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外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1950年7月，日本政府根据麦克阿瑟的指令，建立了国家警察预备队。1952年成立保安厅，将警察预备队改称为保安队，海上警备队改称警备队。1954年保安厅改为防卫厅，保安队改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改为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于是，在自卫队的名义下，日本的陆、海、空三军正式建成。1958—1971年，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实施了三次扩军计划，到1971年，陆上自卫队的兵力达17.9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达14.4万吨，航空自卫队飞机达940架。自民党政府还曾试图修改宪法，特别是修改第9条关于日本放弃战争权的条款。1957年成立了“宪法调查会”，进行修宪的准备。1965年，该调查会制定了《宪法修正纲要》。日本政府的修宪企图因在国内外遭到广泛反对而未能得逞。1972年5月，美国把冲绳行政权正式移交日本，但保留驻军权。至此，日美领土争执最终得以解决。
（第三节） 一党执政局面的形成
1946年，日本颁布新宪法后，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专制独裁的近代天皇制变成象征性的天皇制，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得以建立。与此同时，政党运动显着活跃，政党纷纷成立。1945年11月，自由党和进步党（后改为民主党）以及社会党相继成立，日本共产党也于同年12月重建。日本战败后不久，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继承战前资产阶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的传统，分别组成了自由党、进步党、协同党等，它们几经分化改组，于1954年11月形成了日本民主党和自由党。
5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日本垄断资本的重新复活，在政治上也出现了新形势。1955年10月，由于对待《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态度不同而在1951年发生分裂的日本社会党重新实现统一。日本共产党也于同年召开“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即党代表会议），结束了1951年以来的分裂状态。为了对抗日益增强的民主力量，稳定保守党政权，在经团联等财界组织的大力促进下，自由党和民主党于1955年11月15日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从此，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格局，即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以及它同革新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相对抗的政治体制正式形成。
自由民主党是日本战后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纲领宣称：以民主主义的理念为基调，刷新、改善各种制度和机构，以期完成文化的民主国家；立足于希求和平与自由的人类普遍正义，调整国际关系，以期实行自主独立；以公共福利为规范，实施以个人创意和企业自由为基本的经济综合计划，以期完成民主的安定与福利国家。该党的基本政策，对外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大力发展与各国的经济贸易和资本输出；对内主张“自主修改宪法”、“整顿与国力、国情相适应的自卫军备”，“维护自由经济”。按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总裁，由自民党的国会议员选举产生；再按惯例由总裁组阁并担任内阁总理。自鸠山一郎为第一任总裁后，历经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其间，池田勇人任总裁时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田中角荣任总裁时恢复了中日邦交，福田赳夫任总裁时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自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随着派系力量的变化，内阁也常建立于各派势力的平衡上，故能长期稳定地执政，这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自民党内各派与一定的垄断资本集团保持联系，各派系之间围绕总裁（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的总裁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当然人选）选举不断展开错综复杂的争夺。自民党成立之初，即因派系矛盾而使总裁职位空缺，暂由原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原自由党总裁绪方竹虎以及三木武吉和大野伴睦4人代行委员。1956年1月绪方病故，遂于4月选举鸠山为第一任总裁。其后至70年代初，历经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滕荣作等各届总裁。自民党内的派系体制弊端甚多，但也为它进行一定范围的政策调整提供了灵活性，有利于在大选中通过不同派别来争取那些不满现行政策的选民。
7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生活中的自民党一党多派的民主政治总趋势并没有根本变化，但是自民党的垄断地位发生了动摇。其间变更了12位首相，均为自民党的各派掌权，但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争端屡起，丑闻不断，几度出现统治危机。
1972年田中内阁建立时获得国民支持率62%，为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他把日本列土改造计划作为主要的施政纲领，企图通过改革国内的生产结构和地区结构，解决人口过密和过疏问题，推动日本式福利社会的到来。这一计划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引起通货膨胀和地价上涨，使田中内阁面临危机。1976年2月洛克希德案件曝光，该公司通过日平丸红公司贿赂日本高级官员6亿日元，以求“全日空”购进洛克希德公司的三星飞机。7月27日，田中被捕，在历时6年零9个月的审理中，共逮捕18人，公审191次，田中被判刑4年，罚款5亿日元，这一战后日本最大的官僚丑闻，暴露了日本“金权政治”的内幕，动摇了自民党主流派的稳固统治。
1987年7月，该派内的竹下登为首的“经世会”取代田中派。三木上台后，为消除“金权政治”形象，实行一些改革，提出“整肃纲纪”，“净化政界”的口号。1975年4月和7月，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政治资金规正法改正案》，对捐赠政党、公职候选人等的总额作了限制；同时通过的《公职选举法修改案》，禁止公职候选人向选区选民捐款。根据1976年10月29日三木政府提出的《防务计划大纲》还明确规定，“当前个年度的国防开支总额，以不超过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为限额”。由于洛克希德丑闻的冲击，在1976年第34届大选时，自民党分裂为两个选举本部，在大选中自民党只获全部议席的48.7%，首次出现了执政党和在野党在众议院中势均力敌的情况。
（第四节） 从经济大国到图谋政治大国
战后日本天皇裕仁作为日本国的“象征”一直在位到1989年1月7日，成为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天皇。1952年11月10日被立为皇太子的明仁，自1989年1月7日起接皇位，年号“平成”。
随着经济力量和国力的增强，日本对外政策思想也发生变化。它把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视为其基本方针，一步步走向大国外交。
1983年的中曾根政府就明确提出了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主张，宣称“要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对世界做出贡献”。1987年度日本《经济白皮书》宣布，“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供应国”，日本要起到“19世纪的英国和战后美国所起的作用”。1993年4月，日本发表外交蓝皮书，提出“日本应在国际上发挥与国力相称的领导作用”。
为了加快走向政治大国，首先，日本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以同美国的合作与协调为外交基轴。1972年7月，大平外相宣称“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出任首相后提出以“对美协调为主轴”，以恢复日中邦交为头号课题为目标的“多边自主外交”；1974年12月，三木武夫组阁后提出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等距离外交”；福田首相上任后则推行了“全方位和平外交”；大平正芳组阁后一方面在1978年8月同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并同时强调日美关系是日本对外关系的主轴和基石；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在组阁后宣称日美两国是“命运共同体”。80年代以来，在日美经济摩擦由局部的、单个的摩擦发展到金融摩擦、高技术摩擦、结构性多方面摩擦的情况下，美日关系定位十分重要，虽然摩擦多于协调、竞争多于合作，但不会动摇美日同盟的根基。《日本还要说“不”》一书中说：“今后文明的主宰者将是日本、美国和欧洲三大势力”，“日本目前不可能单独地立即脱离美国的世界战略”，“日本必须在历史的大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它将与浩瀚的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的另一核心，它正踏在未来文明的浪尖上”。“美国离不开日本，日本也同样需要美国”。近年来，日美经济摩擦加深，并日益公开化。
其次，日本立足亚洲，在美、日、欧三角中谋求亚洲代言人的角色。日本曾提出过“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太平洋经济文化圈、日本海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等设想。日本认为作为亚洲唯一经济大国，要在全球发展，必须立足亚洲。近年来西太平洋的崛起为日本提供了机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趋势也向日本提出了挑战。但是在当前，采取经济“不结盟”的策略对日本的“国际化”更为有利。在政治上，1992年6月15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派遣500名自卫队前往柬埔寨参加维持和平行动；1993年1月，宫泽首相的曼谷演说，宣称要以亚太地区为日本的外交中心。
第三，随着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和日元不断升值，日本谋求建立“日元圈”，并与美元、马克形成鼎立之势。
第四，日本加强防务力量，并向军事大国方向发展，出现为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铺路的倾向。1981年和1986年日本先后出现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严重事件，1986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决定突破防务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1985年8月15日，在日本政府战败投降纪念日之际，中曾根率内阁主要成员破天荒地正式参拜了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后几乎每年都有重要阁员去靖国神社参拜。
第五，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3年7月6日，日本内阁正式表明了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同时谋求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第六，日本力图扩大日本文化的世界性影响。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展示了欧美文明与东方文明结合的效应，它把弘扬日本文化和吸收新儒学及西方文明的长处结合起来。日本的岛国心态所特有的忧患意识，激励着日本民族居安思危，拼搏向上。《日本坚决说“不”》一书称：“今后世界混乱之后而诞生的、控制世界的新文明，将在西方最后的代表美国和现代世界东方唯一的代表日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发展中产生。对于日美关系这种未来的意义，美国人会逐渐明白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成了日本外交发生转变的直接导火线。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改变了一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外交政策，提出了在国际格局出现多极化的情况下，采取“多边自主外交”的方针。除了同美国继续保持密切关系外，还主张同世界上其他战略力量和中苏等进行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交往。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同年10月，日本和苏联开始谈判缔结和约问题，但由于北方四岛领土的争端和苏联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双方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1978年，福田内阁提出实行以日美合作为轴心的“全方位外交”，并于1978年8月同中国签订了《日中友好和平条约》。
自80年代初开始，战后日本外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一转折的总方针体现在1979年大平首相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之中。这一战略的含义是，今后世界上构成威胁日本安全的因素，不仅仅是军事的，而且包括经济封锁、世界资源、动乱、贸易、货币、债务等综合因素，因之对付威胁的力量和手段也应是综合的。80年代，日本历届内阁均从这一战略思想出发，开展对外交往活动，从而使之成为日本推行大国政治的战略。
根据这一战略，日本提出了三个口号。第一个是“科技立国”和“文化立国”。不仅把技术作为确立政治大国的手段，同时通过传播日本文化，扩大日本的影响。第二个是“战后政治总决算”。其基本思想是要创造一个“日本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鼓吹民族自豪感，使日本“堂堂正正”地走向国际社会。第三个是“国际国家”。1983年8月，中曾根首相把“政治大国”改称“国际国家”，实际上是“政治大国”的变种说法。其实质仍是推行“综合战略”，在全球确立“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
80年代以来，日美经济摩擦加剧，进入“综合摩擦”时期。由于日本大量购买美国资产，到80年代末，“美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楼、美国的灵魂——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成为日本囊中之物，洛杉矶城市商业区的1/4也已归日本所有，日本已控制美国银行资产的10%，这些都深深刺伤了美国公众的自尊心。到80年代末，日美商品性对抗在美国上升为国民感情上的对抗和日美国家之争。1989年，代表日本统治阶层中“鹰派”观点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出版，书中竟把战后美国在日本的存在形容为“看家狗简直变成了疯狗”。美国大多数人则认为，“日本的经济力量比苏联的军事力量对美国的安全更有威胁”，有的甚至说，“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最大的威胁来自另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即日本”。美国还于1988年7月秘密举行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当然，由于日美经济又有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一面，双方战略上也有共同利益，因此两国摩擦中也有协调，“日美同盟”关系依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轴。
为了推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合作，主要精力则放在亚太地区，搞经济扩张和政治渗透。1980年1月，大平首相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正式提出了“环太平洋构想”。1982年6月，铃木首相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五原则，主张太平洋应成为“和平之海”、“自由之海”、“多样之海”、“互惠之海”、“开放之海”。
日本之所以提出这一构想，是同这一地区经济的增长、贸易往来的扩大、相互依赖的加深分不开的，也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尽管这一构想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始终忧虑“大东亚共荣圈”借尸还魂，担心再受日本支配和控制，加之日本日益增长的大国主义情绪和经济政策上的“本国中心主义”，均为亚太其他国家所反感，日本“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推行，因而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得以实现。
（第五节） 战后经济崛起与企业文化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