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4年10月9日，上海的秋天，雨声细碎，梧桐叶开始飘落，昏黄的灯光缓缓涂染着潮湿的玻璃窗。
病中的鲁迅接到两位年轻人从青岛寄来的信，信中附寄一篇小说的手稿以及一张合影，那篇小说便是日后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彼时名为《麦场》）。后来，鲁迅亲自为这篇小说撰写了序言，将《生死场》的主题概括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1936年，鲁迅更对埃德加·斯诺说道：“田军（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能让鲁迅给予如此高评价的萧红，不过才二十出头。
《生死场》是萧红文学生涯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荒凉的麦场，苍茫的山，老妇，农夫，牲畜，生产的女人与病亡的稚子，浸润罪恶与血污的黑土地，生与死的轮回，时空永恒的变与不变……被一个年轻女子，用细致入微的笔触轻描淡写地展开。没有主角，没有激烈起伏的情节与冲突，可在那色彩黯淡的小村里，人们能看到作者用她超然的、冷冽的黑眼睛，兽一般探寻与剥开黑暗中生命的纹理。
她的村庄，并不风和日丽，也并不是田野丰饶。
“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端。”这就是开篇第一句话。现在看来，多么像一部欧洲的艺术电影。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屋顶的麻雀仍然是那样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什么都和十年前一样。
它如此细腻，细腻到你能清晰地触及其中每个人物的灵魂发肤。它的视角简直无处不在，当看到濒死的女人在床上扭转身子，满床蛆虫在爬，一直爬到她已失去知觉的肉里，无论是谁，都会情不自禁地深深揪心。
这就是萧红的本事，或者说是她高于众人的天赋。她纯粹无欺，毫不躲闪，她有越出常轨的勇气与魄力，更具备绝不为了他人审美而妥协自我的魄力与毅力。《生死场》中并没有从正面描写抗日斗争，但人们看到了抗争，那是超越战乱、命运，超越一切普世定义的抗争，一字一句都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跳跃，既具象又抽象，如同个体的轮回与宇宙的混沌。
动与静，音与声，微小与博大，混乱与恒定……年轻的萧红架构她的作品，用的是超凡脱俗的整体观以及独一无二的历史观。
对于萧红的文笔，鲁迅评价为“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增添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如一颗击向命运之河的石子，很快便泛起了涟漪。不久后，身在青岛的萧红与萧军收到了鲁迅的回信。萧军回忆道：“鲁迅的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
在青岛，二萧投奔了老友舒群。不久，青岛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被捕，二萧在朋友帮助下离开青岛乘船前往上海，同行的还有朋友张梅林。
1934年11月初，萧红和萧军抵达上海。
鲁迅在《革命咖啡店》里意味深长地写道：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
没错，萧红与萧军即将接触的，就是如此这般、于来自东北的他们完全陌生的上海文坛。
行囊简单，风尘仆仆，二萧租住在拉都路一个逼仄的亭子间，甫一安顿下来，他们立刻给鲁迅先生写去一封信，急切希望能尽快见到他。次日，好友张梅林参观了他们的“新居”，萧红烙了葱油饼以作招待。饭后，三个年轻人心事重重地在繁华街道上游走了一番。据张梅林回忆，在著名的永安百货，萧军指着一排巴黎香水对萧红玩笑道：“你买它三五瓶罢。”萧红立刻说：“我一辈子也不用那有臭味的水。”
当天鲁迅的回信便来了，尽管萧红与萧军盼望着与这位文学泰斗的见面，然而鲁迅却在回信里说：
“见面的事，我以为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的时候再说罢。”
见个面需要布置些什么？又怎么会“颇为麻烦”呢？萧红与萧军简直大惑不解。他们兴奋，遗憾，或许也有点委屈。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当时鲁迅正处在多么凶险的境地。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借由聂绀弩对镜讲述，介绍了鲁迅当时复杂的处境：“上海文学流派众多，由于政治倾向、阶级立场不同，论争与笔战激烈无情。作为文坛领袖的鲁迅处在风口浪尖，成为敌对者和不同政见者炮轰的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正处在病魔的折磨中，鲁迅先生在萧红与萧军等待见面的时间里，对他们的每一封信，都无比真诚地给予了回应：
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
我确是当过多年的先生和教授，但我并没有忘记我是学生出身，所以并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
萧红与萧军这两个来自北国的年轻人，在繁华又苍凉的上海滩如同漂荡在一片汪洋上的孤舟，而鲁迅先生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平易亲切，无微不至，这既出自于他对二人的慧眼，也出自于他的敦厚善良。鲁迅的每一封信，于二萧，就像明灯、像阳光星辰一般重要，是他们坚持前进的力量与方向。
终于，约定见面的回信来到了：
本月三十日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
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路）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1934年11月30日下午2时许，萧红和萧军如愿以偿，终于在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
〔2〕
1978年，垂垂老矣的萧军回忆起与鲁迅的第一次相见，他写道：“这是上海冬季所常有的一个没有太阳的阴暗的日子。那时鲁迅先生的年龄是54岁，我是27岁，许广平先生是36岁，萧红是23岁。”
拂去时光的烟尘，悠远的往事历历在目。
1934年11月30日下午，萧军与萧红到达内山书店的时候，鲁迅早已等候在那里。他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整理一些信件和书籍，病容相当明显，憔悴不堪，没有刮胡子，眼睛很大，眼睑浮肿，脸色枯黄泛青。二萧见此，心情沉重，无限悲哀。
先生缓步走过来：“您是刘先生吗？”
萧军低声回应道：“是。”
“那我们就走吧。”
他们跟在鲁迅的身后，跟随他迅速且利落的脚步，热闹街市在那一刻是静止的，唯有那清晰的脚步声与心跳声在耳边回响。萧红与萧军，无比激动，百感交集。鲁迅，也在次日给他们的回信中，安慰了他们难过的心情。
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其实，我的底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不过精力总觉得不及先前了，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
在不远处的一家咖啡馆，三人落座。萧红问许广平先生怎么没来，鲁迅很从容地回答：他们要来的。
这些对话与见面的细节，散见于萧红和萧军诸多纪念文章里。在后人看来，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如此真实、亲切，就像在身边一样，有着很强的身临其境之感。
鲁迅的脸上并没有什么笑容，但这对他的温和毫无妨碍。他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端严、凝重，却不会给予他们压力。他的细腻与忠厚，让两个年轻人倍觉温暖。
萧军告诉鲁迅他与萧红是为何从哈尔滨去了青岛，也说了东北被日本人侵占后的状况、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抗争。鲁迅也谈到上海的左翼作家群体面临的压迫、杀戮等险境，同时也坦然告诉他们，即便是“左联”内部，也有不团结的现象。坐了一会儿，许广平带着孩子海婴来了，鲁迅从容平静地给众人做着介绍，许广平热情地和萧红与萧军握手。临别时，鲁迅将一个信封放到桌上，那里是萧军与萧红向他借的二十块钱。二萧的眼睛红了，泪水涌上了眼眶。在知道这两个年轻人回城没有坐电车的车钱后，鲁迅立刻从衣兜里掏出了零钱，他和许广平送二萧出门，直到他们上了车，鲁迅还直直地站在路边看着，许广平则挥动着手帕，连小小的海婴也挥扬着他的小手……
萧红与萧军，透过电车的玻璃窗，看到了一代文学巨匠的温情和寂寞。
……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单是一些无聊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
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鲁迅是文坛领袖，革命文学的旗手，亦是萧红与萧军的导师。在研读二萧与鲁迅的通信时，可以看到，二萧几乎什么问题都问，像充满渴求与求知欲的孩子，而鲁迅，几乎事无巨细地一一解答与点拨，同时耐心开导他们的愤怒、委屈与痛苦，甚至会顾及他们敏感的自尊心：
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果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
为了尽可能地多地给这两位青年作家帮助，让他们在声色犬马、鱼龙混杂的上海文坛不至于沉沦，借胡风的初生子满月，鲁迅邀请萧红与萧军晚宴，为他们介绍文坛的良师益友。
为了这次会面，在光线昏暗的亭子间，就着一盏昏黄的电灯，萧红用一个下午和一个通宵的时间为萧军缝纫了一件新衣服。
“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停不休地缝制着，只见她那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
这是萧军记忆里的那个夜晚。那个女人，如此深切地用全身心在爱着他。
不久后，二萧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补照了一张照片。萧军穿着萧红给他做的黑白方格的新礼服，萧红顽皮地叼起了一只烟斗。
身处贫困，前途渺茫，但这张照片定格了一份丰盈充实的真情，定格了他们坚定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眼神。
晚宴上群星熠熠。
除了胡风夫妇因为没有及时收到信缺了席，茅盾、叶紫、聂绀弩等人都来了。许广平对萧红十分亲热，以主人的身份介绍着各位，鲁迅则委托叶紫帮助和引领二萧，两个来自东北的年轻人很快与这些朋友熟识，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从这个晚上开始，萧红与萧军正式步入左翼作家的行列，鲁迅不遗余力地为出版萧红与萧军的作品联系旧友、寻找出路：“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到各方而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处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来接受它。”萧红的小说《小六》及萧军的《职业》《货船》《初秋的风》等作品，经由鲁迅的推荐，陆续发表在上海的一些刊物上。鲁迅还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提出中肯的建议与指导：
“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
1935年6月，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引起轰动，鲁迅很高兴，他兴奋地将这个作品寄给了许多朋友，包括很多外国友人，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部作品，了解其中所写到的中国人民的抗争。与萧红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萧军在《八月的乡村》里讲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的成长，行文遒劲雄浑，英雄主义色彩浓厚，但又朴实简单，充满浓郁的地方色彩。
与此同时，萧红写下了散文《三个无聊的人》，表达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而她的中篇小说《麦场》却迟迟等不到出版的消息。《麦场》在朋友们之间传阅，对于它的名字，大家各有建议，也产生了争议。胡风建议为其改名为《生死场》，鲁迅说：“《生死场》的名目很好……”
导师的关爱温暖着两颗漂泊的心灵，萧红与萧军成了鲁迅家的常客，特别是萧红，她曾将鲁迅比喻为自己的祖父，那个童年时代给过她最多温暖的老人。
〔3〕
树枝摇动，影子在窗户上晃动，屋子里，双耳花瓶的瓷釉自然堆起了纹痕，空气里是缭绕的纸烟气息。
“这叫什么名字？屋里不生火炉，也不冻死？”
二萧第一次来到鲁迅家中拜访，是在一个微寒的夜晚，萧红凝视着一盆青翠的植物，无比好奇地问。
“这花叫万年青，永久这样。”鲁迅先生将烟灰抖在花瓶旁边的烟盒中，红的烟火在他的袖口，显得越发的红了。
萧红来自北国，看着那一年四季都不凋零的植物，颇有点惊奇。
冷雨敲窗。那天晚上，鲁迅到底讲了些什么，萧红记不起来了，但她记得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深了，落了雨，她心里十分着急，和萧军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再坐一会儿：“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于是他们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钟。
临别，鲁迅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萧红感动地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雨难道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病下去么？
就站在铁门外，鲁迅指着隔壁那家写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他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
“有牌子的弄堂就是我家，九号，记住哦。”
在鲁迅家里发生的这些细节，出自萧红的回忆文章。鲁迅去世后，怀念他的文字很多，但萧红的回忆却与众不同，如《鲁迅先生记》《回忆鲁迅先生》，里面全是琐碎的细节，细节里的温度与情感格外的动人。
萧红曾回忆说：在没见到鲁迅先生时，猜想他一定是一位很严厉的人。但见面后，便觉得鲁迅先生是很容易接近的。有一次她问鲁迅：您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靠在藤椅上，沉吟了一下，慢慢地说：“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得……”
……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在许多人心目中，鲁迅已是一个有神性的伟人，被有意无意地拔高了。出于对文学大师的仰视，多数人会从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去解读他的伟大之处与人格魅力。但萧红却将鲁迅还原成了一个凡人，这是其他作者很难做到的。“别人都在一直阐述鲁迅的思想，萧红一直在写鲁迅的生活，她写一个人间的鲁迅。”
那是行走的鲁迅，阅读的鲁迅，沉思的鲁迅，忧愁的鲁迅，开怀大笑的鲁迅，坐硬板凳吃硬饭的鲁迅，执拗的鲁迅……他是如此鲜活，如此平凡，如此动人。
萧红在她独属的记忆里游走着，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让鲁迅在她的记忆与文字中真实地复活。从她的眼中和笔下，人们看到鲁迅温暖有情的一面，看到他与妻子的相濡以沫，与稚子的舐犊情深。萧红的视角又是那么的多元：街道、庭院、书房、暗室、楼上、楼下，她像蝶，像蜻蜓，像贴于灯管与墙面的飞蛾，追随着、观察着、体验着鲁迅一家人的生活细节。
“周先生，你看我这衣裳漂不漂亮。”
“不大漂亮。”
“为什么？”
“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如何界定萧红与鲁迅的关系？有些人做过不少题外的解读，甚至过于去放大人与人之间复杂联系中隐秘的、难以言传的因素。
“鲁迅并不仅仅只对萧红一个人好，他对于萧军的扶持与关爱，从某种角度来说要远远大于萧红，但我们往往却看到萧红写《回忆鲁迅先生》写得那么好，就忘掉了萧军对鲁迅也有很痛彻肺腑的回忆。”
而萧红之所以对鲁迅那么懂，她的回忆之所以那么独特细致，或许正如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里所写，这只是出于她作为“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不管怎样，或许是缪斯与命运的眷顾，萧红以她独有的天赋，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内核做出了无比深刻的阐释，不得不说，这是她献给文坛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
〔4〕
1935年12月，《生死场》终于得以出版。这是呼兰河的叛逆女儿张迺莹、哈尔滨落魄的文学女青年悄吟，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第一部小说。
萧红的文学生命，在这部作品上击出了重音。
校样出来后，鲁迅一看完，立刻便撰写了序言。很快，校样转寄到萧军与萧红手中。他们看到鲁迅用红笔认认真真修改了上面的错字，萧红感佩万分，鲁迅却很淡然：“我曾经做过杂志的校对，经验也比较多，能校是自然的，但因为看得太快，也许还有错字。”他的态度，既体现了对青年作者的爱护，更为萧红与萧军树立了严谨的榜样。
《生死场》甫一问世，便如一颗闪耀着光辉的明星，照亮了沉寂已久的上海文坛。它独树一帜的风格，收获了空前的热度，更引来了无数热议。
许广平说：“这是萧红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见面的礼物。”胡风热情地为《生死场》撰写了评论，盛赞萧红：“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天下的血迹模糊的土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不仅如此，胡风还将这部小说力荐给夫人梅志：“这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你看看吧，可以得到不少益处。”
梅志很感动也很喜欢，但她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怎么这样写呀？忽然这样，一下子又那样，一点不连贯，也不完整，简直把人搞胡涂了，不像小说。‘小说作法’上一定没有这样写法。”
胡风说：“你呀，你呀，真是被旧小说害得不浅，什么‘小说作法’，那些框框害你不浅，你要好好地读读她的作品。它虽然有缺点，你看她的感觉多敏锐，写人物自然风景不受旧的形式束缚，这正是她独特的风格，这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
上海文坛回应萧红以极大的厚爱，自此，萧红与萧军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写了稿子不愁没有地方发表，稿酬丰厚，邀约不断，不用再操心衣食，漂泊浪荡的生活暂时告一段落。
生活有了好转，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更多了。萧红、萧军与胡风、梅志、聂绀弩等人建立了亲密的友情，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做饭，包饺子，谈时事，谈人生与文学，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欢乐时光。他们如此年轻，如此活跃，如此纯粹，充满了真性情。为了心中认定的目标、为了理想，这些年轻人随时可以赴汤蹈火。时局艰难动荡，生活残酷却又浪漫，因为有了知己，苦中作乐，不乏轻松，创作的欲望也更为强烈；苦难积淀成营养，因有了同道者的分享与互助，梦想到底没有不幸地沉沦于虚空。
既然是朋友是知己，更何况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战友，那么说话是用不着掖掖藏藏的。聂绀弩性格直爽，在萧红、萧军的小说尚未出版、被生计折磨得焦头烂额时，他便很直接地建议他们写点文章换钱。萧军犹豫，说写了也没处发，聂则干脆建议：“你找老头子（鲁迅），他总有办法……”二萧果真听从了他的建议，去找鲁迅求助。
《生死场》出版后，对二萧的文学成就进行评价，言辞犀利的胡风则更是快人快语，认为萧红在创作上比萧军要高，萧红的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人物是喜是悲都能让人感同身受，就像活在身边一样。
这样的话，被自尊要强甚至大男子主义的萧军听了，不知会做何感想。
萧红早逝，她活在朋友们的回忆里，这些朋友往后的境遇，她永远不会知晓。晚年的萧军回忆起老友们的音容笑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化雨师恩酬几许？他山故谊怅何及。
余将倦眼量沧海，浩淼烟波入望迷。
在1935年前后的上海，萧红、萧军与胡风、梅志、聂绀弩、白朗、罗峰这些朋友携手同心，用手中的纸笔，记录着、见证着、经历着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那是一个浪漫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这些年轻人以无限的热情与纯度去追求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去践行自己的理想，完善自我的灵魂。将我们的目光从文坛掠过，纵观整个中国，学术界，到政界，到实业界、教育界……又何尝不是一个大师辈出、群英荟萃、风起云涌的黄金时代？
萧红的眼界渐渐拓宽，在文学上的造诣经过历练日趋成熟。散文集《商市街》，收录散文41篇，这些散文陆续发表在刊物上，得到业内的激赏。萧红的作品更加专注于国民性与人类精神世界，跳脱于传统的抗日文学风潮，主题更为独特或者说深刻。在这一点上，她与鲁迅是共通的。
这一时期，是萧红在创作生涯上重要的转折点，可生活就是这样，岂能事事让人如意？爱情在这个时候唱起了反调，乱弦飞舞，五心作乱。每一个深陷情海的世俗女子，在爱情中何尝不是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可苦心经营的安稳与幸福，总敌不过现实的考验。
1936年，萧红与萧军感情产生裂痕。在朋友的建议下，萧红满怀伤感，决意去日本东京暂居一段时间。1936年7月15日，鲁迅与许广平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蝉声凄切，绿荫筛下微茫天光，房间浮动着脆薄的尘灰，鲁迅强撑病体，靠在藤椅上对萧红说：
“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电影《黄金时代》中，鲁迅独白：“我们好像都是爱生病的人，苦得很。我的一生，好像是在不断生病和骂人中，就过去多半了。说到幸福，值得面向过去，或者面向除了坟墓以外没有任何希望的将来。每个战士都是如此。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那次家宴，是萧红与鲁迅最后一次见面。两个多月后，鲁迅病逝。
为自己精神与文学的导师，萧红沉痛地写道：
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
只说一声：久违
……
那一刻，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我们走出了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