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其七，因湘军有哥老会。曾国藩曾说：“一日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日出营离散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人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无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中活动，当是事实，孙中山讲演民族主义时，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会的事，然而情形并非想象的那样十分严重。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账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淸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湘军究竟共有多少？我们无法确定。我们只知道：湘军初次出击的人数，只有1，7万人。我们只知道：咸丰七年、八年时，湘军主力，仍然只有1万多人。直到安庆之战发生，才增加1万多人，约3万人左右。同治元年围攻南京的时候，连新招募的、新投诚的一起计算，估计最多不会超过6万人。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髙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3万人左右，剩下未裁的还有3万人。这3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人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逗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淸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以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权，一方面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淸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有人说曾国藩真是“老谋深算”，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其中所藏的风险，这个“戏”必须演好，否则以慈禧太后的心计，曾国藩早“人头落地”了，曾国藩的高明实在让人叹服不已啊！
鳙餐心得
仆辛苦多年，何必于晚节t，此一官致损扔望，从此不居权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
稹稞同寒
【原典】
澄弟左右：
正月初六日起行，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接印。近又两奉寄谕，令回金陵。文武官绅，人人劝速赴江宁。申夫自京归，备述都中舆论亦皆以回任为善，辞官为非。兹拟于二月移驻金陵，满三个月后，再行专疏奏请开缺。连上两疏，情辞务极恳至，不肯作恋栈无耻之徒；然亦不为悻悻小丈夫之态。允准与否，事未可知。
沅弟近日迭奉谕旨，逋责严切，令人难堪。固由劾官、胡二人激动众怒，亦因军务毫无起色，授人以口实；而沅所作奏章，有难免于讪笑者。计沅近日郁抑之怀，如坐针毡之上。
霞仙系告病引退之员，忽奉严旨革职。云仙并无降调之案，忽以两淮运使降补。二公皆不能无郁郁。大约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责常蹈危机也。纪泽腊月信言宜坚辞江督，余亦思之烂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二月初五日
【点击】
亲情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中国是最重视亲情的国家之一。封建社会中，家族更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曾国藩一生尽管对家族的成员严格要求，但仍然为亲情所困。
【结述】
曾家世代务农，远祖曾居江西，后至衡阳，明末淸初时，曾孟学一代，才搬到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这一时期家境并不富裕，直到曾立贞（字元吉）一代，渐渐富裕起来，积聚价值数千金的产业，湘乡曾代的祖谱便从他开始。
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曾国藩出生前三年，年巳六十六岁的曾竟希（曾国藩的曾祖父），将曾家从大界里迁到白杨坪。待曾国藩出生时，老人已年逾古稀，得见曾孙，自是欢喜不胜。曾家人丁单薄，儿子曾玉屏有三子，长子曾麟书居长，次子早卒，三子曾驻云没有子嗣，独理家务。只有曾麟书一房，子孙极为兴旺，生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居长，依次是弟弟曾国潢字澄侯，称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于，字事桓。最小的妹妹，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染痘早夭。实际上只有兄弟姊妹八人，以曾国葆最小，曾国藩称其为季弟。
岳州、靖港两次战争失败之后，曾国藩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湘军进行了大幅度的整编。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就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留。经过这翻整顿和裁撤，仅仅留下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潢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
咸丰六年，石达开进军江西，曾国藩部兵败溃回南昌，其弟曾国华奉父曾麟书之命，向胡林翼求援，兑弟之情令胡林翼十分感动，分兵四千人，让曾国华带兵回援南昌，解曾国藩南昌之危。
曾国藩委军丁忧回家，曾国华也一道同行。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德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人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
曾国藩自从“别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艰难备尝，“咬牙立志”地坚持下籴。
咸丰八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时期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多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因为十分清楚“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聆，天坞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这种古朴的变易观；他更淸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两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矚目与猜忌。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筌的秉性：精力充沛，有勇有谋，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金陵之役，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杏之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化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而余屡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奎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词，大局无他变，即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心。千嘱万嘱，无煎迫而深疾也。”
然而，好大喜功的曾国荃，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曾国藩为他安排的稍让功于李鸿章的良苦用心，偏偏要抢在淮军到达天京之前将其攻陷。城也破了，首功也拿到了：可接下来的“杀威棒”却实在是让他难以接受。还是曾国藩看得明白：“阮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攻破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办法。当曾国藩从安庆赶至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巳完全成熟。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定议裁撤湘勇”。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十二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人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一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人：这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五万人。于是，曾国藩便从这五万人开始进行裁撤。只剩下张诗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也奏请曾国筌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淸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即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职。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筌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至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后来，曾国藩曾回忆到：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对于弟弟政治上的失意，曾国藩一直是抚慰有加的。
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开始，大清王朝就制定了既使用，又制约的策略，这迫使曾国藩采取韬光养晦的基本策略。
这个策略得到了湘军绝大多数干将的支持，尤其以胡林翼为代表，大家都以湘军集团的大局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但是，骄横的曾国荃却不断地破坏湘军这个基本的策略，破安庆独揽大功，将多隆阿晾在一旁，攻克天京的时候，居然挤走精悍的多隆阿军队，以身涉险，血战四十六天之后，扬言包打天京，拒绝所有人与他分享攻克天京的功劳。
骄横的曾国荃，屡屡给曾国藩出难题，甚至破坏湘军的规矩，使曾国藩落下偏袒亲弟弟的把柄。
曾国藩为了达到不功高震主的目的，采取了推美让功的策略，将自己和湘军的功劳与局内人共享。这除了自保之外，还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作用。
曾国荃则是典型的争名逐利的人，经常将同僚和下属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曾国荃不但自己如此，也纵容兵士抢劫，曾国荃的军队是湘军中军纪最败坏的军队，残杀太平军俘虏，抢劫百姓，无恶不作。
曾国荃由于纵兵抢劫，世人称之为“容餐”，这个不好的名声给不爱财的曾国藩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世人或许会认为曾国藩兄弟在家提前商量好了，一个图名，一个图财，共同“振兴曾国藩家族”。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淸政府为了控制曾国藩兄弟（军权实际掌握在曾国荃的手中），分化湘军，实行抬髙湘军干将，压制曾国藩兄弟的策略。曾国藩为了消除清政府的戒心，除了裁减湘军之外，还必须让曾国荃解甲归田，也就是要求曾国荃做出重大的牺牲。
曾国荃很难理解和接受曾国藩的这委曲求全的安排，怨气很大。从常情来说，曾国荃多少都有一些埋怨曾国藩的意思，兄弟感情受到一定的影响。后来，曾国藩为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做诗贺寿，曾国莶痛哭流泪，可见受伤害之深。
曾国藩能够成为清朝两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曾国荃的功劳最大。事实上，曾国荃是湘军中最厉害的悍将，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曾国藩知道自己并不适合亲自带兵打仗，组建一支能征善战的湘军绝对不能完全依仗他人，关键的时候还得依靠自家兄弟，因此曾国荃在军事上帮了曾国藩的大忙。
曾国藩也处处提携自己的兄弟，将曾国荃部作为将军的嫡系军队，全面照顾。否则，以湘军中人才济济，以曾国荃的能耐，要出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国藩自己可以当圣贤，曾国荃却不是这样一块料，完全是为了名利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