年，年仅13岁的燕秀峰参加了革命。第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游击队里，他英勇善战，成为威震敌胆的英雄。一次，他在战斗中，一个人击毙13个敌人。那时候，敌人一听“燕嘎子”来了，无不闻风丧胆。1944年，燕秀峰光荣地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并作了发言。着名作家魏巍为此写了一篇题为《燕嘎子》的文章，生动地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1947年，燕秀峰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转到地方治疗，几经周折，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到天津工作，先在纺织厂、钢铁厂当工人，后来又在一所学校烧锅炉、打扫卫生，一干就是30多年。他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生产标兵”的称号。由于燕秀峰不愿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过去，所以周围的人并不知道他的赫赫战功，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燕秀峰当年的许多战友现在已是高级干部，有的同志抱怨他“你怎么不早说呢？”燕秀峰摸着自己身上的七处伤疤，想起战争年代死去的烈士，他觉得贪求名利对不起他们，“早说”，不如不说。1987年，燕秀峰办了离休手续后，仍然宝刀不老，又受聘担任四十余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无怪电影《小兵张嘎》的编剧徐光耀再次见到燕秀峰时，动情地说：“真该再写他，题目就叫《小兵张嘎新传》。”
俄罗斯作家、戏剧家契诃夫说过：“谁要描写人和生活，谁就得经常亲自熟悉生活，而不是从书本上去研究它。”茅盾也说过：“文艺创作的技巧间题，包括生活素材的分析、综合、提炼、主题思想的确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斗争。”
契诃夫和茅盾的话说出了这么一个道理：作家深入生活绝不能搞形式，走过场，一定要亲自并且长期地到生活中去，参加火热的斗争，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于“身入”上。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柳青为了写好长篇小说《创业史》，曾在农村长期深入生活。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构思巧妙，文笔饱含诗情画意，歌颂了人民战士的崇高品质和人民对子弟兵的真诚爱护，揭示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力量和源泉。小说一发表，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也是她长期深入生活的结果。虽然小说中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照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着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8月中秋。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作者确实在总攻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也到过老乡家里借过被子。据作者回忆，战斗越激烈，下来的伤员越少，但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作者便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翻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和单位。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x，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茹志鹃正因为长期生活在部队，对我们的战士有着深沉的爱和透彻的了解，才使她满怀深情地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小说《百合花》。
“越是深入生活，材料越到处都是”，这是作家赵树理的创作经验之谈。他在《也算经验》一文中曾经说过，小说中的好多事情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写起来，倍感得心应手。其中，“《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有才板话》中老字辈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的变迁》中六老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了产的人。同书中阎锡山的第四十八师留守处，就是我当日在太原的寓所。同书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合，染了我的好多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这一切便是我写作材料的来源。”看到赵树理这篇文章，就可以体会到作家进行创作的源泉，的确来自于生活。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
深入生活，绝不是把生活中的原始材料不加选择地照搬到作品之中，，而是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篇小说是为了宣传自由恋爱而写的。那是1934年4月，赵树理在北方局党校调研室工作时，到一个村子里作调查。得知某村有个叫岳东至的民兵小队长，因为和同村的姑娘智英群自由恋爱，遭到以村长为首的几个干部的残酷迫害。岳东至被他们毒打致死，并且伪造现场诬陷其上吊自杀身亡。政府查明了案情，依法惩办了凶手。赵树理要把这件事写成小说。应该怎么写呢？
他想，文学作品应该反映生活的主流、本质，歌颂农民反封建势力的胜利.，于是他在处理这个题材的时候，就把真实的故事作了一番改造，将悲剧的结局改成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一对青年男女经过顽强斗争，终于结成伴侣，获得了幸福。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解放区的青年男女无不拍手称快。他们冲破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压力，像小二黑和小芹那样，扬眉吐气地自由恋爱，真正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
写诗作文，如果有谁不去深入生活，谁就会肚里空空，从而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之中。据传，从前有个秀才要去京城参加考试，愁得J嗅惶不可终日。他的妻子见此情形便安慰秀才说：
“看你那提心吊胆的样子，难道写文章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难吗？”
秀才一本正经地说：“还是你们女人生孩子容易。”他的妻子反问道：‘场口何见得？”秀才毫不掩饰地吐露了真情：“你们女人生孩子，是有一个孩子在肚里呀：我这次参加考试，肚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让我怎么提笔作文呢？”
是呵，秀才没有深入生活，肚里空空，所以进京考试之前犯了愁。如何才能不为作文发愁呢？还是俄国着名小说大师、戏剧家契诃夫说得好：“如果我是医生，那我就需要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在德米特罗甫卡(莫斯科的一条街名)跟一个猫助鼠生活在一块儿。”作为作家，一旦脱离了生活，就会被生活的列车远远地抛到后头；一旦脱离了生活，肚里就会像那个秀才一样，也会变得空空无物。即使硬要去写生活中的人和事，也会将人和事写得走了样。
上面谈及的深入生活，都是作家创作的事，仿佛与初学作文的青少年朋友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初学作文的青少年朋友，更需要深入生活。即使是作家，一旦脱离了生活，写作的源泉也要枯竭，更何况是初学作文的青少年朋友呢？不少学生都有这种体会，有些作文题，凡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就觉得有东西可写。否则，就难以成章。迫于要当堂交卷，他们只好凭空编造了。有位语文教师曾经让某班学生写一篇记叙文，题目自拟。可文章收来之后，老师发现，竟然有36个学生写了自己是如何扶盲人过马路的。老师进一步了解他们是何年、何月、何日做过的这件好事，准备将他们的事迹整理成文，送交市广播电台进行表扬。这时，同学们才承认，扶盲人过马路的事全是假的。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说：“生活中的好人好事那么多，为什么同学们知之不多，或全然不知呢？这是因为……”老师说到这里停住了，想让同学们回答，一个男学生回答说：
“没有深入生活。”一个女学生回答说：“没有认真进行观察。”老师表扬了他们的看法，然后进行总结说：“首先，必须深入生活；其次，在深入生活中，留心身边的人和事，就能有人可写，有事可记，有景可绘，有情可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