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接物的方法，曾国藩认为“廉”字十分重要。他《家书》中就有所说的“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这就是“廉”字的一个方面。他说：“我自从己亥年在外面受人恩惠后，至今仍十分后悔，将来万一做了官，成了督抚，或当了学政，以前有恩情于我的人，要么数百要么数千，这都是钓饵啊。如果他们来找我，不答应他们的要求，那我显得过于刻薄，而答应他们的要求，即使做十倍的报偿，他们也不会满意的。所以我从庚子年入京以来，到现在已八年了，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情愿别人占我的便宜，我断然不肯占别人的便宜。将来如果作了外官，京城以内，就不会有求报于我的人了。”
曾国藩为人处世，接物待人的原则，不外乎“勤俭谨信”四个字，他在回彭杏南的信中说：“表弟你两次得到奖励，并且得到任用，其实都是靠不断的勤劳得来的，但尚且觉得这不足以报偿自己的功劳。以后应该在‘勤俭谨信，四个字上更下工夫。4勤，就像大地之间的阳气，立身居家、做官治军，都依靠阳气支持。勤劳就会兴旺，懒惰就会衰败颓废，‘俭’可以端正风气，可以带来后福。‘谨’也就是谦虚恭敬，谦虚就不会遭人忌妒，恭正就不会受人羞辱，‘信，就是诚实，不说一句骗人的话，不做一件骗人的事，这样做得久了，人人都会信任你，鬼神也会钦佩你。”
曾国藩在《日记》中又说：“修养自己管理别人的方法，不外乎‘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句话，这是终身也实践不完的，不在于多，也不在于深。”
曾国藩谈论做人之道，在给陈作梅的信中说：“君子立身，在于仔细体会他的位置和状识。如果真能于内心弄清自己的情况，消灭自己的不足，那上对天理，下对世事，则心中泰然。治长之所以无愧于他的老师，孟子之所以无愧于他的母亲，是因为他们能使自身得到充分的修养。”
在给鲍超的信中说：“阁下现在是威望最盛的时候，得到朝廷很多的恩宠，所以应当小心谨慎，谦虚再谦虚，只有谦虚才是保持福气的方法，在此以前，我曾用‘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来劝诫你，希望你牢记千万别忘了！”
曾国藩认为载福之道，即在于谦虚和谨慎。他在回吴竹如的信中说：“我以为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说话要谦逊才对。有过人的行为，而自己不说；有盖世的功劳，而心中不自满。这才是君子自爱的态度。”
在回欧阳定果的信中说：“立志努力学习做好人，第一在于勤奋，于公方面要早早地工作直到晚上也不断思考，对于自己则要看书写字。第二在于谦恭，外貌肃穆则不会招人羞辱，内心谦虚则可以使人受益，第三在于信实，不要说半句荒唐的话，不要做半点架空的事，做到这三点，即使走遍天下，也会处处顺利。”
在给李续宜的信中又说：“志节轩昂，情致缠绵，二者不可以偏废。”曾国藩善练“内功”，修养的功夫很了不得。这也是他胸襟开阔，虽万死而不辞，最后终于成功的重要原因。
宽恕得人
【原典】
一曰慎独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幸，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則身强。
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本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体之择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荨官厚禄，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责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賊。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則神飲。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责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责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无不勤劳自励。《天逸》一篇，推之于勤則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則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則有材而见用，逸則无能而见弃。勤則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扰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耕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有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金陵节署中日记
【点击】
我们常说伟人的人格魅力的力量是巨大的，一篇演说词或是一句话都能激励部下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曾国藩无论是身处官场，还是行军打仗时刻都显示着这种力量。
【综述】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在丁忧平缺其间，实际上等于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以及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楮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各教、立志杀賊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童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躯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所谓“以诚恕如天下，则群伦影从”。
关于“诚、恕”二字，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輿论的谴责，使之怵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竣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也不能立己达人，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藤。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四弋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人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还牙，立即讽刺说：“賜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尽。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骛。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嗔目不语”。意即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还表现在他咸丰十年（1860年）后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谧请将樊燮撤职査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这位满族官员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筹。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胳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谅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叠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
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胳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念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四月初一，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賊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极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禆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