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政坛上，可以说是一个大成功者，区别于其他政治家或者政客一个最为显着的地方，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曾国藩最大的成功在于他知人善任，其治国之术便是：储才养望、抓住机遇、屡败屡战。
1.以民为本
曾国藩从小就对儒家思想有了一定接触。对于儒家思想核心内容的“仁”和“礼”，曾国藩有着这样的见解：“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
这里所说的“内仁外礼”，其实就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表现。曾国藩非常赞同“仁”的说教，始终强调要以保护普通百姓为先。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军，曾国藩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以“民生”为怀，把“爱民”思想付诸实践，并使其得以延伸和扩展。
严禁扰民，体恤民生…
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为了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曾国藩非常重视“爱民”
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曾国藩在湘军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气氛，要求官兵之间要像父兄、子弟一般亲如一家，他在训令部属的批札中说过：我们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一般，千万不可使他们“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而要使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如此一来，官兵就会非常感激，官兵的父母妻子也非常感激。在他写的一系列表彰阵亡将士的“昭忠祠记”以及为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所写的碑文中，都体现了对湘军将士的热爱之情。
同时，曾国藩还积极提倡“不扰民为本”。他认为：“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只有将“爱民”作为第一要义，这样的军队才能称为“仁义之师”。这里所讲的“爱民”意思是“不扰民”，即他在“八本”格言所说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为此，他花费了很大精力制定了《禁扰民之规》，里面说道：“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是“爱苗”，打蛇杀虎是“爱人”，募兵剿贼是“爱百姓”，所以“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那么，怎样做到“不扰民”呢？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宣传教育，把“不扰民”作为精神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巨细悉举。从他编的《爱民歌》中可以知晓。其具体内容如下：“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当时，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非常激烈，曾国藩写《爱民歌》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约束湘军官兵，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杜绝出现骚扰百姓，甚至烧杀抢掠的现象。
另一方面是严格纪律。当遇到扰民案件时，强调“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剖决曲直，毫不假惜”，对扰民者“严加惩治”（《曾国藩家书》）。
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严肃军纪、赢得民心起到了推动作用。后来，曾国藩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与曾国藩有着深厚友谊的湘军人物李元度也说：“曾国藩真挚诚恳，一心一意以爱民为本，所以非常得人心。”
这一点与事实也是相符的。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指挥他的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与此同时，面对灾情遍野、民生凋敝的局面，曾国藩对社情民生的关切之情油然而生。他想尽一切办法采取积极措施，如救灾恤患，减租召垦，努力恢复固有的生产力；整饬盐务，疏通商运，从而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社会逐渐繁荣起来。
在剿除捻军期间，战火不断，动乱频繁，全国政治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对于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伤害，曾国藩深表歉意，明确表示“以剿贼为第二着，爱民为第一着”。捻军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曾国藩暗感伤心，叹息道：乱世之际，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实属人生的不幸。因此，他在家书中屡次提醒诸弟：“用兵既久，民间厌苦，吾辈宜格外体恤”，要时刻保持一颗爱民之心。这无不体现了曾国藩体恤民情、为国为民、崇尚和平的情怀。
重农厚生，养民之道
曾国藩非常重视农业，他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在《劝诫州县四条》一文中提道：“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这种苦难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因此，他强调“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重农事以厚生”，具体实施措施为“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以及“有水之田，设法疏消”等。总之，要使百姓享受到天伦之乐，百姓就不会离乡逃奔他处居住。
曾国藩在担任直隶总督的职位时，除了清理狱讼、治理河道外，还大力整顿吏治，减轻民众负担，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要求各级官员做到“视民事须如家事”，给予民众休养生息的机会，并采取一些措施赈济灾荒。据说，曾国藩在两江、直隶总督任内皆有不错的口碑。清末外交官薛福成曾这样评价曾国藩：“劝农课桑，修文兴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宜惠及民”。可以说，这些都是曾国藩以民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2.礼法结合，以法为主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儒家礼治的精华，同时，他所生活的时代也正是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他逐渐形成了经世致用思想，并成为第三代经世派读书人的代表。
曾国藩法律思想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礼”，但又十分注重“法”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五刑是“不易之典”。
严明法纪，以法治吏
“礼治”与“法治”都是有效的政治手段。在“一秉于礼”的前提条件下，曾国藩提出用“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达到以法治吏、以法治民、以法治讼的目的，从而实现仁、义治天下，他认为，通过这种礼法结合、以法为主的方法与手段，必然会出现“仁政”，使天下真正大治。
既然有法必行，因此就不能任意赦免，因为“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而与赦免相关的赎罚，自然也应该严禁。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要求各地方官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对于所犯之罚，不能赦免，也不能赎，那么用法肯定从严。对此，曾国藩曾说：“用法从严，并不是没有条律，不像屠夫杀猪那样，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也就是说，要从严而适当，恰如其分。
为了使以上想法产生良好的实施效果，应该“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怨。”但要达到这一美好理想，执法者就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自己不但要公正，还须明允。在曾国藩看来，“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在这里，曾国藩要执法者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之后，他又说：“任法不如任人”。因此，执法者“公明”和“便民”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易出现大批冤狱与累讼。冤狱多、案子连续不断，必然会导致民不聊生，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对于执法者不能公正、公平对待案子而造成的冤狱和累讼，曾国藩心中非常厌恶。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他在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的案件，每年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冤狱积累过多，必然导致反复拖拉，并且牵连无辜，这必然使得老百姓痛苦不堪。
对于冤狱与累讼，曾国藩不光给予了痛斥，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与克服了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首先是严禁私自关押犯人。他曾出榜明确告知官吏与百姓：“以后管押犯人、证人，本州县必须立牌，以告知他人。待到情况查清楚后予以释放时，也一样要立牌晓示，让他人知晓。”从这里不难看出，曾国藩要求执法者在执法、行法过程中，必须做到公开，光明正大，以避免执法者以权谋私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
曾国藩提出，关押犯人一定要依法快速处理。同治八年初（1869年），清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据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统计，当时直隶省“通省未结同治七年以前之案积至一万二千起之多”，保定府发审局的未结京控之案达“一百三十余起之多”。
为此，曾国藩拟订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四种四柱格式》、《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程章》及《劝戒浅语十六条》等。其中由他亲自撰写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的主要内容，除了再次强调严禁滥传、滥押之外，对于如何处理积案的问题也提出了具体要求。《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具有相当的具体性和可行性，使直隶地区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其中，曾国藩最为看重的是第三条：“州县须躬亲六事”。
“六事”具体是指：第一，放告日期，必须亲自收状；第二，能断的案件，就快速断结，不能断的案件，交给幕僚拟批，但必须亲自仔细核对，分别准驳；第三，准理者，差票传人，必须亲自删改；第四，对于命盗案件，以初起招供为重，必须亲自勘验；第五，承审期限，何时解勘，何时详结，必须亲自计算；第六，监禁管押之犯，以常往方式看管，每日牌示头门，每月册报上司，必须亲自办理。从这“六事”中可以看出，地方州县长官，必须亲手抓狱讼，要将动脑、动手相结合，并善于总结经验，千万不能草率做决定。
曾国藩之所以要求州县长官亲自抓狱讼，主要是为了快速结案，提高办事效率，并减轻民众的负担与对地方的扰乱。基于此，他对各种案件的处理规定了一定期限，以作为对地方官吏在职期间功过的标准与政绩。这一规定在《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中有明确体现，共十五条之多。其中第八条详细讲述了及时处理案件不能拖延。如果案件需要上报省城、京师，地方第一审处理也不得超过3个月的规定期限。而且重大命案的审理时间不应超过寻常命案。这是因为，重大命案影响广泛，危害较大，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就不利于教育民众和惩办、警告犯人，也无法体现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效能与权威，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预见。
如果案件州县本身能够很好地处理，更要尽全力发挥自己的人力物力，从速结案，不得超过20日的规定期限。而一般的盗案与徒罪案件，在州县处理的时间也要控制在2个月内。
这样做既缩短了州县的清讼期限，也缩短了全省与全国的清讼期限。因为州县处理案件时间的长短，直接决定着全省和全国清讼的效率。
通过制定《直隶清讼事宜十条》、《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这些法律文件，曾国藩很快就清理积案、整顿司法，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曾国藩从多个方面要求谨慎执法、注意狱讼，是因为执法治狱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与社会治安。所以，不仅要严，而且必须郑重。曾国藩始终都认为：天下虽乱，但法不能废。
曾国藩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从多个方面要求谨慎执法、注意狱讼。
第一，“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要想使国家真正大治，就必须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对违法行为决不能姑息迁就。
第二，“执法严而得当，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执行法律固然必须从严，但也要做到严而得适，不能滥用职权。
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国藩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严格要求执法者。
他认为，执法者做到“公明”与“便民”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将会出现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不良局面。
第四，“用法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的法律思想。在曾国藩看来，征收国家税务必须要制度化、法律化，遵循奖惩分明的原则，以使财产所有者的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一定的保障。
第五，“不许军队参与社会经商”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任何人对这种行为都不能包庇或从中得利，否则就打乱了国家的正常社会秩序。
第六，“遵守和约”的法律思想。和约是构成国家法律规范的有效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法律渊源之一。曾国藩认为，条约体现了国家的法律意志，所以，签约双方都不得违反条约中的规定。
3.国家权益，据理力争
一直以来，曾国藩就极为推崇“自强”、“自立”，外交期间，他有抗拒力争的一面，而在关系到国民生计的问题上，他原则性极强。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极为重视“虚仪”，曾国藩也受到了深深的影响，然而他把眼光放得较长远，既能守旧，又能开新。他说：“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
意思是说，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可以放弃，但对于国计民生的事项，则不得有半点含糊。这便是曾国藩做事的原则。
维护国家权益，该出手时就出手
作为湘军这支劲旅的统帅，曾国藩在对外军事活动中，十分注意维护国家权益。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他坚决拒绝阿思本舰队。
阿思本舰队，亦称英中联合舰队，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后期实行购船“剿办”
方针的产物。
1861年，为帮助镇压太平天国，在英国人李泰国（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和赫德（时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的怂恿下，朝廷采纳恭亲王奕的建议，决定向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经李泰国和英国政府联系，朝廷购买了7艘舰船。李泰国同时招募英国海军官兵600人，聘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担当舰队统领。
1863年1月，在没有得到清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在伦敦签订了《合同十三条》。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由阿思本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对中国所有船只拥有指挥权，任期四年，并且不能另任其他外国人为总司令；第二，阿思本只遵行由李泰国转达的皇帝旨意，其他部门概不遵行，阿思本有权拒绝任何命令；第三，该舰队人员的选用，由阿思本和李泰国亲自决定。
可以明显看出，这份合同彻底违反了朝廷与赫德最初订立的购船协议。其实，当初李泰国与阿思本签订这份合同，意在控制中国的海军舰队。朝廷原本已经有了一支由英国军官戈登指挥的“常胜军”，倘若再拥有一支海军舰队，两支武装都归总税务司管理指挥，必定可以顺利掌控大局。
对于英国政府的上述活动，清政府还一无所知。
国家权益，据理力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