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日
早上7时半，虽然离观众入园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但中国馆所有工作人员已全部到位。因为这个日子不同寻常，今天是世博会正式运行的第一天。可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偏偏遇上了一件差点引发危机，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事情。
针对试运行中在预约参观方式上暴露出来的问题，世博局和中国馆部改进了中国馆预约参观方式。采用在各观众入口处由担负安保任务的武警士兵向入园观众现场发预约券的方式。每天每个入口处约200张，发完为止。而团体观众则凭世博局核发的网上预约单或书面预约单从专门设置的团体观众入口处入馆参观。
时针指向9时。大批翘首以待、争睹世博风采的观众从各入口处蜂拥而入。上午9时，馆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馆部各工作小组人员（馆部设有综合协调组、参观者服务组、展示保障组、设施保障组、新闻宣传组、省区市协调组6个工作小组）全部到现场协助处置各类突发情况。我来到离洪山路5号入口处不远的团体通道旁。5月初，上海的天气已经很热，为了显示世博会工作人员的正规形象，所有的馆部工作人员统一着西装领带，戴一顶遮阳帽。
虽然经过几场试运行的磨练，当面对如此巨大客流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突发情况，我们的工作人员虽然有激情，有勇气，但显得经验不足。加上现场到处都是扛着长枪短炮存心找问题的境内外记者，随机寻找入园观众和工作人员采访，更加剧了现场的秩序混乱。两个看上去约60多岁的老人不知怎么就进了团体通道。安保人员进行拦阻：同志，这是团体通道，散客不能走。老先生一愣，说：“我不知道呀，你们又没说清楚！”仍旧往里走。安保一看这两个人还来硬的，也不吃这一套，三个安保齐齐挡在两人前面。看到这场面，老先生激动了，大声说，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性？我就是想看看世博会，看看中国馆，我有什么错？我们就是弄错了，让我们进去又能怎么样？我今天还就是非进不可了！说罢气冲冲地往前闯。安保横竖不让进，结果发生了肢体冲突。老先生一不小心四脚朝天摔在地上。一旁的老太婆急忙叫道：他有心脏病呀，这样要出人命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老先生在地上躺了足有一分钟，可近在咫尺的几个安保竟没有一个人出手拉扶老先生一把。大约是害怕老先生有个意外说不清。还好，老先生慢慢地爬起来，从上衣口袋掏出几粒药丸吞下，看来老太说的不错，老先生确实有心脏病！这太危险了！万一老先生心脏病发作猝死，可能就会造成轰动世博会的事件，那些记者就可有东西写了！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说实话，处理这类事情是入口处安保的职责，我虽是馆部工作人员，却也不便多说什么。但此时此刻，为世博会安全稳定的责任感使我再也不能仅做一个观察者了，我向安保示意，这两个人赶快放进去算了。一个女安保没吱声，男安保嘟哝一句，馆部有规定……我提高了声调说，特殊的事情要特殊处理，你们让他们进去，出了事我负责！安保们仔细看了看我胸前的工作牌，让两位老者进去了。老太千恩万谢，眼里闪烁着泪花。
明华物业的顾总当时也在现场。事后，她说我做的对。我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应该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基本思路。
2010年10月1日
今天是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凡是在这天参观国家馆的游客都能得到一份礼品。一枚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纪念徽章和一张盖有中国国家馆图案印章的明信片。没想到这两件小礼品却引出了一桩不大不小至今也未破获的“案件”。
上午9时半，我根据馆部的安排来到国家馆9米平台。我的任务是给由自动扶梯上到平台进入馆内参观的游客分发礼品。礼品约有上万件，堆了一大堆，发完为止。上午十一时左右，从平台旁边的小门走出两个一高一矮的年青人，径直奔向礼品堆，二话不说两人各拿了十几件就走。我并不认识这两人，但看他们穿着与我们一样的工作制服，胸前吊着中国馆部的工作牌，以为是中国贸促会的工作人员，也就没说什么。过了一会，我看差不多到了吃午饭时间，就跟周围的同事打了个招呼，准备去吃午饭。当我从那扇小门进去下台阶时，发现刚才拿礼品的两个年青人正在两段楼梯之间的空旷处紧张地整理礼品。我好奇地向他们望了一眼，感到这两人有些反常，但我也不想多管闲事，一声没吭就走开了。
中午一时许，综合协调组组长邹俊找我，说馆部从监控探头发现有两人涉嫌偷盗国家馆日赠送礼品，因摄像头拍下了我的正面影像，馆部领导分析我可能与这两人正面打过照面，希望我能指认这两人来自哪个单位。我说这两人肯定不是馆部超大办公室里的人，至于是不是中国贸促会的人，我不能断定（中国馆部工作人员在二楼一个约700平方米的超大办公室集体办公，中国贸促会工作人员在三楼办公，二者均有管理中国国家馆事务之职能）。贸促会的工作人员我认识不少，但从未见过这两人。
馆部与贸促会工作班子自开园以来由于管理体制、理念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存在很深的矛盾。也许此事牵涉到了贸促会，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加之礼品损失也不多，为了不进一步恶化彼此关系，这桩“案件”也就不了了之。随着世博会闭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客流量和工作量的急剧增加，馆部领导慢慢地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2010年10月16日
还有半个月世博会就要闭幕了。上班后我出馆转了一圈，感觉今天游客特别多，像下饺子一样人山人海。我特意到馆部的二级指挥平台看了看（里面有各出入口的监控录像），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感觉。入园的人数不断刷新，指挥平台的小吴惊呼：今天不得了，今天不得了，人介许多！到闭园时最终统计，10月16日这天入园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06万人！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碰见了一件让我尴尬、至今让我内疚的事情。
上午10点许，我的手机响了，一接听，是在四川工作的大学同学龚延贵打来的，他说他们夫妻俩乘火车来游世博，现在已经进世博园区了，听说我在世博会工作，希望能见上一面。我知道麻烦事来了，因为进世博园区的游客最大的愿望就是进中国馆看看。可是今天实在太困难了！虽然我是中国馆工作人员，即便是我的家人想参观中国馆，也只能按照馆部给各组的指标提前两天办好预约单，而我所在的综合协调组10月份的指标早已用完。而且今天这么大的人流，中国馆的各进口必定是重兵把守，不让一个没有预约券（单）的游客进入。
费了一番周折，我与龚延贵夫妻俩在约定的地点见了面。果然，他们提出能不能让他们进中国馆参观。我把情况给他们讲了，他们很体谅我的难处，说不行就算了。就在中国馆附近照照相留个纪念吧。然后我带领他们看了不需要预约的省区市联合馆，又请他们在员工食堂吃了快餐，他们就与我告别，找一起来的团队去了。
老同学大老远来看世博会，我作为世博会中国馆的工作人员，却没能帮助他们实现进馆参观的愿望，感到非常内疚和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