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二月，在回答来访者有关询问时，俞平伯与来访者有如下一段对话：
“‘文革’中抄走的书籍，都清退回来了吗？”
俞老说：“凡是书上盖有我图章的，找到了下落的，都退回给我了。”说着，俞老问我：“你想不想看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部书？”
我一时还不明究竟，马上回答：“我从没见过这部书，想看看。”
俞老转身慢慢走进书房，捧出这部《红楼梦》的珍本来。这是影印朱墨两色写本，十七回上下两集，一九六〇年台湾印制厂出版。俞老笑着说：“这是胡适的宝贝，也是我的宝贝。‘文革’中当作‘四旧’被抄，这回清退回来一看，这部书盖上了康生的大印。原来这部珍本，从我这里当‘四旧’抄走后，转身却成了康生的宝贝。”
我看到俞老在讲这段话时，嘴角上挂着一丝轻蔑的微笑。
引文中“凡是书上盖有我图章的，找到了下落的，都退回给我了”一语应予注意，因为杜渐在香港访谈俞先生时得知：“红卫兵抄家后，俞老家中什么版本的《红楼梦》一本都没有了，‘文革’后虽然发还了一些书，但很多资料和书都失掉，这也造成了他研究工作极大的困难。”原来这其中“都退回”的说法，颇堪玩味，因为藏书之家往往更多的是未曾盖有图章的书。
俞平伯先生生于江南“书香世家”，他在童年时欢喜读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最晚读的才是《红楼梦》。中华文化有幸，当俞先生能读此书的时候，正是他缱绻人情、情窦正启的少年，又恰居新婚燕尔、暖香温玉的杭州。也许正是时间和空间的如此组合如此交汇，才让青年俞平伯对于《红楼梦》特别有感觉，成就了他的成名作《红楼梦辨》（一九五〇年修订为《红楼梦研究》再版）的问世。
不过，一部古人书，后来竟是如此颠覆了他的现实人生，一定是初读《红楼梦》的少年俞平伯所不曾料及的。不禁想起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杜渐先生在香港的一声长叹：“……对一个学者这样摧残，实在是中华文化的极大的损失，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啊！”
难怪当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庆贺其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院长胡绳代表官方公开承认他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评价他的学术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并表示“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以后，据现场的目击者说：
俞平伯坐在大会主席台中央，摘下眼镜，用颤抖的声音感慨地说：“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儿像‘旧时月色’了。”
难道俞先生在北京回头看到的历历往事，竟是如尘似烟的，连同那长达三十二年的无端冤屈、莫名悲愤。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不由得想起，他在北京回忆移家湖畔的当年，也即一九二四年阴历六月十八日夜游西湖时所说“中宵月华的皎洁，是难于言说的”的话来了。连“中宵月华”的皎洁当日都“难于言说”，面对“旧时月色”的朦胧，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杭州小住，便忽忽六年矣……最后的一年，索性移家湖上，也看六七度的圆月”（《芝田留梦记》）。一个甲子，就这样在俯仰之间，成了陈迹。而人生沉浮，正如月圆月缺一般，却全不能当意。
然则当事人所能留给后世歌泣的，惟有平时的文人风貌和乱世的书生精神了。余于平老晚年的淡定作如是解。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六日）
3、莫砺锋的《浮生琐忆》
一个人的苦难经历，到底有多少成分可能被转化为人生所谓的“财富”，其实是常常困扰人心的一个问题。读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的回忆录《浮生琐忆》，大概可以求得其千百种答案中的一种。
莫先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在年逾知天命之年，因为身在台北客中，于是在念亲思乡的特定情景中，竟由春日江南田野上随处可见的野菜“马兰头”的触动而激活了自己的人生记忆之窗。历历往事奔涌心头的结果，便是这部二十五万字的“三十自述”——《浮生琐忆》（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的诞生。
莫先生在本书《后记》中曾经检讨说：
全书完稿后，我从头至尾浏览了一遍。它给我自己的印象是一堆碎片，粗糙丑陋，杂乱无章。也许这正是我忠实地记录回忆的必然结果，我所记得的往事本身就是一堆凌乱不堪的碎片，它们奔涌进入我的脑海时虽然大致循着时间先后的顺序，但也常常你推我挤，忽前忽后。更何况它们虽然包含了我三十岁以前的所有悲欢离合，但毕竟是悲、离多而欢、合少，它们在整体上很少呈现欢乐、美好的状态，而是充满了愁苦和丑陋。当它们悄然进入我的梦境时，常常使我泪湿衾枕。
既然如此，这部极其个人化的回忆录竟有何种社会价值，值得出版社复制以后加以传播呢？显然作者在冲动中完成文稿以后，也曾扪心自省过“我有什么理由要把本书呈现给读者”这个问题——
我简直说不出什么充分的理由来，或许越是凡人凡事就越有代表性，就像在一根上下波动的曲线上，越是升降幅度小的轨迹点就越是接近平均值？或许每个人都有向人倾诉的权利，都可以把埋藏心底的往事说给别人听，不管那些往事是如何的平凡、琐屑？
我知道我的书写得平淡无味、絮絮叨叨、语无伦次，但是我希望有人倾听，我相信会有人愿意倾听。我把本书题为《浮生琐忆》，希望这个平淡无奇的书名与书中平凡琐屑的内容名实相符。
也许本书是作为学者的莫教授的首部非学术性作品，因此完稿后他竟是如此地不吝心虚之音：
我明白我写的绝不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它只是质木无文、毫无虚饰的回忆录。然而我写的也不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因为它的内容平凡、琐屑，不能反映那个时代的伟大或荒谬的程度。我和我的亲朋好友都过着最平淡无奇的生活，甚至我们所受的痛苦也是平淡无奇的，我们没有像那些在兴凯湖农场劳改的右派分子，或在西双版纳密林中“插场”的知青那样经受着轰轰烈烈的大苦大难，我们也没有像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民群体那样默默无声地长期忍受极端的贫困……我早就明白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我不过是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纷纷飘落的无数树叶中的一片而已。
本书难道真是如此的不堪吗？非也。但观卷首目次中纷至沓来的篇目，就不难让人感觉到本书生活场景之丰富和个性人物之众多。其实，就个人回忆录而言，惟其真实所以平淡，惟其平淡故而能够真切，惟其真实和真切，因此才有望成为民间信史。《浮生琐忆》一书无疑具有了这样的品质。
因为莫先生在书中首先是以个人的真切见闻，见证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民间史。
无论是新中国尚有理性时期的江南小镇的童年游乐，还是离家赴苏以后的高中生活；无论是自家还是外家长辈们的离合遭际，还是同时代伙伴们与时沉浮的命运；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青年生涯，还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等学校文化课入学考试以后的人生转机……凡此种种，既是作者“毫无虚饰”的人生经历史，也是共和国道路上不堪回首更不容回避的曲折史。
忍痛的幽默有时候同含泪的微笑一般，同样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莫先生常寓犀利的批判性于冷峻的回忆之中，令人印象深刻。
如“过年”系列四篇，先后写了“办年货”、“蒸糕”、“年夜饭”、“压岁钱”四事，在客观叙事中透现了家境的清寒和社会的贫困化。再如六十年代初，乡民因为饥饿而发生人体浮肿以后，少不更事的同学竟有作文歌颂这种以米糠为主、黄豆粉为辅的所谓“营养饼”的：
那个同学大概吃过好多次营养饼，印象深刻，就立志要借此题目歌颂党的恩情，他写道：“……工人生了浮肿病，农民生了浮肿病，解放军战士生了浮肿病。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党及时送来了营养饼，治好了大家的浮肿病。”他说的全是事实，他对党的歌颂也完全是诚心诚意的，但是不知为什么语文老师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他选材不当，从此就没有其他同学写关于营养饼的作文了。
“选材不当”四字，把领受着“营养饼”之苦涩的老师内心里那种难以言表的清醒之痛传达无遗。
因此，《浮生琐忆》绝非莫先生在《后记》中自我估价的那样不堪卒读，而是大有鉴赏和品评的价值。依我之见，本书素材看似平淡却不浅白，看似絮叨却不琐屑，就其整体价值而言，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足以揭露“那个时代的伟大或荒谬的程度”。即使就传记手法而言，也不难见出作者在构思上的创意和章法上的匠心。
细节总是感人的。注重细节叙述，善于提炼和勾勒，是《浮生琐忆》的另一个成功之处。由于作者性格的因素，他在书中极少用浓酽的笔墨，但是在写到与上辈人的亲情时，却情难自禁，不乏例外。究其感人处，全在于细节的描画，因为作者往往寥寥数笔，至情尽出。
如对于平生“只见过他们一次”的“我的爷爷奶奶”，他在书中着墨很少，只在一篇中写到，有一年因为河南西平老家发生严重饥荒，两位老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是作者的表妹）逃荒到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的江苏太仓，结果是，“那个春节，我们只在大除夕晚上吃了一顿白米干饭，从年初一起便每顿都喝胡萝卜粥”。祖孙三代同堂的局面前后只勉强支撑了四个多月。原来贫且困的境地，是没有天伦乐趣可言的。
多少年以后，作者已由二十八周岁的老童生成长为共和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文学博士。当他有机会前往葬身异乡的爷爷奶奶坟上祭奠的时候，该是何等的酸苦悲凉呵。他在《我的爷爷奶奶》一篇中回忆说：“爹爹生前常常为他无力赡养双亲而自责”，因此，“我跪在坟前给爷爷、奶奶磕了六个头，前三个头是代爹爹磕的。”这时候：
突然陆放翁的两句诗闪现在我脑中：“斯民醉饱定复哭，几人不见今年熟！”爷爷奶奶几乎终生没有得到过温饱，爹爹也是一生穷愁潦倒，而且始终处于忧虑、恐惧之中。如今我们总算都过上了衣食无虞的日子，也不再为政治运动而担惊受怕，可是爷爷、奶奶和爹爹却早已离开人世了！他们永远过不上温饱、安定的生活了，我平生想通过努力劳作让老人安度晚年的小小心愿也永远无法实现了！想到这里，心如刀割，便坐在坟前放声大哭……
我认为，情景中的作者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啼哭，与其说声声发泄着的，是由于私家遭际不幸而长期郁积在胸中的哀伤，毋宁说是对于一个国计发生错乱那个特殊时代的悲愤之鸣！
因此，莫砺锋教授的《浮生琐忆》，实是巴金先生所曾倡建的“文革博物馆”中多多益善的陈列品之一。作为展现国恨家难的人生悲欢短章，本书的终极意义不在于为个人立传，而在于为社会存史，因为人总是健忘的，群体也难免失忆。一个民族惟有时时回想感同身受的往日苦难，才有可能忠诚于来之不易的清平时代，并真正同心协力地献身于吉祥美好的家国未来。
假如说一个人的苦难经历，有可能被转化为所谓的“人生财富”的话，那么世道是别人的，只有知识是自己的，实在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百年人生无论是处在逆境还是坦途之中，永远保持好自己好学求知的积极心态，饱读诗书，以待时变，这应是作者通过本书昭示给世人的一种宝贵人生经验。
另一方面，假如像作者这样，进而能够以笔墨记录下曾经青春作价的坎坷人生和逆来顺取的心路历程，现身说法，传诸其人，那就更不失为一桩教化学子、泽被来者的公德和善举了。
（二〇〇四年八月六日）
4、张农《葫芦吟草》读后感言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吴江市文联举办了“纪念南社发起一百周年、张农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暨张应春烈士殉难八十周年”座谈会，同时发行了张农诗集《葫芦吟草》。我作为南社研究会副会长之一出席座谈，应政协吴江市文史委员会之约，因有此作。
由南京教育督学金建陵、江苏南社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末梅夫妇校注的《葫芦吟草》（大众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其卷首插页有着者张农（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影像和自序手迹。江苏南社研究会柳光辽会长在序言中说，诗作“记录下了一位忠厚、正直、本分的读书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历程”。
诗作者张农字都金、多金，号鼎斋、汾水老农，出生于吴江北库葫芦兜村，相传乃东吴名士张昭后裔，世代耕读传家。其足迹不广，仅得游历杭州、南京等地。辛亥革命后的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夏间，曾供职于南京造币厂，其同事来自十多个省份，一时相处，情谊甚笃，“游讌寻常耳，难求尽雅人”。（《同人讌集秦淮河第一楼》）
“萍踪遇合亦前缘，况复盘桓已两年”（《留别金陵诸同事两首》）。为此，他多有感慨吟咏，对于甫经兵燹的南京寄予了深沉的同情，“风景各异，不胜沧桑之感”，于是为旧游的雨花台、秦淮河、莫愁湖、明孝陵各做一诗，其中如：
一场剧战动风雷，赫赫皇城剩劫灰。
飞鸟无声山巍巍，路旁草木亦衔哀。
——《皇城》
驱车远谒孝陵颠，山色宜人柳袅烟。
日月翻新光汉族，无知松柏亦争妍。
——《明孝陵》
孰料又有袁世凯擅行独裁，中山先生为讨伐之而组织“二次革命”不幸失败后，南京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失守之事发生。故其《留别金陵诸同事两首》谓“同经惨劫交愈挚，话到离群心便酸”，“患难共遭烽火劫，交情胜比弟昆贤”。诗中“劫”字所指为此。于是张先生如倦鸟还乡，遂有“曙色暝蒙荒塘上，稳卧蓬窗梦不惊”（《晓发梅堰道中》）之句，可见在南京城中曾经形势之凶险。多年后的一个夏夜，他在《对月有怀》诗中有“无限柔情总未消，记曾夜泛木兰桡。今宵明月烂如许，照到秦淮第几桥”之句，可见南京生活他原未须臾忘怀也。
张农还乡后安居故里，从一九一七年起开始从事当地的儿童文化教育活动。柳亚子在为其女所撰的《秋石烈士传》中，称其能“抗豪宗，庇农佃”，在周知民困外，隐德甚多，“虽埋头授业，却心系天下”，并誉其为“饱学宿儒”。
乡居以后的张先生，进一步发扬了其明朗晓畅的诗风，对于家乡的胜迹风光多有吟咏，从而留下了众多白描式的律诗绝句。随着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这些诗篇已成为二十世纪吴江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进行乡土文化教育的宝贵资源。正如柳光辽会长序中所指出的：“物质的实迹虽然消失，却存下了非物质的文字，能给予后人永恒的念想。”
文载道，诗言志。那么，“时丁过渡潮流杂”（《自题小影》），“当世正逢多事日”（《望大江》）的张先生，其“志”何在？
笔者发现，在故里教读期间，他也并不是两耳不闻世间事的。其忧伤国事、忧虑民生之深，于其“长江滚滚向东流，万感都来不待秋。祖国沉沦谁砥柱，茫茫今古使人愁”（《感怀，步金剑平韵》）一诗中可知，于其“不是干将与镯镂，青蒲三尺影飕飕。尽他驱得妖魔尽，难斩人间国贼头”《端阳杂咏，和陶亦园韵》一诗中亦可知。推究起来，这原是有其一贯的思想底蕴为基础的。
因为早在辛亥前后，他就有多首诗作尽现对民瘼的忧怀：
美雨欧风动地来，神州莽莽半摧颓。
何人挺作中流柱，力撼狂澜一旦回。
——《时事有感》
万劫雄心未肯灰，大江南北战云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